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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斯坦顿，曾经记得不愿意带巴菲特去参观工厂，现在终于意识到了——同时也太晚了——他必须见巴菲特一面。于是杰克和他当时的妻子凯蒂赶到了纽约，在广场饭店和沃伦及苏茜共进早餐。但是杰克当时非常胆怯，都忘了要说什么。据一名叫拉尔夫。里格比的织物推销员说，凯蒂比杰克恳求得还要厉害许多。后来，巴菲特开玩笑说：“如果我要雇人，首先就雇凯蒂。”
也许巴菲特想换一个话题，于是他对杰克讲述起自己的事业，叙述自己作为一个投资者的成长历程。杰克问他：“你是如何成功的呢？”巴菲特说他每年都要读“成千上万”份财务报表。
在5月份的董事会会议后不久，巴菲特就秘密地命名了一位董事。在正式接管那天清早，巴菲特飞到新贝德福德去了。他理着一个小平头，衣服扣得紧紧的，尽是皱褶，还被一个公文包和巨大的旅行袋向下坠着，活像一个邋遢却热情奔放的外出出差的推销员。
巴菲特向位于考夫大街的办公室走去，西伯格最后一次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召集所有的会议人员作好准备后，西伯格仔细地把议程安排读了一遍，没有作出任何表示。然后，西伯格。斯坦顿在上面签上名字，就好像吞下了一杯毒药，两人一言不发，满腹愤懑地冲出了镶木地板的优雅的会议室。肯。察思被选为总裁，巴菲特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奥蒂斯，在给他哥哥的最后一击中，把票投向了多数派，而且在董事会中保全了一个席位，尽管马尔科姆的头衔还是董事长，但现在真正管伯克希尔的是巴菲特。股票当天——1965年5月10日——便涨到18美元/股收盘。
巴菲特的良好形象几乎被严重破坏，当一个信息员递进一份下午的标准时报的复印件，显示了首版上的震惊的消息。西伯格把这件事披露了出去，对因“某种外部利益”而导致的兄弟失和及自己被迫离开痛斥了一番。由于巴菲特担心公众把自己看作一个借标者的角色——这是一个源于登普斯特尔制造厂的令人憎恶的词语，他显得十分恼火。但是他在公开场合撰文赞颂斯坦顿兄弟的转变，并且也使他的计划实施得缓和点。在第二天的版面上，巴菲特承诺他“将像以前一样，把与原来相同的厂家生产的同样的产品销售给同样的顾客”。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伯克希尔曾经关闭了除两个纺纱厂以外的全部厂家，共计累积净损失超过1010万元，它的资产减少了一半，而且只剩下2300名工人，1955年的兼并企业中每5个工人如今只剩下了1人。但他目前的财富却似乎有所好转，市场对合成纤维的需求十分旺盛，公司终于可以扭亏为盈。人们本来希望知道蒂利松将为巴菲特的到来做些什么工作，但这位忠实的分析家却同西伯格。斯坦顿站在了相同的立场上，“价值线”关于伯克希尔的5月份报表是由另一个新的分析家签署的，他发现“新的控股人”的计划并不为人所知。
董事会会议之后，巴菲特和察思漫步走过这座历史悠久的纺纱厂，然后坐下来谈话。察思早已准备好要听取这位新业主对工厂的计划，但是巴菲特却说任何有关于纱线和织布机的事情都由察思来处理，而他自己只看管资金。
此后，巴菲特坦诚地大概说明了一下他们各自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而第一点很令人沮丧：巴菲特不允许察思或其他任何人染指股票期权。
巴菲特对期权的反对是由于大多数的执行总裁都热衷于它。期权的确能带来潜在的——有时是巨大的——投资回报；但是它分散了购买期权者的风险，于是执行者便有更大的自由度来驾驭股东的资金。
更细微地来说，巴菲特所希望的是那些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管理人员。一个拥有期权的管理者，如同和股份隔离开来，他不含有任何损失，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挪用股东的资金来进行赌博。
但是，巴菲特答应签署一笔贷款让察思借18000美元买进1千股票。而
对于工资不到3万美金，并且常常是连根鞋带都不愿去借的察思来说，这委实是一笔大数目。但巴菲特不愧为一名优秀的推销商，尤其在推销自己时显得更为出色。和那些早期的合伙人企业投资者一样，察思的感觉是，只要有巴菲特来主管，好运气就会来临。于是，察思接受了这项建议。
巴菲特向察思讲解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他对察思到底能生产出多少纱线乃至卖出多少纱线都不是特别在意；对于孤零的一个数字所表示的全部利润额也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利润与资本投资额的百分比值，这才是评价察思业绩的尺度。
和大多数管理者一样，察思并不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件绝对的好事，这个观点对于他来说还太新鲜。但他领悟到这正是巴菲特所奉行的信条的关键之处，于是巴菲特就用察思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说明这个观点：“我宁愿要一个赢利率为15％的1千万元规模的企业，而不愿要一个赢利5％的10亿规模的企业。”巴菲特说，“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别的地方去。”当天晚上，他就飞回奥马哈去了。
巴菲特对于可以投资的“别的地方”非常看重。他依靠察思来保证存货和尽可能地压低费用。正如察思所说：“巴菲特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更快地周转现金。”
巴菲特一直恪守诺言，放手给察思以自治权，他告诉察思不必为每季度的项目和其他一些浪费时间的琐事所烦扰。他只需要察思给他送来每月的财务报表，并提醒自己注意一下任何令人不快的事件。
事实上，巴菲特建立了这样一种人际关系，通过最少地和人接触来得到最多的效用。要找到他很方便，但这也有不良影响的一面：它使得察思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给他打电话；而当察思一旦真的打电话来时，巴菲特又从来不在电话上多逗留一分钟。
“只要我给出结果和年度的估计，他就会永远记住他们。”察思说道。
有一次，巴菲特指出察思对前一个电话里提过的某个数字做了改动——察思还为此争辩了几句。但当他仔细检查记录之后，察思发现巴菲特是对的。
自那以后，察思在打电话前总是事先仔细检查一遍数据。
察思的自由度是有限制的，只有巴菲特才能配置资金，并且由于西伯格从前注入到纺织品上的大部分资金早已化为乌有，于是巴菲特不再情愿追加投资。
但察思还是做了一些尝试，他曾提过一项投资建议，给出了仔细的调研及体面的项目设置为背景支持。而巴菲特的回答是：“肯，你是没法超过历史平均水平的。”
J。维恩。麦肯奇是伯克希尔的财务主管，曾经在为巴菲特合伙人企业作外部审计人员时结识了巴菲特。他说道：“肯，你要记住：在衡量一个5千美元的投资和一个500万美元的投资时，沃伦用的是同一个标准。”
在巴菲特/察思体制管理下的头两年里，纺织品的市场十分繁荣，赢利也相当丰厚。但是，他们没有再返回投资到纺织业去。察思按巴菲特的要求对存货和固定资产进行了清理，迈出了背离象牙塔的象征性步伐。公司的现金状况也好转了。巴菲特在1967年只付了0。1美元的微薄红利，但他很快又想①起这笔钱可以有更好的用处 。从此以后，巴菲特便紧握资金不放手，正如他
① 在宣告发放股息之后，巴菲特说：“当时我一定呆在浴室里。”后来，他再也没有付过股息。
自己所说过的那样。
对于伯克希尔的股东们来说——他们大多数都生活在新英格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重大的决策都是在奥马哈做出的。公司总部仍在新贝德福德，年度报表也是由肯和马尔科姆签发的，但是任何细心的读报表者都可能怀疑在舵柄之后有一双手正在操纵着它。
公司一直寻找在纺织行业中的合适定位，但可以想象的是一直没成功。
这些话写了没多长时间，巴菲特被惊动了。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研究，像奥马哈的保险公司：国家赔偿公司，它的主要拥有者是杰克。林沃尔特，也就是曾经拒绝巴菲特的要求而没有向合伙人企业投入 5万元的那个人。从那时起，林沃尔特就已经听说了巴菲特的业绩，而巴菲特也对他十分了解。
林沃尔特是一个满脑袋捉弄人的鬼聪明的大学退学生。他靠在大萧条时期为出租车提供保险发家，他的结论是：要想挣钱就得为那些别的承保人都不敢涉足的风险提供服务。
这一点对于我而言尤其重要，因为我的竞争者有比我更多的朋友，更高的学历，更大的
①决心，也比我更有人性一些 。
他是靠经营高风险的汽车保险来获利的，但林沃尔特愿意为任何别人不承保的风险提供保险——不论是钢锭缺陷，还是驯狮员，只要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因为这类保险的效益通常会更高一些。他还因为在全国各城市广播台承办寻宝节目而名声大噪。比如：某个广播台播出一系列线索，暗示说某地有一张10万美元的银行汇票。如果这张汇票被找到了，林沃尔特就会将它兑现，而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因为林沃尔特把它藏了起来，往往是被放在唇膏筒里埋在地底下。他提供的线索都很晦涩，比如这样的语句，“蒲公英不是玫瑰花，在你经过乔的家时你便来到一个街区中。”等等。他只在旧金山曾经兑现过一次。
林沃尔特是这样简明地陈述自己的哲学的：“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叫做糟糕的风险的东西，而只有糟糕的比率。”这可谓一句价值千金、寓意深刻的话语。从巴菲特在跑马场上懂得了这一道理时起，他便明白林沃尔特和自己是同一类人。他们各自都乐于承担风险，但都只在成功可能垂青于他们时才这样去做。在巴菲特认识的一群人之中，林沃尔特是最吝啬的一个。他甚至在去市中心吃午饭的时候都把外衣脱在办公室里以省去一笔存衣费。
1967年时，巴菲特问林沃尔特是否可以在凯威特广场暂留一下，两人讨论一件事情。巴菲特说只需占用他15分钟的时间。那时，巴菲特已经从一位名叫查尔斯。海德的奥马哈经纪人那里知道，要想说服林沃尔特放弃国家保险公司绝非一件易事。
“你为何从未想过要卖掉你的公司？”巴菲特问道。
“也许只有恶棍和破产的人才会想要它。”
“还有其他原因吗？”
① 林沃尔特的回忆录《国家赔偿公司及创始人轶事》。
“我不想让别的股东得到的每股收益比自己低。”
“别的呢？”
“我也不愿让我的雇员丢掉饭碗。”
“别的呢？”
“我想让它在奥马哈持续经营下去。”
“别的呢？”
“理由还不够多吗？”
“你的股票价值多少？”巴菲特切入正题问道。
“市场价每股33美元，但股票本身每股值50美元。”
“我要买下它。”巴菲特说道。
成交价格总共是860万美元，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新贝德福德的纺织工厂想要并购奥马哈的一家保险公司。但巴菲特认为没有必要把伯克希尔看作一个纺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