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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杨明这样说，王立国红了脸：
“我们刑侦工作怎么说呢？最困难的是描画犯罪和制定侦察方向，剩下的就是繁琐、枯燥的细致工作，更多的时候倒是心理上的压力太大。”
杨明看看自己的采访提纲，问道：
“警方对这起案子的侦破无疑已经结束，但是，你不认为这个案子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吗？比方说凶手划在被害人后背上那个怪字，你们能够认定它是‘媌’字吗？可是凶手却交代说他写的第二个偏旁是女字，你不觉得这里有矛盾吗？”
“我们不能认定那个字就一定是‘媌’字，只是说它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曲宝源写下的第二个偏旁也可能是女字，也可能是他故意混淆视听。你说得对， …整理他有意给我们留下了几个谜，这一点，我在审讯他的过程中感觉很明显，他就是要让我们猜不透。但无论这个字是什么都不能排除他杀人的事实，所以尽管他有意留下这样一个字谜，也不能挽救他的命运。”
“好像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作案动机，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交代作案动机吗？”
“是这样，这是他一直极力回避的问题。他说得很清楚，我是走了，可是我妈我媳妇我孩子还要活呢！非正式场合他甚至得意地跟我说过，你们永远猜不到我咋想的！有一次吃饭，我们又给他买了他喜欢吃的红烧肉，他吃得高兴了，我说你这么干何苦呢？他一愣，然后说，你不懂！我就是为看，就是观赏。”
“法院判决曲宝源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认为检察机关指控他犯有杀人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应独立定罪。可是，据我所知，曲宝源每次作案前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寻找住在顶楼的单身年轻女人，如果他只是为了抢劫还用这么做吗？如果他仅仅是为了抢劫，为什么还要把水果刀或者啤酒瓶子插进被害人的下身？所以他只能是为了性，关于这种残忍的行径，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犯罪心理分析官的经验判断，虽然犯罪现场没有发生性行为的物证，但凶手把外物插入被害人的阴道，即可判断为性行为的代替手段。透过幻想，这些把异物插入被害人体腔的动作就变成性行为了，杀人与侵犯被害人的举动激起了凶手的性幻想，凶手本人也经由这种幻想产生了性兴奋。这么做不会留下什么证据，会使得调查人员摸不着方向，往往在命案现场找不出凶手有进行性行为的证据。所以，曲宝源变态杀人的作案动机并非不明确。至于性变态凶手在现场搜集物品，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分析专家认为，那是他们在搜集纪念品，为了供他们日后回忆自己的犯罪经历。”
王立国很认真地听杨明说完：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在你朋友那里，已经看过你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不能不说你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条文去定罪，也许将来我们也会改变看法，但是现在不行，我们不能参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经验去给他定罪，这你是明白的。至于说到定罪，我们作为侦察机关只能尊重司法机关的判决。”
“我认为，这个问题才是曲宝源案子给我们留下的最难解之谜，也看出了我们法律的漏洞，对于这样一个分明以性为目的入室杀人的变态狂，我们却只能将他定罪为抢劫，连指控他犯有杀人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都不足，这不能不是法律的遗憾。”
“如果抛开我的职务，我也和你一样感到遗憾。因为我在现场强烈地感受到了那种性的东西，凶手扎得被害人浑身都是伤口，还要重新摆放尸体，再摆放酒菜、扑克牌，尤其是两次都把外物插进下身、重新给被害人穿上连裤袜和高跟鞋，看到这些你能不震动不愤怒吗？可是，我只能意识到自己的强烈感觉，却找不到具体的证据来说话。刑警的感觉只对于侦破有用，它永远不能变成给罪犯定罪的法律语言。我觉察到了这里的距离，我们不能给检察机关提供我们感觉到的东西，这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我们只能提供看到的东西。”
“侦破这个案子，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立国想了想：
“两个吧。一个是，自身的，害怕，恐惧。”
杨明张大了嘴巴惊讶地看着王立国，后来他说直到这时我才发现，王大队的脸色很难看，很不像他这么年轻的脸色，灰土土的，分明是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筋疲力尽，已经就要跌倒。
杨明仍然明知故问：
“你说谁害怕？”
“我。”
“你？”
“我从前破过的命案，都是寻找一个已经躲藏起来的凶手，不是现在这样继续顶风给你杀人的凶手。我害怕不能尽快破案，再死人。两周就是一条年轻女人的生命，这是一种什么概念？我从来没有觉得时间这么可怕过，两周一条人命！我常常想，幸亏他前两起未遂，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线索，如果他前两起也是既遂，没有活人见到过他，怕是这个案子死的人就不是翻一番了！你说我怎么不害怕？”
听了王立国的话我们才明白，这个案子让他经受的身心磨难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杨明想了想说：
“谁能没有恐惧？人人都有自己的恐惧。我记得，身经百战的美国将军巴顿说过，如果勇敢就是无所畏惧，那么我从未见过一位勇敢的人。一切人都会有所畏惧，越是智者越知道畏惧。尽管有所畏惧，却能驱迫自己勇往直前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
“从前我们破的命案大都是情杀、仇杀、财杀，我们可以从被害人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中去寻找线索，曲宝源这个案子传统的侦破手法不能用了，变态不是常态，没有规律可言，所以到这个时候经验也没用了。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财杀、仇杀和情杀有明显的区别，因为被害人和凶手之间没有任何往来没有任何关系，无辜的被害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凶手为什么凭白无故地杀害她？对于凶手的具体作案动机，我们只能去猜测；他下一步要杀谁，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而且他伪造现场与以往的命案也不一样，一方面他抹掉了我们传统侦破手法所需要的痕迹，另一方面他又留下了更多的心理痕迹，侦破他这种案子明显还需要犯罪心理学家的参与。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比如你说到的，把外物插入女人下身是性交的代替手段，这就需要心理学家的判断。”
“说到这里，倒让我想起一个问题，美国犯人被判死刑后相当长时间不执行，有时要拖几十年，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去发现和掌握大量犯罪人的心理和行为上的规律。可是我们，凡是这类大案都要从重、从快，罪犯很快被处决，犯罪心理学家也就失去了最好的临床研究标本。可以断言的是，这类变态的案子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但是我们的犯罪心理学研究却严重滞后，这种滞后的结果就使得你们搞侦破的越来越被动。”
“你说得很对。现在我们可以断定，今后这种变态杀人的案件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从前只在那些发达的国家里才有这类案件，现在已经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近来，孩子的变态杀人也多起来，但是，我们的科学研究却跟不上，我们在第一线的刑警只能凭着自己的摸索去干，这显然是很不够的，我也感到自己力不从心。”
“在这样一个近二百万人口的城市里，他每次居然用十几天的时间，就能找到一位住在顶楼的单身年轻女人，我真是没法想象他是怎么找到的。”
“我也感到奇怪。说到这里，我可以说几句曲宝源在非正式场合说的话，他在厕所里告诉过我，你们不是说我只在古井区吗？说我只在六楼吗？这回我在新市区选好两个，都是四楼的。他说话时笑嘻嘻的，他知道有想法不能定他的罪，可是，我的脑袋，当时就大起来，如果不是抓着他……”
王立国疲惫地摇摇头，不想再对我们说下去。
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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