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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朝廷的朝鲜国显然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军事冲击，真正等到朝鲜国有覆国危机的时候，已经是万历十五年之后的事情。
万历十八年，日本国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他要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便逼迫朝鲜国对他支持，支持他随时预备对大明朝展开的军事行动。
当时的朝鲜国王宣祖知道日本国的企图之后，大吃一惊，他派遣使臣去日本国劝说丰臣秀吉，并且打听丰臣秀吉的真正心意。
然后朝鲜国派去日本的使者团之间意见不一致，有人认为丰臣秀吉在虚张声势，有人则认为朝鲜国应该做出相应的军事部署。
朝鲜国去日本归来的使团内部先产生矛盾，最后他们认为丰臣秀吉只是在虚张声势。
等到入侵朝鲜的日本水师登陆釜山的时候，朝鲜国才开始慌忙反击，但朝鲜精锐部队被日本人挫败，而战败的消息传回汉城的时候，宣祖国王自汉城逃离到平壤，暂时求得安全。
然而朝鲜低估了丰臣秀吉的决心和能力，因为朝鲜内部的斗争亦是严重，主战派要求加强边界军事戒备，主和派反对，然则在权党是主和派。
朝鲜的将领对日本水师组织了数次大小战役，最有效的是将军李舜臣在朝鲜国的东南沿海组织的战斗，李舜臣在最开始的三次战役中，击溃了日本战舰一百多艘。
朝鲜战将李舜臣的成功，大大削弱了日本国对大明朝边界的推进能力。
朝鲜国内廷的大臣们还在讨论是否应该向大明朝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宣祖国王原本想跨过鸭绿江到辽东避难，但他最后改变心意，决心求助大明朝。
明廷的反应并非积极，最开始的时候，有臣子怀疑，怀疑朝鲜国对日本国军事纵容，如若不然，日本国不可能向大明朝边境推进的这么快。
然则万历二十年，朝鲜平壤城陷落，大明朝廷开始紧张，这似乎不再是朝鲜国是否纵容的问题，这已经关乎保障明朝边境的问题了。
明朝先是派兵出师辽东，明军越过辽东边界进入朝鲜，大明朝一边正面抗击日本军队，一边派人与日本和谈，日本表示，明廷皇帝承认自己为丰臣秀吉的附庸，或许可以暂停交火。
和谈并不成功，丰臣秀吉要求明朝皇帝成为日本国的附属，但大明显然误会了丰臣秀吉愿意成为大明朝廷的附属人员。当大明朝的使者去册封丰臣秀吉的时候，丰臣秀吉仍然在朝鲜驻兵。
万历二十五年，丰臣秀吉出兵十四万人，第二次入侵朝鲜。
明廷派兵应战，但明廷与朝鲜显然存在剧烈的军事分歧，在朝鲜边界，大明军官指责朝鲜军官故意放纵日本人，目的是借日本人的手帮助朝鲜收复辽东地区。
指控无疾而终，当然这种指控毫无目的性，除了加剧大明与朝鲜的冲突，于对抗日本无益。
等到万历二十六年，丰臣秀吉死去，同年，朝鲜将军李舜臣战死。
万历二十七年，日本军队全部撤出朝鲜，日本战败。
日本人认为这场由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战争于日本国毫无益处，但这次战役沉重地加重了大明王朝的经济负担，以及直接削弱了明朝政府对边境防御的能力。
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是一次毁灭性的掠夺，朝鲜国内的建筑被毁坏，而他们的书画艺术作品和钱财器物全部被洗劫，朝鲜遭受了空前灾难，这场大明、朝鲜与日本的战争最后的获利者只有日本德川家康和满洲的努。尔哈赤。
大明王朝在丰臣秀吉侵略时期给予了朝鲜无偿的军事援助，朝鲜人或许怀有负罪感，在后来努。尔哈赤崛起又咄咄逼人的时刻，他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肯与女真人妥协。
明王朝后期，努。尔哈赤夺取辽东之后，朝鲜光海国王采取冷淡态度，朝鲜内廷臣子不满意国王对大明朝的冷漠，他们推翻了光海国王。
或许朝鲜人怀念大明朝，他们接受大明朝的文化、精神、服饰和儒家学说，或许他们还以一种孺慕之情眷念着明王朝，于是在满洲统治者统一中国之后，朝鲜人攻击满洲人，并且回避接受清王朝对他们的册封，他们回避成为清王朝的附属国。
后头的朝鲜王朝用朝贡和礼物买通清朝，买通清朝不再干预朝鲜国内事物，朝鲜半岛的大门对中国关闭了。
第54章 不念过往
中都督唐纵原本想着将那帮朝鲜人都拦住； 拦在山海关外； 但他后头觉得多此一举； 因为朝鲜人都善于写作； 尤其是他们将大明官方用语写得非常流畅； 但这些人无一例外地口头表达能力欠佳。
唐大都督心想，等这些朝鲜人进了北京城，真要一五一十地说起崔家的事情； 恐怕也够呛。而以嘉靖帝的性格； 只要不伤及大明朝的根本； 他其实也懒得管朝鲜国内究竟又发生了甚么斗争。再好比这回戚英姿所想要的翻案，到最后可能也只是白扯淡。
唐纵认为； 戚英姿根本不用妄想得到甚么公平的翻案机会，更不用指望恢复原职，她若是想洗刷冤屈； 无非就是静悄悄换回大明人的身份活着； 充其量不再背负叛将的罪名。
若要马世远和钟水斋承认过错； 为她这些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公开做出补偿； 基本不可能。
夜幕深沉，唐大都督望着站在甲板上的崔蓬，他心道； 你也别太抱有期待； 就凭乳臭未干的沈约和那个甚么翰林学士，他们能翻出个甚么浪花来？除非是康嫔将皇帝得罪狠了，或者你们有实证能证明马世远自己图谋不轨； 再有钟水斋行贿受贿、刻意造假的证据，那么这桩事情兴许还有点说头。
唐大都督心中自有计量，而此刻崔蓬的心情也很复杂，一则是重回故地，二则她也渐渐察觉贝兆楹和马世远还有南京都察院三者之间关系并不简单，这似乎不是单靠沈约和杨宝儿二人就能解决的问题。
沈约与杨宝儿先行一步到宁波府，接待他们的是宁波卫所的官员，相隔六年，行使接待工作的依旧是宁波卫所，只是接待的人从当年的游击将军戚英姿换成了另一个不知名的小吏。
杨宝儿怀疑宁波府参将贝兆楹不出现是故意膈应他们，甚至是贬低他们。但沈约正好觉得他们这回不应该住在卫所里，他们应该直接前往兵部在宁波府设立的驿站。
因为杨宝儿在路上刻意避免和沈约接触，导致事先两人几乎完全没有沟通，这下杨宝儿依旧不和沈约沟通，他跟着那小吏走，沈约想阻止也来不及，只得跟上。
不经过沟通的结局就是沈约和杨宝儿一起被贝兆楹甩了一道无声的下马威，那小吏原来不是带着二人前往宁波卫所，那小吏带着两人住到海边村落的一户渔民家里。
而渔民家里儿女三四个，床铺根本不够用，渔民又不敢违拗官兵旨意，于是要带着儿女住到自家的渔船上去，沈约与杨宝儿对视一眼，杨宝儿总算对沈约说了这一路南行的第一句话：“我们且在渔船上住一晚，明日再做打算。”
“好。”沈约也是这个意思，瞧这妇人拖儿带女，那小小孩子早已睡熟，此刻让人家将床铺挪出来，着实教人于心不忍。
沈大人和杨大人一起上了渔船，出乎意料的是，那渔船并不逼迫，舱内躺下两个人绰绰有余，于是杨宝儿睡一头，沈约择了行李睡另一头。
深秋已夜凉，杨宝儿睡的有些不安稳，沈约睡得也不安稳，待到他再翻一个身的时候，就听见杨宝儿说话，“沈大人，你认为这沿海倭寇之患，该如何处理？”
这是沈约第一回听杨宝儿主动和他说话，便坐起来，起来就瞧见杨宝儿已经阖上衣裳立在船头了，如今的五品翰林大学士说：“我曾在翰林院研读资料，也曾无数次想过东南沿海问题，我认为倭寇的滋生自洪武到正德年间就有之，无奈到我朝尤其深重。我认为这是日本国的问题，元末之时，日本国内亦是进入南北朝时期，他们的武士、浪人、剑客、商人通通涌入我们的海岸，他们在持有武器的情况下劫杀和进行野蛮强夺。
那时候于我大明来说，北、西北、东北皆有元朝残余势力，沿海又有倭患，想来朝廷也是进退两难。”
沈约听杨宝儿念叨，心道，你还是那种毛病，想得多，洪武一朝虽然倭寇流民已初见端倪，但还绝不至于泛滥。
杨宝儿继续道：“太。祖一面与日本人交涉，同时又积极构建海防建设。就洪武年间，太。祖皇帝先后派遣永嘉侯朱亮祖、靖海侯吴帧、德庆侯廖永忠和信国公汤和等谋臣宿将商讨海域问题，他们预备打击倭寇防护我大明海疆。
同时《大明律》有云，‘凡将马车、军需、铁货、铜钱、绸绢、线棉私出外境及其卖下海者，罪之；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之。’”
沈约应和，“‘禁海’并非‘闭关’。然则禁海令发布之后，官方控制的船舶贸易仍然在进行。只是禁海打压和削减了某些走私者的利润，也绞杀了日本浪人的攫取，于是他们故意谈起胡惟庸通倭案，导致太。祖几次欲闭绝之。”
杨宝儿点头，他说：“然而太。祖皇帝认为海上船舶贸易既是经济，又是政治。太。祖皇帝要以海市宣扬威德，他要‘居中国而治四夷’。”
沈约心道，回顾太。祖皇帝的治理倭患的政策有甚么用，太。祖在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这一整条绵延的海岸线都设置了倭都司、卫所、巡检司，他修筑城池，树立壁垒，还装备舰队。以上种种，都与如今不可比，洪武年间的国力之盛，亦与如今不可比。
沈约很明白杨宝儿的意思，他这位同科的意思是如今倭寇之患加剧，都是因日本国内政变的结果。好比从建文朝到永乐朝，永乐帝大胆放宽海域，对海外经济宽松，还宣告欢迎四朝来夷，八方朝贺。永乐皇帝告谕日本及其他国家，大明日本今后可以友好往来。
然永乐一朝国力昌盛，兼之永乐皇帝朱棣的帝位来之有异，他宣告大明之气度，与外国结长生之好，会不会有部分原因是他需要外头小国的认可，他要征服外域，进而从外头的名誉上建立自己的名正言顺。
当然，这一说又说远了。
沈约与杨宝儿观点中不同的是，杨宝儿认为现在日本国的幕府时代治安不稳，导致流民武士日益增多，从而逃出日本滋扰大明海岸。但沈约认为，嘉靖年的倭寇问题不再只是日本人的问题，嘉靖年出现的海盗里已经有了很多国人，例如那个海盗头子赖苞。当然其中还有东南沿海的渔民，已经脱离部队的兵士，他们都与海盗为伍。
沈大人心想，从人家日本国身上找问题，不如先从自己身上开始检视问题，为什么你们都不承认，也不敢承认，一个二个蒙着眼睛装傻，大明朝内部出了问题，大明朝的东南沿海出了问题呢。
沈约肯定东南沿海内部出了问题，大明朝的沿海地方官员们出了问题，但究竟其中出了甚么问题，他还没想明白。
他想，等到戚英姿案件水落石出，大概也就知道地方官员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黎明渐起之前，沈约听闻外头有水声，杨宝儿因昨晚上饮用了风露，便还沉睡。沈约撩开帘子，望外头一眼，“杨兄，快起来，快快起来！”
杨宝儿被沈约推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