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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征〕(一种状如盘子的铜制乐器),店铺就要关门。
自唐代后期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这种封闭式的坊市制遭到了猛烈的冲击,长安城里不仅出现了法令禁止的夜市,还屡屡发生私拆坊门,向大街辟门出入的事件。在近市的坊,出现了类似今天旅店式的供人短期租用停憩的场所,成了市内最繁华热闹的地方,甚至“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到了五代后周修建开封外城时,适应时代的需要,不再像唐代那样建造坊墙,而是准许居民沿街造屋,并用相当于街道宽度1/10的面积在路旁种树、掘井和搭盖凉棚,逐渐形成开放式的坊市制度和街道制度。北宋继续这一变化,到了中期,东京里坊旧有的东西两市也已消失。在此前后,其他城市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改制以后的北宋开封,商业不再存在于若干个市内,而是分散在都城的各个地方,和居民区相混杂,店铺、酒楼沿街设立,面街开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那种集中于寺庙观宇内的贸易市场或定期集市开始形成。开封城的相国寺,既是全城最大的寺院,也是重要的市场,它的中庭两庑'wu五'(古代堂下周围的房子)可以容纳上万人做生意。商业活动没有时间的限制,除了白天之外,晚上还有夜市,清晨还有晓市,夜市三更天才止,而晓市在五更时又开始了。
第四节 绿化与苑圃
古代都城一向重视城市的绿化,历代帝都道路的两侧都遍植树木。一般说来,北方以榆树、槐树为主,南方则槐、柳并用。唐长安城街道两侧槐树成行,绿树成荫,当时人称之为“槐街”。白居易的诗句“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就描写了这一景观。皇城和宫城内遍植梧桐和柳树。都城的中轴线中心大街的绿化,更为讲究:路中设御沟引水灌注,沿沟植树。隋东都洛阳中央御道两旁还尽植石榴和鲜花,长达九里,微风一过,花浪起伏,十分壮观。
供帝王将相游玩田猎的苑圃也是都城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满足统治者田猎游玩的需要,历代都城都在城内城外开辟了大量的沟渠池塘和禁林御苑。
早在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在都城建苑圃的风气已相当兴盛,楚庄王所筑的层台,吴王夫差所修的姑苏台、海灵宫,都具有一定的规模。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立即在渭河之南开辟巨大的上林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苑中造有许多离宫别馆。秦始皇迷信,不仅派方士到处访求仙人,还在苑中“作长池,引渭水”,用石块泥土堆砌蓬莱、瀛州等传说中的东海仙山,开创了人工堆山的先河。
唐长安城东南的曲江池和芙蓉园,是著名的风景区,玄宗时又在兴庆坊修建了富丽优美的园林兴庆宫。长安周围风景名胜甚多,骊山脚下的华清宫华清池更是闻名于世,唐玄宗每年冬天都带着杨贵妃去那里避寒。白居易《长恨歌》诗句“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就是对此事的写照。北京、开封和南京、杭州的城内城外,都有巨大的林苑。杭州西湖系在天然胜景基础上精雕细琢,开封的风光则完全是人工制造的。清代用了百余年时间,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经营西郊风景区。其中圆明园为我国古典园林建筑中登峰造极的杰作,可惜后来被西方侵略者烧为废墟。
除了众多的皇家苑圃,都城中的富豪和贵族也造了不少富于自然风景的园林。例如,西汉长安茂陵的巨富袁广汉,建了一座花园宅第,东西、南北各达一二公里,园中构山为石,引水为池,池中又积沙为洲,奇树异草,无不具备。自南北朝以后,在住宅后部或宅旁建造山池园林形成风气。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宅园,占地17亩,除房屋占2/3,其余便是水面、竹林、涧亭和假山。私家园林和皇家苑圃交相辉映,构成都城风景区的主要部分。
第五节 宫殿和坛庙
宫殿和坛庙是古代都城的重要建筑物,构成都城布局的一个方面。
宫殿是统治者发号施令的场所,也是日常起居的地方。历代帝王都造了无数雄伟壮丽的宫殿,但至今仍能见到的宫殿,只有明清时代的建筑,最主要是北京和沈阳两地的故宫。就二者而言,无论规模之大、建筑技术之精和使用时间之长,北京故宫都在沈阳故宫之上。
北京故宫始建于明朝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永乐十八年基本建成。历经明清两代的24个皇帝,至今已有500多年。从整体上看,它位于皇城的当中,居于北京城的正中,全城的中轴线从宫殿中穿过。宫内的全部建筑也严格对称地布置在中轴线上,主要分为外朝和内廷两个部分。
外朝包括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等三大殿,是宫城中最庞大的建筑物。自天安门进入,越过端门,穿过故宫的正门午门,跨过内金水河,经过太和门,即进入三大殿。第一座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最堂皇的建筑,明清两朝举行大典的地方。每逢新皇帝登基,颁发重要的诏书,元旦、冬至、皇帝生日、发放新进士黄榜,都要在这里举行庆祝仪式。第二座殿中和殿是一座方形的殿堂,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或演习礼仪的地方。第三座殿保和殿是年终举行盛大宴会的地方,清雍正以后进士考试的殿试也在这里进行。
内廷在保和殿后面,是皇帝和他的家属居住的地方,主要有皇帝的寝宫乾清宫和皇后的寝宫坤宁宫,加上两宫之间的交泰殿,合称为“后三宫”。三座宫殿的两边是东六宫和西六宫,是妃嫔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历来所说的“三宫六院”。
古代社会的人们,普遍相信在宇宙间存在着超乎人类之上的神秘力量,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和重要的山河都各有其神,支配着庄稼的收成和人间的祸福。同时,他们又崇信祖先,希望得到祖先的庇佑。为了祈求上天和祖宗的庇佑,历代皇帝在都城均建立了很多祭祀自然和祖先的坛庙。不过,坛和庙并不完全相同。坛主要用于祭祀天地、日月、山川河湖、风雨雷电等各种神祇,如明清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即属于这一类。庙主要用于祭祀祖宗先贤等,如太庙、孔庙、关帝庙等。先农坛比较特殊,它由先农坛、太岁坛、山川坛三个坛组成。它既祭祀农神后稷,又祭祀农时和山川,兼具两者性质。
第九章 京华一瞥:都城的经济
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割据政权或边疆民族政权,在多数情况下,它们的都城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任何一个都城,只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建设,无一不是如此。但都城众多的人口,并不都是自然增长所致,特别是那些在改朝换代之后建立的新都城,人口的迅速增长往往是移民的结果。因此,要谈论都城的经济,首先要提到都城的人口迁移问题。移民进入都城,有被迫和自愿两种,前者多是政府强制组织的。
对于封建专制政权来说,全国好比一棵大树,都城是树的主干,各地是树枝,树枝不能大于树干。因此,历代王朝在建都以后,为了打击各地豪强,提高都城人口数量和增强都城经济实力,往往要把全国各地的富户大族迁到都城居住。秦始皇灭六国,把六国富豪和大族12万户迁到都城咸阳。西汉建都长安不久,就迁入年俸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又把原齐国和楚国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迁到长安附近的陵县,同时迁入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大族,共10余万人。隋炀帝定都洛阳,强令各地的富商大贾数万家迁入洛阳。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后,也强制迁入江南各地富族豪民1。4万余户。为了能够就地生产武器和统治者生活所需要的日用品,都要通过强制性措施,将大批能工巧匠集中到京城。隋初,曾征集天下工匠至首都,各种行业都有,“纤微之巧,无不毕集”(《隋书·苏孝慈传》)。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从南方各省强征工匠10余万户,至元十六年在北方各省又搜刮工匠42万人,这些工匠相当一部分安置在都城手工业作坊。历史上这种强制性人口迁徙相当常见,在那些新建立的都城,这种移民甚至已成为都城人口的主体部分。
自愿迁入都城的人主要是由于经商、从事手工劳动、在服务性行业就业、读书、任官等原因而迁入的。都城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不仅易于经商致富,而且择业机会多,自然要吸引大批依赖工商和文化为生的人。人们曾观察到,在明代的北京城,当地人只担任车夫、赶毛驴车的驴卒、挖煤的煤户等体力劳动者,而从事工商业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胥吏,都是外省客民(王士性《广志绎》卷二)。对于想要进入仕途或施展政治抱负的人,都城无疑是最好的活动天地,因之定居的人为数不少。由于都城文化发达,迁入都城活动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也很多。唐玄宗时,仅隶属于朝廷所设太常和鼓吹署的音乐演奏家和歌舞表演者,便达数万人之巨。此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僧侣、道士,也居住在都城。其中一部分便是自愿迁入的。
都城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富人,因为这里是帝王和其龙子龙孙龙眷的世界,是官的世界,兵的世界,富豪的世界,其他的人也多是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而赖以谋生。据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统计,北京内外城70。5万人口中,不事生产的八旗人口和官员、差役、兵勇等共28万人,占总人口的40%。无可数计的有权有势的人聚集都城,过着奢侈的生活,要消耗掉无数的物质财富。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基本特征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男子耕种,妇女纺织,除了盐和某些铁制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便没有其他商品要求了。可以说,广大农村的商品购买力是很低的。古代商业经营的绝大部分物品,只能由城市居民购买,价格昂贵的生活奢侈品更是只有城市中的权力阶层与富人才买得起。因此,在大量的漕粮、赋税、贡品输送都城的同时,各地的精美物品也源源不断流向都城,都城成了全国最大的销金窝。
古代手工业一般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为巩固他们统治的需要而生产的,产品一般不介入商品交换的领域。由于大量的能工巧匠集中于都城,都城是全国最大的手工业中心之一,集中于此的官营手工业规模居全国之最,分工也很细。历朝设在都城的官府手工业规模都很大,分工很细致。《唐六典》载少府监和将作监管辖下的工匠有2。5万人,其中相当部分人分布在都城一带。长安城中仅供杨贵妃一人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700人,雕刻熔造又有数百人。北宋开封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工匠高达八万人,仅军器监辖下的南北作坊匠人就有8000到10000人之多,下分十个作:火药作、青窑作、猛火油作、金作、火作、大小木作、大小炉作、皮作、麻作和窑子作。南宋都城官营手工业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所属的上百个作坊,一二万名工匠。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