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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鸿毛的虚空，来面对死亡。轻轻地、淡淡地，咽下最后那口气。生之限
十二月二十五日
耶诞夜，打电话回纽约。女儿在那边大声叫“派蒂回家了！”
失踪整整五天，原以为派蒂一定死掉了，没想到二十三号晚上，又在画室的地上出现。
“幸亏开了灯，又走得慢。”老婆说：“她就站在桌子旁边，稍不注意，就一脚踩死了！”
女儿的老师也在看了小丫头的日记之后写：
“真幸运，没有人把它意外踩死，在地板上很可能会看不清的。”
耶诞夜，宠物店居然还开门，老婆冒着风雪，去买了蟋蟀，给壮游归来的派蒂吃。她一次扔下去五只，派蒂吃下四只、咬死一只，可见派蒂有多饿。
由这件事可以知道，螳螂即使在很干的环境，不吃不喝许久，还能活得好好的。也可以证明，一只母螳螂在产卵之后，仍然可以活上一段时间。
记得我在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兰屿，那里的人对我说，在兰屿因为卫生条件差、营养也不足，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岁。当时我吓一跳，心想，距离台湾那么近，又是台东县的一部分，为什么寿命要比本岛差那么远。
早死二十年，这是多大的损失？二十多个年头，能看多少美丽的事物、吃多少好吃的东西。对本岛的人而言，五十岁还是壮年；对兰屿的雅美族而言，却已垂垂老矣。
记得当我一九七五年再去兰屿的时候，他们还过得很苦。学校的营养午餐只是一个馒头和一碗野菜汤，野菜是由学生轮流带去的。那里的老师对我说，他们在菜汤上淋一点猪油，孩子们常盯着自己的碗里看，数谁的“油星”比较多。
我也记得带着摄影记者，一起坐在海边吃便当，吃完，把便当放在身边。蹲在旁边看的一个兰屿男人，用眼神问我，我说我不吃了，他就把剩下的便当抓去，立刻送到自己的孩子嘴里。
那个时候，虽然身为记者，也不敢多说，只能把书面呈现给观众，要所谓“文明世界的同胞”一起思考。告诉大家，兰屿人是我们的国人，要我们去爱护、去保护，而不只是把核废料往那里扔。
前几年，去九族文化村。看到模仿兰屿的建筑，真是太像了，让我仿佛一下子飞回二十年前的野银村。细看，都是参考早期日本人类学家的资料建造的。
据说日据时代，特别保留兰屿，不去开发，使那里成为一个原始民族的“样本”，供他们研究。也因此留下许多珍贵的田野报告。
只是多年来，我常深思，凭什么这世界上有些人就要被用作样本？难道他们没有改善生活的权利，我们又没有改善他们生活的义务？
前几天，我左邻的门口张灯结采，原来是她的狗过生日。
“几岁生日？”我问。
“十岁大寿。”邻居说。
“对狗而言，十岁相当老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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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居然一扬眉，大声说：“你错了！现在营养好，跟人一样，狗的寿命也比以前长多了。”
可不是吗？过去五十年来，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了多少？宠物的寿命增加了多少？如同体育界好奇的，什么是人类体能的极限？什么又是人类生命，或猫狗生命的极限？寿命能不断增加，极限能不断被突破。
我养派蒂，尽一切力量，要使她长寿。我私下有个目的，是证明这世间的一切生命，都可以因为改进生活条件，而增长寿命，甚至增加智能。
英国·古道（Jane Goodall）博士，在坦桑尼亚观察黑猩猩的生活，发现黑猩猩居然懂得把草秆插到白蚁洞中，再拉出来，吃爬在上面的白蚁。于是有人怀疑，会不会是在某个巧合下，曾经有人“示范”了这种技术，被黑猩猩学去。
大黑猩猩（gorilla）已经被人们带进实验室，教会了许多手语和单字，海豚的语言也被人类分析出来，而能与它们进一步沟通。猴子被训练得可以照顾残障人；海豚被训练得可以参加军事行动；猫能学会上人的厕所，狗能导盲和作搜寻。这些动物的智能都提高了，寿命也增加了。谁敢说有一天去动物园，不会是黑猩猩在门口收票？
对于这个世界上的生物，我们除了“保育”，是不是也有“教育”的责任。抑或只允许我们人类，或进步的“文明人”改善生活、增长寿命？
派蒂重新出现，而且还能杀、能吃，使我有了展望。我相信，她可以作为第一只在纽约度过新年的螳螂。
“如果这个月三十一号夜里十二点，派蒂还活着，就把她放在电视前，让她看时代广场降下的新年灯球转播。”我对老婆说：“并且帮我拍一张照片下来，作为纪念，也作为证明！”新年
—月十八日
接到老婆的信，她果然拍了派蒂看新年灯球转播的照片。
照片上的电视萤幕，正映出“一九九六年”和一个圆圆的灯球，那是元旦零时，从纽约时代广场的一陈高楼上垂下的，代表新一年的来到。
这灯球对派蒂的意义，恐怕远比我大。因为那是派蒂一生能见到的唯一一次灯球。
她居然活到了新的一年。
照片里，玻璃罐被放在一个小木板凳上，派蒂正攀着纱布，对着电视，真有点像看转播。
女儿也在日记上写：“我的螳螂看了电视上的灯球下坠。”还附加了一句：“当早上没开电视的时候，她（螳螂）有些沮丧。”
人是很会想像的，说秋天是染了霜红，冬天是粉饰银妆。其实真正“点染、壮饰”的不是大自然，是人的感觉。这就好比晚霞不艺术，艺术的是人的心灵。
同样的景色，在不同的心情看来，是那么不一样。杜鹃可以很美，也可以泣血；猿啸可以很美，也可以是哀啼；燕子可以衔来春色，也可以留下秋愁；同样的“雨打芭蕉”，可以“万点风流”，也能“愁损离人”。
不知老婆和女儿，是不是也用了她们的想像。
“派蒂现在好老，一脸皱纹，就像老太婆一样。下完蛋，肚皮缩了，好像生了妊娠纹。连走路都没力气，走两步就要喘半天。”老婆说。
女儿则在日记上写：
“我的螳螂很老了，她的肌肉已经没有力气去抓虫，她大概有一百岁了。”
老师问：“你怎么知道她几岁了？”
女儿第二天则写道：“因为她很老而且很怯懦。”但是才隔一天，她又改口了，在日记上写：
“我想我的螳螂又要生蛋了。我爸爸说螳螂生蛋之后就会死。但是我的螳螂没有死。我爸爸又说，再生的蛋不会孵化，因为没有男生。”
老师大概知道小丫头不懂为什么“没男生”，就不会孵化，于是加注了两句：螳螂需要公的螳螂，然后蛋才能孵化。”
小孩太小，老师不能解释太多，说了等于没说。
但我真是佩服女儿的这位老师。她每天早上叫孩子们写日记，然后立刻看。在看的过程中，了解孩子生活的情况。该辅导的辅导，该安慰的安慰。
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不改学生拼错的字。譬如女儿会把daddy（爹地）写成dead（死），又把said（说）写成sad（悲哀）。天哪！如果她原来的意思是“爹地说”，就变成“死悲哀”了。
但老师有她的看法，她说应该鼓励小孩尽量试着用自己的话去拼、去猜。一边读书、一面学，渐渐自然会发现错误而自己改正。教小孩最重要的不要求他们拼得对、背得牢。而是使他们喜欢学习、喜欢表达，觉得那是一种快乐。
这使我想起以前在师大教“朗诵诗”。那时我很没耐性，学生朗诵得稍稍令我不满意，就要发雷霆。可是有一天，教一半，临时有电话，出去接，等打完电话回去的时候，远远听到学生自己在教室练习，比我在场时好得多。
我后来想，他们一定是因为我不在，不紧张，可以大胆地发挥，所以朗诵得好。从此以后，我发下一首诗，常不示范，要他们自己去想、自己去练。果然，由一开始时的乱七八糟，渐渐有了默契，反而表达得更整齐、更有灵性。因为他们不是靠我硬性灌输的概念，和示范的音节去朗诵，而是在自己心领神会之后，作了性灵的沟通。
也记得最近在台湾，到朋友家作客，那朋友的孩子正在作功课，抬头问爸爸：“鸟住在哪里？”
“当然是树上。”朋友答。
“不！不！不！”我立刻纠正：“有些鸟，像是鱼狗，会在岸边挖洞，住在土洞里；有些水鸟像大雁，会衔草铺在岸边作窝；又有些水鸟，像鸳鸯，会飞到距水一段距离之外，住在树洞里……”
我朋友听着听着，把眼睛睁得愈来愈大，最后打断我的话：“你帮帮忙好不好！照你这么答，我孩子一定不及格。”
当然，国内在教育观念上，这些年也有很大的改变。譬如数学，三乘四等于十二的题目，可能在起初写为3＋3＋3＋3＝12，我的朋友看了说：“真笨，教小孩背三四一十二就好了。何必这么麻烦？”
我说：“这样才对呀！你教孩子背公式之前，先应该使他有数字的概念，而不是硬背‘方法’。”又强调：“如果你希望他只是答得快、考得好，可以硬背；但是如果你希望他将来成为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就要让孩子从小有基本的概念……”
他又打断我：“伟大管屁？考好最重要！”
我摊摊手，心想：现在我们虽然有了许多一流的老师，似乎还得加把劲，教育出一流的家长。
只是，我又想：眼前这位老友，是留美的硕士，又位居要津，他不可能没有开放的观念，会不会因为升学的压力，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问题是，制式的教育，造成制式的思想；制式的思想造成刻板和狭隘。这与追求民主化、国际化的国家发展方向，不是背道而驰吗？教条与公式的压力下，使人们的创造力即使是“天马”，也无法“行空”。失去了想的自由，就不可能出现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庆生之杀
一月二十九日
前天深夜回到纽约。
每个老朋友大概都知道，要在纽约找我，最有把握的日子，就是一月底。不管我的行程如何复杂，又怎么改，一月底，我必定会回到长岛的家中，为女儿过生日。
今天是小帆的七岁生日，也是派蒂的大日子，因为女儿要带派蒂去学校给同学看。
说实在话，我作梦也没到，这螳螂居然能那么长寿，不但活过新年，而且熬到了元月底。
这一个月，纽约下了数十年来最大的雪，雪压断了树，打断了电线，连着停了好几次电，不得不点火炉取暖。但是派蒂，这个应该活在夏日的螳螂，居然好端端地度过了。
当然，今天的派蒂已经不是去年的派蒂，她虽然还是位杀手，也还能出手抓虫，但正如女儿日记写的，她的肌肉已经没力气。既然失去了活力，也就变得怯懦。
在台北看女儿日记，还不懂她为什么说派蒂“怯懦”。直到回来亲眼看见，才发觉那确实是一种“怯懦”。
当我把蟋蟀丢进去，派蒂不再如年轻时，主动地立刻去抓。她不动，等着猎物上门。也不是完全不动，常常仍然走到罐底，站在那儿发呆，或者偶尔“出手”，却是“虚招”，并不真把蟋蟀抓到。
使我想到一九七四年十月，拳击名将阿里（Muhammad Ali），在萨伊对弗尔曼（George Foreman）的那场拳王争霸战。赛前大家都认为三十二岁的阿里会输，一开始的几局，阿里也总退到绳圈旁，举着双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