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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瀚接过话来说：“我那里也一样，共军突破民权门缺口多处，分三路猛进。我派出一个团增援反击，不但没有恢复失地，反被共军击退。并顺势突破了我预备阵地。连预备阵地也没有了，还怎么坚持？”
“可是，坚持三天是傅长官的命令。”陈长捷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沉吟地说，“我们如何对待傅长官的命令呀？”
林伟俦左右看了看，想说话，却有些顾虑，沉默片刻，最后鼓足勇气说：“可不可以跟共军谈判？再不能作拼死恶斗了。”
几个人立即面面相觑，谁也不表态，出现了可怕的沉默。
“依我看，”陈长捷终于耐不住，站起来说，“和谈是可以的，和谈是为了拖缓对方的进攻。两位军长不妨试一试。”
陈长捷停下来，依次地看看每个人的面孔，没有人想说话。于是他最后说：“战争吃紧，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吧。”
没想到，两个军长走后，就断了联系，通讯已完全被解放军切断了。陈长捷只能独自熬到15日天亮。
这时，枪声越来越近。
一纵的战士们奋勇冲进了陈长捷的司令部。一阵密集的枪响，警备司令部北门两侧的机枪火力迅速被消灭了，一纵的一个连从司令部的楼下打到楼上，又从楼上打到了楼下。有些军官居然莫名其妙地盯着这些解放军战士看，仿佛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正伏在电台上收抄文件的国民党上尉，在被俘时，竟然问道：“你们真是解放军吗？陈长官说，你们没十天半月，是打不进来的。”
“缴枪不杀！”
一纵的一名副排长邢春福带领着新战士王义风、傅泽国一直冲进地下室，20多个敌司令部的参谋举手投降。
“谁是司令？”傅泽国大声问。
没人应声。这时，一个副官模样的人走过来，轻声地说：“司令在地下室呢！”
邢春福、王义风、傅泽国闯入忠烈祠下的地下室。他们看到在地下室微弱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正泰然地躺在沙发上。他，就是陈长捷。
在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1师指挥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副司令员曹里怀、1师师长江拥辉，联合审问了陈长捷：“你是陈长捷吗？”
“是。”
“你是警备司令吗？”
“是。”
“你现在当了俘虏，知道吗？”
“知道。”
“那你就该马上下命令你的部队缴械投降！”
“我……我从早上四五点钟起就和各个部队联系不上了。”陈长捷满脸委屈又无奈地答道。
天津城里的战斗仍在零零星星地进行着，直到下午15时，天津守敌全部被肃清。这场激烈的攻城作战，从攻击到战斗结束，仅仅用了29个小时，全歼天津国民党守敌13万人，林伟俦、刘云瀚、陈长捷皆被活捉。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得知解放军已攻到市政府时，主动投降。
天津城里枪声渐渐地静了下来。正守在塘沽的侯镜如立即感到自己的危险已经到来了。
实际上，天津枪声未起之时，侯镜如就已和87军军长段云把指挥部搬到了海军第3舰队司令马纪壮的“重庆”号巡洋舰上。驻守塘沽的各个部队，也早已分配好了舰船，并且还划定了登船撤退的路线。
侯镜如已公开亮出了一副随时要从海上逃走的架式。
15日下午15时，当天津方向终于静寂之后，侯镜如立即给南京和北平发电：“天津失守，塘沽已无再守的必要，请求下令南撤。”
这个时候，塘沽早已乱得不成样子了，人人都明白，再不撤走就只有留在这里等待末日。但是，侯镜如的电报发出后，蒋介石和傅作义都迟迟未能回电。东北野战军的炮火正在向塘沽方向延伸。
段云急得团团转，他到处张扬：“委座已经指示，可依傅作义命令，相机南撤。我们的司令官为什么还不行动？”
此时的傅作义已是一片茫然了，他赖以作筹码的天津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他每下一个决定，都必须慎重再慎重。
1月17日，17兵团终于接到了北平的电报。侯镜如当即下令：“上船！”塘沽国民党守军蜂拥而出，乱哄哄地挤满了大小船只。
侯镜如安坐船头，正待出发，保安5团团长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报告司令官：我团留在岸上掩护大军撤退的部队全都被消灭了。”
为了不让塘沽之敌全部逃掉，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部分部队已于1月16日凌晨3时开始发起了进攻。现在已快打到岸边上了。
“走吧！”侯镜如发出开船的命令，几声汽笛声响，大约有5万多人乘船逃离了华北。
第58节 初次的试探
1949年1月，大半个冬天已经过去了，但北平仍然寒气逼人。这里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最后一座城池了。平津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已调动大批军队集结在北平四周，傅作义如今完全陷入了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境地了。
天津失守后，现在就只有和谈一条路可走了，而且这次和谈应该成功才行。傅作义默默地想。
从平津战役打响起，北平和谈已经进行了两次。
早在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几经辗转才通过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找到了与东北野战军直接联系的方法。
傅作义立即派了两名代表，携电台和报务员，一行五人，乘一辆吉普车开出北平城，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作战处处长苏静在一个叫八里庄的小村子里秘密见了面。
17日，双方正式坐到一起，开始了最初的相互试探。
傅作义的两位代表是崔载之和李炳泉。年岁较大一点的崔载之是傅作义主办的《平明日报》社的社长，李炳泉是该报社的采编部主任，也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
在这个天气异常寒冷的冬日里，双方围坐一户农民家中的火炉旁，不拘形式地随便聊着天，他们没有明确的议题。双方心里都清楚：这次会谈的目的就是试探对方的真正意图。
崔载之一再表示他俩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说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非常具有诚意，绝非阴谋诡计；为了防止中统、军统特务从中破坏，傅先生对这次会面采取了绝对保密的措施。
“是的，”李炳泉补充道，“为掩人耳目，傅先生叫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我们通过电台直接同他联系，而后再由李腾九向傅作义汇报。”
他们所说的李腾九，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出军校后，李腾九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1946年起为傅作义做联络工作。1947年12月，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不久，总部即由张家口搬进北平，李腾九仍任联络处处长，主要是替傅作义招待高级人员或会见普通客人，并替傅作义出席城内比较重要的非军事性会议。联络处名义上为傅作义总部的一个单位，但在工作上与总部其他单位没有横向的关系，直接受傅作义的领导。所以，对傅作义来说，李腾九是个信得过的人，不会走露风声，跟共产党谈判，非同小可，绝不能让中统、军统寻到一点痕迹。而李炳泉正是李腾九的堂弟。
苏静在这次会面中只是负责接待和观察，平津前线的最高首脑并没有马上出面同崔载之、李炳泉谈判，而是安排他们休息了两天。这两位代表虽然甚是焦急，但想到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解放军手里，也只好装着很沉着、很从容的样子。
这个时候，林彪等人还无法确认李炳泉是不是地下党成员。12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电报给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要他派人到北平西郊青龙桥接北平地下党城工部长刘仁到孟家楼谈工作。刘仁证实，李炳泉的确是中共正式党员。
于是，双方开始谈起了核心问题。傅作义的想法和要求大致可分为四点：第一，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一线的和平解决问题；第二，为了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使该军回到北平；第三，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第四、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显然，傅作义仍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共产党搞联合政府。苏静如实将傅作义的要求报告给了林彪和罗荣桓。12月19日，刘亚楼亲自来到八里庄，与崔载之和李炳泉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
刘亚楼先是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的前景，而后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阐明了中共方面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第一，傅作义所指挥的部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察绥军，一律放下武器，绝不允许保存武装力量；第二，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第三，如同意和平解决平津，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第四，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应先将其逮捕；第五，可以给傅作义编两个军。
崔载之和李炳泉听了刘亚楼提出的条件，无言以对，双方的差距太远了。二人只是将谈判情况通过电台报告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当即回电，别的什么都不说，只是谈城内蒋系军队比他的兵力大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犹豫不决的傅作义，找出了很能站得住脚的托词，实际上他是在观望，而且是充满幻想地观望。
谈判没有结果，崔载之返回北平。李炳泉和电台仍留在八里庄，继续与两方面保持联系。几日后，解放军占领新保安和张家口，全歼35军和105军，彻底断了傅系军队的西退之路。傅作义如同五雷轰顶，一连数日，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是仰身躺在床上瞪视着天花板，便是在那块狭小的地面上没完没了地踱步，时时地长吁短叹。
崔载之回到北平，直到第三天才见到傅作义。一向注意礼仪的傅作义当即大发脾气。
“我是怎么跟你们谈的？”傅作义愤然质问，“我不是已经发去电报了吗？说得明明白白，为什么他们还要打呀？”
“他们打掉了35军，还有105军……”傅作义接着说，“照这样打下去，跟让我在阵前缴械差不多，那还谈什么呢？”
崔载之没有说话，直到傅作义平静下来，才详细地介绍了八里庄谈判的经过。
“你都见到谁了？”傅作义问。
崔载之说：“就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还有负责接待我们的苏静。”
“林彪没有出面？”
“没有。”
“还有他们的政委罗荣桓，也没见到？”
“都没有见到。”
傅作义送走了崔载之，独自思索起来，开始犹豫这样谈判下去，自己究竟可以保持住什么样的地位。
但解放军没有给他充分犹豫的时间，1949年元旦刚过，刘亚楼亲赴前线，率领各路纵队揭开了强攻天津的序幕。傅作义再次下定决心，要继续谈判。
第59节 和平来临了
傅作义刚刚在犹豫与痛苦中度过了1949年的元旦，就收到李炳泉从八里庄拍来的电报：“解放军前线长官要求我方派一位身份更高的人参加谈判。”
要选一个既有能力又忠于自己的人，在这种时刻并不是很容易的。傅作义思谋良久，最后选定了“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