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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也不会说，这里一刮风，就是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不会说，室外高温五六十度时，室内即使有空调，气温也是不下三四十度；更不会说，联合国配发的作战口粮吃得人都想吐，想吃点新鲜蔬菜却很难很难，吃根黄瓜就跟过年一样了……
所有出国的中国维和官兵，都是一样的，不约而同地向家里只报喜不报忧，把非洲说得都和天堂一样了。
只不过，女兵们在打电话的时候，还是会边说边掉泪。
一挂了电话，更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她们想家啊！
都是二十岁上下、吃着蜜糖长大的年轻姑娘，头一次离家万里，却来到一个这么艰苦的地方！
家里的好，就更让人想念了！
要不是军人的职责和使命，谁会愿意来到这个鬼地方啊！
蒲英没想到的是，穆奇跟家里说的那些话，却是发自内心的。
不过仔细一想，他是个无牵无挂的单身王老五，又是个大大咧咧的男生。不像女兵那么想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穆奇在蒲英的印象中虽然不那么靠谱，但是在维和医院里的表现却很好。医生队长和护士长对他的评价也都很不错。
他虽然看着比较瘦，但是比起读书读得太多的男医生和娇弱的女护士，还是要强壮一些，自然就成了医疗分队里很受欢迎的壮劳力了。
这一次，穆奇就是主动去帮眼科的刘博士，搬那些眼科检查仪器。
既然老同学蒲英来了，穆奇也就一点不客气地使唤起这位女上尉了。
结果，他和刘博士两人抬的时候都累得吭哧吭哧的大箱子，蒲英和黄韶容却一人一个，轻松地扛在肩膀上。就朝外走了。走时，两人的脚底还能保持着一致的富有节奏感的齐步步伐。
这让穆奇和刘博士都为自己身为男人却这么没用，而感到惭愧了。
没过多久，医疗队就在女兵们的护送下，在请来的向导兼翻译的带领下。来到了市内的一家平民医院。
中国的医生护士们，也都曾经想过，因为战乱和贫穷，这里的医院条件可能不会太好。
但是，实际看到的情况，还是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循着向导指的方向，大家怎么也没发现医院的影子。只是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院坝。
那里面有一栋老旧的水泥砖瓦小楼，还有几座草棚子和几棵树，一些非洲妇女抱着孩子，就坐在树下和草棚边上。
这里乍一看，很像难民营。
只有大门口一辆涂着红十字标志的老式救护车，让大家终于确定。这里真的是一家医院！
这就是市内唯一一所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
可它居然连基本的病房都没有！
大树底下就是孩子们的病房，妈妈的怀抱就是孩子们的病床！
中国医生们震惊了，蒲英和女兵们也震惊了。
因为尼亚拉也算是苏丹比较大的城市了，行政划分上几乎相当于中国的省会城市，可它这里的医院条件竟然简陋到连乡卫生所都不如的程度。
之前蒲英听说苏丹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时。还觉得苏丹穷是穷，但这一点就做得比中国好多了。
现在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个免费医疗法啊！
这时，那些抱着病孩的妇女们，看到这些头上戴着蓝色贝雷帽、手臂上戴着红十字袖章的人，知道他们是联合国的医生后，都纷纷围了过来，用阿拉伯语急切地说着“医生！救救我的孩子！”之类的话。
蒲英急忙上前帮着维持秩序，让她们别着急，至少等医疗队把就诊桌、仪器什么的先架起来再说。
在她和向导的疏导下，病人们开始在指定的位置规规矩矩地排起队来。
穆奇一边搬桌子，一边对蒲英说：“行啊英子！连阿拉伯语都会说了。”
蒲英笑了笑：“工作需要嘛。”
特种兵的特殊使命，要求蒲英她们至少精通两三种语言。
除了英语之外，蒲英的藏语也不错。维语，一开始和日语、俄语一样，只会简单的对话。不过自从冯垚去了信奉伊斯兰教的l国后，蒲英受他的影响，也在阿拉伯语上花了大力气学习，现在已经成为她掌握的熟练水平仅次于英语的外语语种了。
穆奇羡慕地说：“有空教教我啊。”
“没问题。”
两人正说着话，就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头发有些发白的黑人男子，从那栋老旧的小楼里走了出来。
他一路分开等着看病的人群，走到了正在搭台子的蒲英等人面前。
蒲英用阿拉伯语问：“你是这里的医生吗？”
“是的，我叫巴赫特。欢迎你们，来自中国的朋友。”来人竟然说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蒲英一愣，仔细看了看他——没错啊！黑黑的皮肤，厚厚的嘴唇，扁扁的鼻头，典型的非洲人长相，肯定不是中国人。
旁边的穆奇已经惊喜地叫了起来：“咦！你怎么会说中国话？”
“我在中国生活过十多年，还是在上海医学院学的医。我对中国的感情很深！”
巴赫特说。他曾经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在上海医学院留学，主修的妇产科。后来去了澳大利亚行医，当苏丹内战停止后，他就舍弃了国外的舒适生活。回到了苏丹。
在这家平民医院工作，巴赫特拿不到一分钱工资，完全是靠着自己在国外的积蓄维持生活，并且还要支撑着这家医院的运转。
穆奇不禁问：“你这么做，图的是什么？”
老巴赫特有些腼腆地说；“我的中国老师告诉我，医生是白衣天使，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一直记着这话，现在苏丹不打仗了，我就回来，为我的人民服务！你们从中国那么远来到这里。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也谢谢你们！”
穆奇冲他竖起了两个大拇指。
蒲英虽然没有这么做，但对老巴赫特医生的人格也是非常敬佩。他所信奉的为人和行医的基本信条，本来是中国医生传给他的，但是他却做得更好。
巴赫特还告诉中国维和官兵，这所平民医院其实和中国很有缘。
院内的那座小楼。其实就是七十年代中国政府帮助建造的。当时，还来了一支17人的中国医疗队，帮助这里开设了内科、外科、眼科等科室。
在中国医生的帮助下，这家医院的水平当时是邻近几个省中水平最高、名气最响的。
后来中国医生走了，苏丹内战爆发了，这里才破败衰落成这个样子。
现在医院里只有4名医生5名护士，还缺少药品。对平民的很多疾病根本就没办法进行诊治。
维和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们也发现了，这家医院的一些医疗仪器设备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的，基本上都成了废铁，不能用了。
看到这种情况，随队的医疗器械师什么也没说，埋头就开始修理起来。
终于。医院内那台什么都照不出来的b超机，在他的手下起死回生，可以照出一些模糊不清的图像了。
巴赫特医生马上领着一名大肚子的孕妇过来，要做第一个检查者。
那孕妇都已经过了预产期好几天了，前几天肚子里还有胎动。现在却没了动静，所以巴赫特医生很是担心。
医疗队的胡队长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内外妇儿检验检查各个方面的业务都能拿得起来。
他亲自给孕妇做了检查后，遗憾地告知巴赫特，胎儿已经死在腹中了。
老巴赫特为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异常采取措施救治而感到非常难过。
他揉着眼睛对胡队长说：“我要是会用这个b超机就好了！你能收下我吗？”
胡队长被这位比自己年龄还大的老医生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满口答应，并现场开始了教学。
中国医疗队的工作很快就全面地展开了，几乎每个科的医生和负责发药打针治疗的护士面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蒲英则带着女兵们，负责起了维持秩序和导医分诊的工作。
大概因为中国医生来义诊的消息很快被病人们给传了出去，来这个医院看病的人是越来越多。不要说医生护士们忙坏了，就是蒲英和女兵们也因为大声说话，说得都口干舌燥了。
蒲英因为主要负责分诊，所以对这里的病人和病种都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来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发烧，发烧的病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疟疾。尤其是儿童，死于疟疾的很多。很多妇女抱着发烧的孩子来就医的时候，都会提到她已经有一个两个甚至三个孩子，已经死于疟疾了。
这时候，蒲英才会深切体会到牛护士长说的“非洲每三十秒就有一个儿童死亡”是什么概念了。
悲惨的不仅是儿童，成年人的身上也往往不止一种疾病。
就因为这里缺医少药，他们要么不知道是什么病，要么知道了也治不了，只好硬挺着。
最为严重的是妇女们，她们身上的病往往更多更重。
因为，当地一些部落的风俗是女人不能让男医生看病，所以很多住得边远的部落的妇女听说有女军医来看病，都不怕辛苦地赶过来。请中国的白衣天使们给她们看病。
中国女医生们发现，这些非洲姐妹普遍早衰得厉害。她们知道，一是因为过早过多的生育，二是因为疾病缠身。才让这些非洲姐妹们饱受着苦难的折磨。
同情心、责任感，驱使着中国医生护士们不知疲倦地为非洲平民们服务着。
蒲英却对院坝里越来越多的、只见增多不见减少的病人数目，忧虑了起来。
这么多病人，中国医生们今天能看完吗？
联非达团可是有宵禁的规定，早七点到晚七点之间，所有维和人员都不能在营地之外活动的。
她去问胡队长怎么办时，胡队长也只是看了看院子中黑压压的人群，说了句“让大家都加快效率，能多看几个是几个吧！”。
蒲英觉得这也不是办法，便决定按自己的办法来了。
她从病人之中挑出几名年轻力壮、病得并不严重的男子。并且都是上过学、会说一些英语的人，首先向他们保证了最后一定给他们看病，并给他们最好的药，然后请他们帮着维持秩序。特别是发药这一块，之前由于语言不通。护士们都要花费半天工夫给苏丹老乡们连说带比划地讲半天。
女兵们则接替护士们打针输液的工作。她们也是受过基本医疗救护操作的，都可以在战时给自己动个清创缝合的简单手术，甚至还学过切除阑尾。现在情况紧急，蒲英也就管不了那么多，让她们都无证上岗，干起了护士的工作。
护士们这下就可以腾出手来帮着医生去做手术了。经验丰富的老护士，还可以当半个医生用。像那些症状典型的疟疾疾病就不用医生看了，直接由护士看了就可以发药了。
经过蒲英的安排梳理，医疗队的人手等于增多了一倍还多，看病的效率自然大大提高了，特别是手术开展的也比预期的多得多。
所有的长龙队伍都在缩短，只有眼科前面排的长龙变化不大。
因为眼科的专科性质实在太强。病人又特别多，检查和治疗都只能靠刘博士一个人。就是巴赫特医生把本院一名兼职看眼科的医生喊过来，也还是帮不上什么忙。
蒲英过去一了解，才知道这里的眼病很多是刘博士以前都没见过，或是只在文献上看过的病。比如。一种由河里的寄生虫引起的眼盲症，就是只有在苏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