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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拐过街角的时候，那儿已有了两部新闻采访车；就在我走到街区的一半时，第三辆车也来了。
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在我面前挥舞着一把“救救艾米莉”的小旗帜。如果不是一架摄像机正停留在她身上，也许我已经挥拳把她打倒在地。
走向医院前门的时候，我拒绝看那些不断地朝我喊叫的挥舞着小旗帜的人们。但突然，一个人伸出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用不屑的眼光死死地盯着他。
“你好，亲爱的。”他的语气中充满鼓励之情。我被弄了个措手不及，用了几秒钟才认出这个煽动民众的人是奥古斯特·珀尔米特。他是原子能物理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是我父亲长期的同事。
站在他旁边的、穿着一件柔软的粉红色套装毛衣的是珀尔米特夫人，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她的标语上写着：“侨民也是美国人。该是解释事实真相的时候了。”珀尔米特夫人的网球鞋和她的毛衣很相配。她朝我眨眨眼，然后走到人行道上，挥舞着她的标语。当一架摄像机转向她的时候，那个“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就被挡往了。
我走了几步，到了她的身后，用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向他们问好。这种问候方式只在爸爸和妈妈的三重奏鸣曲小组、他们的桥牌伙伴、他们的同事、以前的学生和邻居中间使用。
“独身生活是惟一的答案”，这张标语被弗雷沃·沃尔什举在头顶，她今年82岁了。我走过她的时候，她左右摇摆着标语，轻声说：“亲爱的，不要相信它。”
我估计了一番，在所有的标语中，“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占了四分之一多，并且在每个拐角处不停地移动。没有什么大的新闻团体认真地对待这群明显是小打小闹的人。那些反对、阻止游行的人也是我从没有见过的“友好和温柔”。
我一路上笑着上了楼梯，来到了光秃秃的医院的走廊。走进艾米莉的房间，看见我的父母时，我的情绪又变了。他们两个都累得灰头灰脑的。
“谁组织这次游行的？”我问道，依次吻着他们俩。
“你的妈妈。”爸爸说。
“我想在记者们走后，得招待他们吃一顿便饭。”我说。
“在珀尔米特家。”妈妈笑了，“我们也邀请了记者来。只是一顿便饭。”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进来，打断了爸爸的踱步。在我坐在艾米莉的床头，没有挡住他的路后，他又开始踱起来。
爸爸有6英尺5英寸高，长手长脚的。他从房子的一边走向另一边时，腿的胫部和手的肘部总是发出声音。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艾米莉陷入危机的话，我们该告诉医院怎么做？”爸爸说。
“你们两个到底讨论些什么？”我问。
“就这个。”爸爸说，“最后的决定要由你来做，玛吉。因为最终，一切的后果都会留给你来承担。你妈妈和我都已经活过了上帝给我们的时间——70岁。如果我们授权医院救艾米莉脱离危险期，那么我们就必须准备让艾米莉活下来，再负担30到40年——考虑到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这是有可能的。她可以轻松地比你妈妈和我活得更长，亲爱的玛戈，那么你就得一个人孤零零地负担艾米莉的生活。”
“妈妈？”我向妈妈求助。她正在给我的姐姐艾米莉做一周一次的修指甲，很少抬头看我。
“我知道了。”我说，“你们两个正为这个争论，你们想我投最后的一票。”
“我们没有争论。”妈妈把艾米莉的长长的指头弯起来，用药液轻轻地按摩着。“我们连话都没有说，怎么能够争吵呢？”
我看了看爸爸，他线条分明的脸上眉头紧锁；又看了看妈妈，她的脸上一副傲慢而冷漠的样子。
宽容——他们50年婚姻的巨大的力量——让他们在我的姐姐艾米莉的生存问题上，又一次走向和解。爸爸和妈妈把这个连所罗门也值得思考的问题留给了我，让我进退维谷。
从我的其他家庭成员那儿，我也得不到什么帮助。在过了一个失败的看望艾米莉的两天假后，叔叔麦克斯回到了他自己家里。我的侄子马克正在进行他环绕地球的研究生步行之旅。两周之内，他不会到达他的下一个联系地点。当然我还有女儿和麦克的建议，还有艾米莉以她的方式告诉我的东西。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我就和我的姐姐在水泥管里爬来爬去。和她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些事情。此刻，坐在硬梆梆的医院的床头，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这些童年时的情景。
“艾米莉，”我怀念着她的聪慧，“你是家里的医生。我们正在决定你的生命，请给我一些力量吧！”
艾米莉一言未发，她两年以来一直没说过一句话。
我按照医师教我们的方法，抓住了她的小腿，把它们拉直了一些，然后给她按摩着腿肚子。她的小腿就像一块牛排那样坚硬而多筋。我又做了几次。看起来，我每做一次，她的腿就少了些肌肉，多了一份抵制，从来没有什么反应。
艾米莉的进食、排泄都由导管来完成，用人工保持一种生理上的平衡。两年以来，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那些决定性的环节：呼吸、让心脏不停止跳动。意识到艾米莉再也不会恢复任何智力和思想时，我们都同意不再给她人工的维持生命的治疗，不再试图让她恢复知觉。
两年以来，艾米莉就这样拖着，躺在医院护理室的床上。她的身体慢慢地恢复着知觉，但她这种持久的健康却迅速地让家里濒临破产。
两年以前，我们都认为，如果艾米莉自身的机体停止作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聪明的艾米莉如今没有了会思想的头脑，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具僵尸。但奇怪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艾米莉的这种样子。我们爱抚她，同她说话，围绕着她调整家庭生活。
我看见了挂在艾米莉床边的排泄管里，有几条细线般的红色——受感染的标志。
“我明白了。”我说，“我知道艾米莉想说什么。她想让我保证，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能得到我的帮助。”
妈妈冲我笑着，我等着他们赞扬我的陈词滥调。但妈妈却说：“爸爸告诉你了吗？他正考虑法国的一份顾问工作。巴黎南部有一片好极了的工业区，可以乘坐城市高速铁路到市区里去。”
我抓住爸爸的皮带，不让他再踱步：“你要出国多久？”
“两年，或者是三年。我们下周将和那些人谈谈。”
“你们要抛下我？”我觉得太阳穴好像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呼吸也变得困难了，“你们不想留在这儿帮我，不管我做出什么决定？”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妈妈说。
“你们的房子怎么办？”
“莱尔会照顾好的。”她说。
“该死！”他们原来早就准备好了这次逃跑。我到南方结婚时，也是把房子交给了莱尔。
我仰躺在床边，开始数天花板的砖块，数到20时，还没有找到一个成形的答案。艾米莉一个痉挛，把腿蹬了出来，狠狠地撞在我的肋骨上。我抓住她的双脚说：“艾米莉，谢谢你的提示。”
艾米莉的医生走进来告诉我们对于艾米莉的病情预测，他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爸妈跟在他后面出去了，留下我一个人陪着艾米莉。我猜爸妈也许是要和医生商量一些事情吧。
我打电话到了麦克的办公室里。
“刑事科，我是弗林特。”他听起来恶狠狠的，但这就是他的工作。
“我是玛吉。”我说，声音听起来就像一条挨打的狗那样可怜。
“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手怎么样了？”
“有点点痛。飞机没事吧？”
“安全降落。”我告诉他妈妈组织的游行，他笑了。
“艾米莉怎么样？”
“她的病情加重了。医生说她的脑部也许受伤了，但是做昂贵的手术确定受伤部位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多大意义。艾米莉会随时发生大脑血管破裂。”
“什么时候，是今年的任何时候？”
“还有很多问题，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麦克，找一个人替代你。过来吧，我需要你。”
一声长长的叹息：“我不能去，宝贝，我找到了一条杀人犯的线索。而且我正在等着法官下达搜查安东尼·刘易斯的屋子的命令。我有太多事情缠身。”
“你整个晚上都工作吗？”
“也许吧。我找到了那个杀人犯藏身的肮脏的地方，只看见他的衣服留在那儿。我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了汽车的车厢里。他不能回家了，他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所以我们只需要等待。等到他在街上走累了，嗅到了食物的香味，在某个小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抓住他。我在他可能出现的地方都安排了监视者。他会碰见其中的某一个，然后我就把他抓起来。或许是今天晚上，或许是下周。但是在抓到他之前，我不会离开的。”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他说：“我看了看你从海克特那儿拿来的枪？”
“怎么样？”
“一把是巡逻用的。其他两把都是废弃物。我不知道海克特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
“也许他从来没有想起过把它们处理掉。也许它们是格罗莉亚的。”
“也许吧，但她否认了。”
“你和格罗莉亚谈起过那架摄像机吗？”
“是的。但是要把它送回来就等于承认她拿了它。所以她就支支吾吾的。”
“吉多可以把编号告诉你。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桩民事案件吗？”
“那是我们最后的选择。事情的关键在于，如果摄像机里有一盘带子的话，我们最想要的是那盘带子。我可不想暗示格罗莉亚这一点，因为她也许会在上面做点手脚。也许我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同样的方法从她家取回来。”
“你进去的时候可别伤着她。”
“我会尽力的。”他轻声笑了，“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告诉他拉斯维加斯之行是多么的糟糕，然后说：“我与一个房地产商有个约会。今天晚上我会在我的房子里见他。”
“与一个房地产商约会？”
“我想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前，应该先估一个价。”
“我们？”他说，“我们是指谁？”
“你和我。”
“噢、噢。”
“麦克，我想带着一个确切的答案到那儿。我想念你，我也需要你。”
“太动听了。”他大笑起来，就像一个男人听到有人夸他的孩子特别聪明而发出的那种笑声。“你看看，如果我有逃脱的办法，我就会去你那儿的。如果今天晚上我圆满地完成任务，也许我明天早上就可以飞过去。我们可以停留一会，然后明天晚上一起飞回家。这是我能提出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它也比较容易做到。”
“我会怀着希望等你的。”我说。
艾米莉看起来好像睡着了。她的呼吸缓慢而有节奏。我抓住她的脚晃了晃，一点反映也没有。
休斯顿这时候是下午，正是把我的女儿在宿舍里“逮着”的好时候。我打通了电话，凯茜带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过来接电话。
“圣诞节我不回家了。”
“为什么呢？”我抑制住心中的感情，用听起来也许很平静的语气问道。
“我将在休斯顿的芭蕾舞《坚果钳子》中扮演白雪公主这个角色。”
“祝贺你！这个消息确实可以改变一些事情。我刚才正在考虑我们是不是要去巴黎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圣诞节。”
“为什么去巴黎呢？”
“我们正在谈论去那儿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