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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师的战斗力本来就比较弱，他们围着松山顶峰冲了一个月，死了好多人、就是上不去。到最后，82师副师长王景渊（贵州贵阳人，49年12月起义，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想出个主意，在松山主峰底下挖坑道，埋上五六吨炸药，搞了次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工兵爆破，“轰隆”一下掀去半个山头，把子高地上的日本鬼子全震死了，终于于8月20日拿下了松山顶峰。
主峰拿下了，剩余的日军就全部集中到了长岭岗。而这时，103师和82师已经筋疲力尽，何绍周只好把副军长李弥请来当“松山前线总指挥”，意思是让他把荣一师带回来打松山。
李弥回来了，但没带部队，而是指派103师309团担任攻坚。
8月26日，309团付出三个营长全部伤亡的代价，总算冲上了长岭岗。部队刚杀上山头，李弥就向卫立煌报告：“我军收复松山！”，可他刚放下电话，日军一个发击，309团又被赶下来了。李副军长恼羞成怒，指责309团团长陈永思“擅自放弃阵地”，远征军总部立刻打来电话，命令第八军枪毙陈永思、即日收复松山。
部队打光了，亲信团长还要被枪毙，何绍周军长顿时火大，当场把电话机给摔了。于是，卫立煌就写了个条子给他：“绍周，切勿以熟相欺”——意思是说你别以为自己有个陆军总司令叔叔就不得了（何应钦是何老三，何绍周的爹是何家老二），完不成任务照样军法从事。
何绍周也知道这事情开不得玩笑。蒋委员长已经下了死命令，“9、18”国耻日之前一定要拿下松山，否则团长师长军长统统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第八军就拼凑起最后的部队，有309团、307团的残部，还有荣3团和82师246团的余部，总共两千人左右，先锋官是谁呢？——王光炜。
王光炜这时候还在军部闲着，没有职务。他的资历比团长高一点、比师长低一点，既是黄埔生又是贵州人，担任这个突击队长倒是挺合适。并且，他当先锋官还担着一个责任——何绍周暂时压着“枪毙309团团长”的命令不办。如果王光炜能把松山拿下，陈永思的命也就能保住；如果这一仗打输了，两个遵义老乡的脑袋一起搬家。
蔡智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稀哩糊涂地跟着王光炜来到309团的。
309团驻守在松山大垭口。一走进团部，陈永思团长就迎了上来、紧紧攥住老王和小蔡的手，热泪盈眶，连声说：“好朋友啊！真是自家兄弟啊……”，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把蔡新兵弄得莫名其妙。
在团部，王光炜告诉大家：“这次行动，309团只接受何军长的直接调遣，除了军长本人，军部和师部所有的电话都不要理睬”——这等于是把前敌总指挥李弥抛到一边去了。
陈永思和309团的军官此时正恨透了李副军长，对这个指示当然十分拥护。
按照王光炜的计划，此次攻坚，由309团率先发起进攻，先攻克长岭岗的竹影山，其他部队再陆续投入战斗。
陈永思团长说，他已经把309团的剩余兵力编成了五支敢死队，除了他自己亲自上阵，副团长周志成也带一支敢死队。王光炜听了以后笑着说：“好啊，给我一个队，我也当个敢死队长”。
然后，几个人就趴在地图上开始算帐：冲到这里还有多少人，冲到那里还剩多少人……一边算、一边还在纸上记数字。
蔡智诚在旁边看了半天，看不懂。于是就问：“你们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有多少人？”
陈永思说：“你以为只有上大学才需要数学呀，打仗也要靠计算”，他拿着一把尺子在图上比划起来：“你看，根据地形，在这么长的距离上，第一冲击波将会损失百分之八十，第二冲击波会损失百分之六十，第三冲击波……然后再继续攻击这一段，第一冲击波又将损失百分之……”
蔡智诚顿时觉得地图上的数字太可怕了——那些百分比对于军队来说只是胜负的概率，可对个人而言可就是百分之百的性命呀！
过了一阵，309团的军官们来开会了。因为前几天的损失太大，今天到会的只有两个副营长和七八个正副连长。
陈永思团长说：“这一次，我准备战死疆场，王老兄和蔡老弟是生死朋友，他们特意赶到这里与我共患难，你们愿不愿意陪我一起死？”
营长连长们都说愿意死。
王光炜安慰大家：“打了胜仗就不会死”。根据他的解释，日军已经筋疲力尽、肯定挡不住五个波次的攻击。如果我军第一、二波接近阵地后坚决顶住不后退，第三波就能够站稳阵脚，等第四波到达的时候，战局就赢定了——他还说这是法国拿破仑的打法，绝对没有问题。
王光炜说：古代孙武子吴宫练兵，妇女尚且能上阵杀敌，何况我们这些男子汉。大家要精忠报国，致死地而后生。并且宣布：“在战斗中，如果哪位兄弟发现我临阵退缩，可以打死我而不算犯法；反过来，如果你们有谁畏缩不前，同样枪毙，绝不宽恕……”
接着，王光炜又当着大家的面给各部队打电话，约定第二天拂晓前发起攻击。要求战斗开始后，协同进攻的各团首先实施佯攻、掩护309团的突击队，当309团的第三波（王光炜本人在这一波突击队）冲进敌阵地时，打出三发红色信号弹，其他各团随即转入主攻，一举攻克长岭岗。
军官们开会的时候，蔡智诚也坐着旁听。他觉得经过陈永思的精确计算、再经过王光炜的科学布置，打赢这一仗完全没有问题，心里十分踏实。
散会以后，蔡新兵被安排去游湘江的那个连。
从团部出来，游连长就开始埋怨：“哎呀哎呀，你来这里干什么哟？”，再看到蔡智诚肩上的喷火枪，更是叫苦不迭：“哎呀呀，你怎么扛这个背时的东西！”
“怎么啦？这是新式武器呀”
“武器是新式的，可惜射程短啊。要和敌人抵拢了才能开火，你说，叫我怎么保护你嘛！”
“谁要你的保护？”蔡智诚有些不耐烦了，“我自己会打仗，你给我派个助手就行了”
到了连队，游连长安排一个老兵帮喷火兵扛罐子，并且一再叮嘱：“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保存体力。明天冲锋时一定要跟紧我，千万不能乱跑啊！”
夜深了，四周的人都已进入梦乡，可蔡智诚却睡不着。他在想，明天自己会不会死？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闭着眼睛想了好久，想来想去都是别人死掉的样子，横竖揣摩不出自己阵亡的状况。折腾了好一阵，干脆爬起来检查武器装备。
旁边的助手发现他在黑暗中摆弄喷火枪，连忙问：“出什么事了？”
“没事没事，复习一下”，蔡智诚解释说，自己有个临考紧张的习惯，原本学会了的东西，一到考场就忘光了、要过好久才能想起来。明天是他头一次上战场，就象进考场一样，上阵之前再把武器熟悉一遍。
听到这个说法，助手也赶紧过来帮他复习功课。真是的，考试考砸了最多不过挨顿打，这打仗打砸了小命就报销，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蔡智诚的这位助手名叫“罗烟杆”，是个老兵。他参加过武汉会战，在田家镇战斗中被日军俘虏过，跑回家乡后又被抓了壮丁，接着当兵。
“罗烟杆”其实并不抽烟，只是因为他曾经当过烟具作坊的学徒、专门制作烟枪，所以才得了这么个外号。在军队里混久了，这家伙也成了兵油子，会来事，发觉蔡智诚的派头和别人不一样，于是就对他格外的殷勤，有一搭没一搭的陪着新兵说话。
心里想着打仗的事，蔡智诚就问罗烟杆：“军队冲锋的时候，什么位置的伤亡比较小？”
“太靠前了容易挨枪打，太靠后了容易遭炮轰。靠边的位置比较安逸”
这和陈永思团长的计算公式不大一样呀？蔡智诚的心里有点儿打鼓了。接着又问：“你说，日本鬼子打仗怎么样？”
“霸道。凶得很”
“怎么个凶法？不怕死么？”
“不是怕死不怕死的问题”，罗烟杆回答：“要说的话，我们打急了也不怕死，可还是和他们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来，有一种已经死过了的感觉，象鬼象野兽，反正不象人。和他们打仗就象是和僵尸打架一样，即便打赢了，心里也怕得很……”
一席话说得蔡智诚直发毛。在这以前，他活的死的日本人全都没见过，当然更无法想象僵尸一样的日本鬼子是什么模样了。
1944年9月2日凌晨6时，松山前线还笼罩在夜色之中。
拂晓前，第八军的炮兵部队开始向日军实施炮击，同时，307团、荣3团和82师的阵地上也响起了剧烈的枪声，各掩护部队纷纷用密集的火力压制长岭岗，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竹影山上，爆炸的闪光连成了一片。
许久，当炮火停息时，天色已蒙蒙亮了。放眼望去，日军阵地上硝烟弥漫、寂静无声，敌人没有还击。
“第一队，前进！”
“第二队，前进！”……晨雾中传来了军官们的号令声。
蔡智诚随着身边的战友跳出战壕，一步步向前走去，心里想着：“要开仗了，这就开始了么？”
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
前方的日军阵地依然如死一般沉寂。
“天晓得，那上面究竟还有没有活着的日本兵？”
先说明一下：
对于松山战役中的防御阵地，中日双方的称呼各不相同。大致说来，我方所说的“松山”，就是日军记载的“拉孟”（腊勐是松山附近的一个村子）；我方称“滚龙坡”，日军称“本道阵地”；我方称“大垭口”，日军称“音部山阵地”；我方称“松山主峰”（或“子高地”），日军称“关山阵地”；我方称“长岭岗”，日军称“横股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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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智诚的记忆中，1944年9月2日的早晨，天亮得特别快。
炮击开始时，四周围还是漆黑一片，而当炮声平息的时候，天色已渐渐亮了。士兵们从战壕里跳出来，走进淡淡的晨雾，不久，竹影山就清晰地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竹影山，日军战史上称为“西山阵地”。它是长岭岗的制高点和屏障，在它的背后就是黄家水井，那里是松山日军的最后巢穴——“横股阵地”。
以前，这里长满了松树、核桃树和麻栗果，后来这些树木都被日本鬼子砍去修工事了。现在山坡上光秃秃的，晨曦中，只看见被炮火犁过的泥土正飘散出阵阵硝烟。
远远望去，敌人的阵地一片寂静，看不到有人活动的迹象。蔡智诚心想：“山顶上还有活着的日本兵么？如果有，他们一定正看着我吧，他们的枪口一定正瞄准我吧……”，想到这里，他用力地挺起胸膛，努力地在脸上挤出微笑，做出几分骄傲豪迈的表情。
其实，并没有人注意蔡新兵的神态，大家都在默默地向前走着。
按照王光炜的计划，突击部队分为五个波次，每个突击队又排成四列横队，相互间隔三十米，想象起来，进攻队形应该象层层的海浪一般、有次序地向前滚动。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五个突击队的出发阵地有远有近、阵地前的地形也各不相同，士兵们要在途中攀爬峭壁和陡坡，走了不一会，队形就乱了，各部队都混在了一起——不知军官们是否还能做到心里有数，反正，蔡智诚根本就弄不清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