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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在北线和南线大获全胜，我们今天抓了国民党的团长师长和军长，明天就要活捉黄维杜聿明！大家说，行不行？”
“行！”
“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把反动头子蒋介石也抓起来。大家说，咱们能不能办到？”
“能办到！”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消灭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
夜深了，但疲倦的人们却并没有入睡，俘虏兵们围住解放军的干部，有的打听各地战场的形势，有的询问共产党的政策，而那些干部们也都不厌其烦的进行讲解，人群里不时爆发出开怀的笑声。
这笑声让蔡智诚感觉到莫名的无奈。几年来，他曾经许多次在“总理纪念周”或者“精神训导课”上发表过这样那样的讲话，但却从来没有哪一回能够获得如此热烈的反响。这些外表看上去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共产党人，刚刚才用“没良心炮”毁灭了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却紧接着又用几句简单的言语就赢得了俘虏们的真心，如果说双方在战场上的战争物质水平还仅在仲伯之间的话，那么，这精神感召力量的差异却是国民党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在这深夜的旷野里的欢笑声中，蔡智诚十分清晰地感受到——国民党的政权真的快要完蛋了。
第二天一早，俘虏营里树起了一面横幅，上面写着“解放大会”四个字。
共产党的宣传员来了不少，有做演讲的、有打快板的、有唱歌的有喊口号的，都在动员俘虏兵参加解放军。这边有位大个子说：“共产党办事最公平，不靠关系不讲金钱，只要你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就能有出息。我原先是99军的，在郑州战役被解放，才不过两个月就当上了排长，咱们俘虏兵跟着老革命一起冲锋打仗，照样可以立功受奖……”，那边又有位小个子在讲：“先前跟着老蒋走错了路，现在就应该掉转枪口为人民立新功！让大伙回家并不难，可各位想想看，如果你的家乡在国统区，回去了又被抓壮丁，照样还要吃败仗；如果你家在解放区，那就更不应该了，乡亲们分了粮食分了地，都在一门心思的支援前线，可你却顶着个国民党的烂帽子跑回去，哪还有脸面见人呀？倒不如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等打下了红色江山，咱们再光荣自豪地回家去！”
鼓动了一阵，有人报名了。一个士兵跳上桌子说：“我给老蒋卖命，从西北打到东南，天天挨骂受气。解放军对我们够仁义，体贴客气，把我当个人物看，我今天决心跟着共产党，赴汤蹈火，就是死了也不反悔！”
“对对对，我们参加解放军！”，桌子底下的许多人立刻振臂响应，那表情就象是投奔了梁山的呼延灼。
“国民党每月给我军饷二十万，被长官七贪八扣，寄回家去还买不到两斤玉米。共产党的干部自己吃杂合窝头，把白面馍馍让给我们俘虏兵，咱们不为解放军卖命就太没良心了！”
“对对对，共产党是一把小米养恩人，国民党是一担麦子养仇人。那老蒋注定要完蛋！”
“各位长官，我扛枪十二年，跟过五个老总，回回都是听指挥守规矩，现在参加解放军，我也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让共产党为难……”
“对对对，跟着共产党好好干！”
七嘴八舌地议论到中午，气氛真是很热烈。午饭照例是猪肉白菜大馒头，这时候，宣传员又跳上桌子宣读文告，那文告是刚刚发表的《刘伯承、陈毅促黄维立即投降书》——
黄维将军：
现在你所属的四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八十五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十四军所属不过两千人，十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依靠的王牌十八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整个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所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李弥、邱清泉兵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被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八十里以外，寸步难移且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的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
贵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与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做无谓的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的警告，请即派代表到本部谈判投降条件。时机紧迫，望即决策。
刘伯承陈毅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14军哪里还有两千人，活着的全都在这里了”
“连黄维也要做俘虏，我们还犹豫什么，赶紧参加解放军吧……”
这敦促投降的文告就如同最后的警钟，彻底击破了彷徨者的心理防御。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俘虏都涌向了登记台、纷纷要求反戈一击。但人家解放军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愿意接纳的，最受欢迎的当然是精干的壮丁，因为他们身体好、受过正规训练、拉上去就能用，而那些体格弱小的病号或者满脸烟气的兵痞就没人肯要了，于是有些人就焦急地哀告起来：“长官，我这些天跑肚子，拉稀把脸色拉黄了，打起仗来不碍事”，“长官，我身形瘦小是饿出来的，只要吃几顿饱饭，我也能扛起重机枪……”
蔡智诚发现，共军的战场补充似乎有一个潜规则：战后的俘虏通常不会分配到曾经交锋过的单位中去。比如参与攻击杨围子的是中野9纵27旅，而来自这个战场的“解放战士”就补给了与杨围子没有关系的26旅——蔡智诚当然不会想到这个貌不出众的9纵26旅后来居然能够成为新中国空降部队的主力（15军第44师），而他如果可以及时醒悟的话，几乎有机会成为这支“土共武装”的第一位“伞兵人才”。
在当时，蔡智诚完全不曾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俘虏兵们排成了新的行列，看着他们摘掉了头顶的帽徽、领取了新的身份牌。解放战士的识别标志不过是一块小小的布片，上面写着部队番号和个人的名字，这东西本来应该是缝在衣服上的，但现在却已经来不及寻找针和线了，新战士把“身份牌”揣进兜里就踏上了战场，他们一个个激动地振臂高呼：“打杨四麻子去！打杨四麻子去！”
那时候，淮北一带的村落大都没有正规的地名，通常是以当地富户的名号作为地理上的代称。蔡智诚不清楚这“杨四麻子”的具体位置，但他心里明白，那个地方距离双堆集一定很近，他知道，黄维兵团的末日已经指日可待了。
忠义集的俘虏兵们走了，就象他们来时一样的匆忙。空旷的场地上，灰溜溜的蔡智诚显得特别孤单。辛国良主任还在路口向别人询问着什么，他显然并没有完全打消对这个“文化人”的怀疑。
路口上聚着一群支前的民夫，听口音是宿县当地人。“须县斯校（宿县职校）？莫望见过，不知晓”
辛主任立刻召唤蔡智诚过来接受审查：“根本就没有宿县职校，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怎么会没有职校？有的！我和彭先生出来搞田野调查，他是个老头，给桑树治病的……”
“哦——知晓知晓，彭老夫子，胡子煞白，咋呼（号召）把水塘填土改种桑叶的那个，讲做可以治大肚子病。咦哟！你跟他是一群的”
“对对对，我跟他是一群的……”，蔡智诚这才明白，彭晋贤推行蚕桑的目的是为了防治血吸虫。
安徽北部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如果彻底实施“土改旱”、把水田变成桑林，确实可以大面积地消灭钉螺。但问题是，在战事频繁的年月，这样的办法其实很难实行，因为水田种稻可以见缝插针、一季就能获收成，而桑林养蚕却需要好几年的培育时间，一旦遇到打仗就全部报销了，所谓“种水田大肚子，种桑叶饿肚子”，更何况当时的老百姓并不相信大肚子（血吸虫病）与钉螺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大家都把这位鼓吹“毁田造林”的老头当作了瞎胡闹的“妖业蛋”，彭先生的蚕桑理想也就成了一相情愿的空中楼阁。
乡民们对彭晋贤的评价并不太高，但这依然可以从侧面证实蔡智诚的“学者身份”，于是，辛主任很快就给“蔡先生”出具了证明信、发放了路条，并且略感歉意地说：“让你受委屈了。昨天开饭的时候，别人都在抢，只有你一个人站得远远的，当时我还以为你是个吃饱了不觉得饿的国民党官僚……”
蔡智诚这才知道，矜持傲慢的本性差一点就让自己暴露了身份。
宿县解放了，当时是中原野战军的后方。根据安排，蔡智诚应该跟着支前的队伍回宿州去，但有意思的是，那帮民夫们却在跟管理员吵吵嚷嚷，一个劲地要求继续留在前线。
淮海战役期间，支前的民夫主要承担“运输”和“担架”两项任务。
运输人员分为三类，“挑夫队”随军行动，每副担子50斤；“小车”（独轮车）承载200斤，车上装的是军粮；而“大车”（畜力车）的载重量都在千斤以上，由武装押运，主要负责输送弹药。运输队的成员大多从老解放区远道而来，而担架队的队员则是新近翻身的本地民众。每副担架配备三人，每支担架队有十八副担架、大约五六十人，这些担架队也分为两拨，一拨负责把战场上的伤兵抬到转运站（前方医疗所），叫做“前线队”，另一拨再把转运站的伤员抬到后方医院，叫做“二线队”，通常情况下，这两拨任务是轮换着执行的。
可忠义集路口上的这支担架队却不愿意进行轮换，他们已经在前方忙碌了三四天，依然不肯转为二线，“按窝（很快）就捉黄维了，等捉到黄维再回去”，“我们吼吼的出死力，现在换别人不吱拉声摘果子，不中不中！”
管理员来来回回地做工作，说干二线和干一线都是同样的重要，但民夫却有自己的主张：“瞎迷糊喽！谁不晓得前线立功好光荣！”，闹到最后，还是转运站的站长出来说了话，保证北线围歼的时候一定请他们去收尾，民夫们这才意犹未尽的勉强点头：“也熊也熊，这边只瞎一个兵团，北边却有两个，我们蹬歪蹬歪、正好捉杜聿明去……”，那口气仿佛人家蒋委员长的得意门生、国民党军的王牌战将就是他们水缸里的王八，可以手到擒来似的。
民夫们的乐观情绪是有根据的，转运站内外的热闹景象就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标志。
忠义集的场院里摆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大车和小车，军需物资堆积如山。镇上的建筑虽然已经被战火摧毁，但兵站人员又在废墟之上树起了各类标牌，放眼望去，有医疗所、军械股、粮秣股、运输股、保卫股、总务股……而管理人员的袖箍也是分门别类，有炮弹组、机枪组、步枪组、手榴弹组、器材组、被服组、鞋袜组、柴草组、米组、面组、菜组、会计组、协调联络组……操着各地方言的民众在各种军需物资中间穿梭奔走，山东的、河南的队伍高举红旗，“大军向前进，支前紧跟上”，雪枫、萧县、宿怀、宿西、宿东（当时的县治）的人马打着横幅，“翻身做主人，拥护解放军”。兵站的内外没有呵斥、没有催促，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是鼓励和祝贺，在这有条不紊的忙碌之中，源源不断的弹药和热气腾腾的饭菜随着热情高亢的歌声被一批一批的送往了前线。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