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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止南洋一地！
南洋自古就有大量华侨在那里生活，中国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因此向有出洋谋生的习惯。但明王朝开国之初即严海禁，规定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清朝建立之初也实行严厉的锁国政策，屡屡严申海禁，甚至下令“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对外贸管理、禁止尚且如此之严，对那些想方设法漂洋过海到“番”“夷”之地谋生者，清朝统治者当然更加仇视。清初曾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往海岛居住者都按反叛、通贼论处斩，凡国人在“番”托故不归者一旦回国，一经拿获即就地正法。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上万华人，即历史上著名之“红河（溪）惨案”，消息传到国内，乾隆皇帝居然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朝廷对海外华人的这种态度，对孙纲这个穿越者来说，简直是不可理解。
“乾隆盛世”都这样，现在，在这个祖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这些“天朝弃民”在海外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不光是南洋，就连美洲，也发生过同样的事。
其实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两国借助战争的胜利，迫使清政府将“允华民外洋别地承工”写入1860年《北京条约》，使18世纪以来在中国沿海出现的将契约华工作为贩运谋利对象的贸易变为合法。自此，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南美的秘鲁是其中主要参与者。但在与西方列强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中，秘鲁并不处于优势。清政府“凡无约之国，一概不准设局招工”的规定，迫使秘鲁种植园主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中国劳工。为保证获取巨额利润，无论是华工的招募、贩运，还是对华工劳动的盘剥，秘鲁都采用了更残暴、更野蛮的方法。这些华工不少是被诱骗和绑架来的，在等待秘鲁船只启航前，通常被集中在条件相当恶劣的房间里。几乎所有驶往秘鲁的苦力船都是超载的，每个华工只能分到一小块吃和睡的地方。极度恶劣的船舱环境和生存待遇，造成华工死亡率达到惊人程度，那些能活着到达秘鲁的华工，大多数被卖到种植园和鸟粪场劳动，普遍遭受无情剥削、恶劣待遇和残酷惩罚。
当海外华工的悲惨遭遇被一点点的披露后，李鸿章极为愤怒，想方设法施以援手，1873年开始就这一问题同秘鲁政府进行了艰苦漫长的谈判，决定以“签订条约”“设置领事”等方式来确保海外华人的利益，李鸿章在奏折中指出，“但我若无使臣在彼，则华工相隔七、八万里，其保护与否，除弊与否，乌从而知之；即知之，又乌从而拯救之乎？”可在秘鲁设置领事一项，却又遭到了清流顽固派们的反对。如光禄大夫刘锡鸿就认为：“遣使只宜言通好，今华民流各国各岛者殊不乏人，其人类皆无赖顽劣，不能谋生于乡里，然后逃之外洋。”“若辈即已身出化外，即可化外置之”（此辈人等，真该一棒打杀），但在李鸿章和洋务官员们的力争之下，“签约设领”终于实现，19世纪70年代末，秘鲁华工状况已有较大改善，不少早期华工契约期满，开始从事自由劳动，积攒钱财，并因“中秘条约”得到了较好待遇。
老狐狸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秘鲁的事摆弄得差不多了，所谓“摁住葫芦起了瓢”，美国那边又出事了。
（八十九）差一点掉了脑袋
由于勤劳的华人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引起了爱尔兰白人工人的嫉妒，从1871年起，美国就发生多起杀害华人移民的事件，当时清廷正内外交困之时（俄占伊犁，法攻安南，日吞琉球），根本无力保护在美华人，美国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规定华人十年内不准赴美，中国人遂成为美国白人排斥的唯一对象！
李鸿章一直想通过外交努力促使美国废除这个法案，可没成想到了1892年，这个法案居然又被延长了十年！
延长了还不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格利法》，这个法案旨在限制加州劳务市场的华工，更是严重侵犯了华人的正当利益。而此时的李鸿章，已经腾不出手来管这个了。
因为中国身边，那个由四个岛屿组成的可怕国家。
“如果中国有一支大海军，美国人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排斥华人。”孙纲对马玥说道，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她使劲地点点头，说道，“我现在也越来越希望，你快点把中国的战列舰造出来了。”
几天后，李鸿章那里又有消息了。
经过总理衙门和荷兰人的交涉，荷兰人以“照会”的形式同意保证不再迫害华人了。
原来，马玥用“东方公主”弄了回“炮舰外交”后，荷兰人立刻上中国这儿来摸底了，向总理衙门询问这次来的这艘挂商船旗的军舰到底是怎么回事，李鸿章回答说，因为海盗猖獗，中国商民被迫“擅自筹款购舰，以资海上卫护”，称马玥的行动是“保民义举”，总理衙门承认她的行动是有根据的，并要求以法律文件的形式代替马玥让荷兰人开的“保证”，荷兰人惧怕甲午战胜的中国海军威胁到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也就同意了。
当然老狐狸那一句“中国商民擅自筹款购舰”也吓了荷兰人一跳，大清中国极为富庶，要是让老百姓自己掏钱组织舰队，荷兰人在亚洲就不用混了。
但“民船”被用作“军舰”，却立刻引起了朝廷“某些人”的“神经过敏”，一些御史言官纷纷上奏，矛头直冲着孙纲来了，说他“纵容商民养蓄私兵，有犯上作乱之意”，要求“将该商舰即行毁弃，该大臣着革职拿问”，着实把孙纲吓了一跳。
从后世穿越来的他还不知道，“养蓄私兵”和“造反”差不多是同义词了，他的小脑袋瓜子这一次还真是有被某种东东砍掉的危险。
这回，李鸿章也有些慌乱的感觉，一艘未入国家海军军列的军舰，引起的麻烦比他想象的要大的多。
也是，朝廷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对民间拥有武力一直极为警惕，这一次居然有人自己花钱装备军舰，并险些引起外交纠纷，这件事本身代表的信号就极为可怕。
李鸿章当然不肯坐视自己的得力“爱将”就此丢了脑袋，赶紧上奏替他辩解，说“南洋华人惨受荼毒，朝廷不及援手，商民激于义愤，故有此举”，称“此舰原为日本所有，为防其暗中坐大，故援引条约强购之，因恐列强干预，未能编入军列，售于商民代管，俟事稍定，再行入军”，但言官们指责“该舰至南洋逼荷兰人立约，足证其战力非一般兵轮可比，乱民包藏祸心，由此可见一斑”，要求“皇上严行惩戒，以儆效尤”！
光绪皇帝还没有就此事做出什么批示，可孙纲已经感觉到了脖子上的森森凉意。
“他们要敢这么干，我就让北洋军情处在北京杀个天翻地覆。”马玥知道后大怒道，
李鸿章给他发来电报说，“上意不明，宜速自剖，迟则噬脐。”意思是让他上折子自辩，孙纲正琢磨着一旦“自辩”不成考虑带着爱妻上海外哪儿躲躲，朝廷的旨意却下来了，说“著将该舰归北洋调动，暂不入列，北洋船政大臣孙纲处置不当，著拔去顶戴花翎，罚俸半年，以示惩戒”。
这个“处分”还在马玥的接受范围之内，北京城因此免了一场血雨腥风。
后来孙纲才知道，这一次，他们夫妻俩其实差一点就没命了。
可能是担心中国自制的战列舰计划就此胎死腹中，因为他的战功再加上光绪皇帝对他印象很好，所以才没有立刻就此事做出处理，但因“事关重大”，翁同龢这回终于有了“干掉”孙纲的机会，一个劲地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面前说孙纲“久藏祸心，如不严加惩处，他日必为国之大害”，李鸿章大怒，军机处在讨论如何处理时，当场和翁师傅大吵，险些动手，孙毓汶和徐用仪也和李鸿章一起，差不多日日同翁同龢，李鸿藻等清流争执，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恭亲王奕䜣和一干满族大臣都没有表态，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那就是，一直和李鸿章并不怎么近乎的荣禄居然站出来帮忙了。
听说荣禄对慈禧太后是这么说的，“听闻此艘快船为孙纲之妻以商船之价购得，为北洋护商之用，以法人为管带，教练之水勇皆为楚勇，兼有智利水勇杂处其间，以一女子领未习战阵之杂兵，处北洋海军之侧为乱，其恐已命不长耶？况兵轮又不能上陆，作乱一说，殊为可笑”他接着又说“孙纲此人精于船炮之学，海军战技则非其所长，况其人素有痴名，日人赔款未到时曾举家用以资购船械，一片公心，若因此获罪，实为可悯”。
想不到这个孙纲从未谋面的名声也不算太好的满官这时候会出言帮一个汉官说话，而朝中以翁师傅为首的一帮汉人“清官”却想借此机会要了他的命！
不管荣禄帮他是出于什么目的，确实可以说是荣禄救了他一命。
这次事件让孙纲着实清醒了起来。
朝廷里的明争暗斗，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却远比硝烟弥漫的战场更为可怕！
这一次算是躲过去了，那下一次呢？
“真想不到他会帮咱们。”事后马玥歉疚地对孙纲说道，“这次都是我不好。”
“不关你的事，是我没有想到这一层。”孙纲说道，“这件事提醒了我，对待政敌绝不能心慈手软。”
“那我现在就派人去把翁师傅干掉。”爱妻狠狠地说道，
“不，对付他我们不用这种手段。”孙纲的目光望向远处的造船厂，露出了一丝冷笑，“我到时候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才算解了我心中之恨。”
这场“小小”的风波就此过去，但马玥对要保护南洋侨民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这时候林泰曾来帮忙了，原来自打“北洋船运公司”把大连湾到周围其他国家的航线开通后，可以说财源滚滚，“官民皆得巨利，”大连湾很快成了一个繁荣的贸易口岸，林泰曾说，外国军官团建议北洋舰队应该多进行远洋作战训练，所以不如在每次远航训练的同时，兼顾护卫海上航线，当然了，出航的费用由参与海外贸易的商家以“护路费”的形式支付，可以说创收，训练兼护民，三不耽误。
孙纲知道了后又是一脸的苦笑，看着爱妻和林泰曾及当地官员们就具体章程商量得那个热闹，他无语了。
北洋舰队居然是以这种方式开始海上护航任务的，算不算也是个蝴蝶效应呢？
不过这样也好，爱妻就可以不随舰出海了。
为了一开始不把动静弄得太大，林泰曾安排巡洋舰分队中速度较快的巡洋舰和“东方公主”一起，在几条主要航线上护航，偶尔由雷击舰分队支援一下，潜艇分队则是每次都出发，锻炼远航能力和潜舰协同，战列舰分队则因为需要“拱卫京师”则没有出动。
北洋的“训练护航加创收”的作法很快引起了其他三支舰队的注意，他们也开始跟着效法起来，由于南方的经济发达，沿海商民向来重视海外贸易，但一直苦于得不到重农抑商的大清国的支持和保护，得知海军护航护渔的消息后喜出望外，纷纷出资向海军提出护航要求，很快，太平洋海域龙旗招展，中国的商船和军舰往来如织，一时蔚为壮观。
“这回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