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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那么，以您的看法，武侠小说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金：我很同意倪匡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就是不管是武侠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来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他任何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的，也有不少坏的作品。我们不能很笼统地、一概而论地说武侠小说好还是不好，或是说爱情小说好还是不好，只能说某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倪匡那段话的观点很清楚，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和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没有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
杜：您刚才提到作品是否能感动人是否有意义的问题，那么，您是否认为，这两点就是决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价值的条件？
金：每个人对文学都有自己的看法，以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我不赞成用“主题”来评断一部作品。主题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文学的功能，如果要表现某一种特定的主题，一篇理论性文章会更好、更直接。
杜：那么您认为文学的功能，不是用来说教，用来讲道理的？
金：对，我认为文学的功能是用来表达人的感情，至于讲道理，那就应该用议论性的、辩论性的、或政治性的文章，像我在明报上写的社评（贵报南洋商报经常转载的）。但是，这并不是文学。
杜：从这个角度来看，您的武侠小说，主要是要刻画人性在情感上的各种表现？
金：对，就是人的个性、人的情感。中国人向来就喜欢说“文以载道”，认为文章的目的，是用来讲道理的。当然用文字来讲道理是可以的，也是极重要的功能，但那并不是文学。
杜：我看过一些有关您的评论文章，它们都指出您的作品中，具有很强烈的侠义精神，特别是义气这一方面。
金：“义”是人的一种性格精神，有些文学作品用寓言的方式，讲一匹马或一只狗，用人的感情寄托在他们身上来表现，实际上到底动物的感情如何，我们也不太知道，那些寓言所描写的，是人的感情和个性。
文学作品要表现人类哪一种感情都是可以的，很强烈的爱，很强烈的恨。所谓义，或者说是特别的一种情谊，都是属于人的感情。当然，侠义是人类感情中一种比较特别的部分。
杜：这种侠义精神，在中国应该是渊源自《史记·刺客列传》那一脉侠义文学的传统吧？
金：应该是的，当然侠义也不单单是中国才有，外国也有，不过中国人似乎对这方面特别重视，这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根源。
杜：除了中国的侠义文学传统之外，西方文学对您的作品，是否会发生影响呢？
金：有的外国小说、电影，特别是外国的动作片，它的侠义精神也是很强烈的。西方很强调动作，类似武侠小说的地方也很多。我们所生活的新加坡和香港，都是东西方交集的社会，不是纯粹东方或西方的社会，耳濡目染之下，当然会受影响了。有些新的中国画和中国音乐，受到西方艺术很大的影响，中国小说也不例外，往往以西方的表现方式来写中国的人与事。我觉得用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方式来写现代的人与事，也未尝不可以试验，像张恨水的小说就很受人欢迎。
杜：以您的看法，在现代社会里，武侠小说所具有的，只有纯粹欣赏作用，还是具有其他影响作用呢？
金：文学必须有一定的影响和功能，不过，我个人不想把文学当成是一种影响社会的工具。我觉得这些都是副作用，艺术本身还是艺术，它并不是追求什么目的，只是追求一种美感。
人的价值观念有许多不同的范畴，科学是追求真实，像牛顿和爱因斯坦，他们所研究的只是真或假，不用去想到它会有什么其他作用或影响，他们不会想到发明这个定律之后会有什么好处或坏处。至于宗教的道德观念，则是在研究善与恶的问题。文学艺术则是侧重于美或不美的追求，至于真假善恶，则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这种讲法会有很多人不赞成，很多文学理论家喜欢把善和美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他们总喜欢谈论某一部小说对人们有什么效果，那首音乐对人们又有什么好处。有个笑话，说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坐在一旁的倪匡又再笑出声来，说乐圣贝多芬可是一个脾气怪得透顶的家伙。）对，贝多芬自己的性情却一点也不好到那里去。哈哈，所以，我觉得听音乐只要觉得好听不好听就可以了，至于听了之后你会变得好一点或坏一点，相信不会是音乐家作曲时想追求的效果。音乐是非常抽象的，一般交响乐究竟是要表现什么，大概连作曲家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偏偏有人一直要去解释，说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是表现人对命运的奋斗、抗争；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是表现月光的意境等等。其实它原来未必是那么一回事，都是后人添加上去的。
音乐很抽象，人们给它添上各种解释，那也无所谓。小说是具体的文字，人们就很喜欢研究某一部小说对人是有好影响或坏影响，对世道人心有没有贡献。当然，一部作品的影响是有的，不过，作家在写的时候，有的人也许会怀有这个目的，我本人则不大想。我如果想写这些人的话，我只侧重于描写他们的情感、个性，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杜：这么说来，您的小说主要是透过刻画书中人物的个性，去表现和反映人类的情感，希望给读者产生一种真实和切身的感受？
金：对的，我只是希望写得真实，写得深刻，把一般人都不太常注意到的情感都发掘出来，表现出来。当然武侠小说主要是幻想的，一般人的生活不会这么紧张和惊险，就像倪匡在科学幻想小说中老是碰见外太空人一样，我们大家都没见过。（笑）
杜：也许他那么多小说材料，根本就是外太空人用脑电波传达给他的哩，哈哈。
倪：（哈哈大笑）：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外太空人哩！哈哈。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小说一定要好看，不好看的小说有什么用？不管大家说它多好，可是你根本就看不下去，这样的小说又有什么用处？
金：我想这是某些文学批评家所造成的风气……
杜：对，实际上我想，如果曹雪芹当初会想到他那部当时卖都不一定卖得出去的《红楼梦》竟然现在会这么伟大的话，我想他说什么也写不出这部小说来。
金：对，如果作家在动笔之前一心想要写一部伟大的小说的话，他一定写不出来，就算写得出来，也一定不会伟大到哪里去。
倪：不过，我觉得中国的传统小说还是好看的居多，像明朝的《警世通言》、《拍案惊奇》等等那几部小说，写得都很好看……
金：我想这和文化传统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拿给外国人看，他可就觉得没什么看头了，所以这和民族性格大有关系。就像中国的小调，我们觉得悦耳动听，可是外国人听来却觉得简单无聊。像《红楼梦》，外国人看它主要也是基于研究性的，一般的外国人不见得会喜欢看，像那些外国家庭主妇，办公室文员，怎么会去喜欢这样一部男女关系搞都搞不清的翻译小说呢？
倪：哈，套用《水浒传》里的一句粗话，就是简直看得“淡出鸟来”，哈哈！因为他们可能看都看不懂，哪能谈什么象征，谈什么意义呢？
金：当然，在这一点上我和倪匡是志同道合，不过可不是什么正统的文学观点啦……
倪（打着哈哈抢着说）：“嘿，你怎么这么长他人志气？你也可以认为自己是正统，哈哈。”
金（笑着说）：对，对，通常正统与否和流行与否有关，一般流行的说法往往就会被推许为正统的……
倪：不，不，流行也不一定就是正统呀！其实不过是主张那些观点的人地盘多些吧，一般人的观点不一定和他们一样……
（这一番抢白，说得大家点头称是。）
金（点着头）：其实，也许持我们这一种观点的人会更多呢……
倪（又是一轮快攻）：当然多啦，你不信只要看一看小说的销路好了，对吗？
金：今天《明报》上，就有一篇徐速的文章，题目叫《香港文学那里去了》，他们说的文学，就不包括我们这些作品在内。
倪：我觉得古龙讲的一句话最好，他说：我们这些人什么文学奖都别指望拿到，不过，我们却可以得到群众奖。群众喜欢我们就好了，教授喜不喜欢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吗？
杜：可是金庸的小说也大受教授专家的欢迎呀！
倪：对啊，所以金庸小说伟大就在这里嘛。上至大学教授、内阁部长，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爱看，可说是真正的雅俗共赏。我觉得写小说能写到雅俗共赏，是最不容易的事了。对吗？正所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要热闹与门道兼具，是最难的了。
金：一般文学批评家可是看门道多，看热闹的比较少了。
倪：门道？老实讲，那些门道也是文学批评家自己造出来的，像皇帝的新衣一样，每个人都看不到，但都说好。要不然你就是看不懂，是外行，没水准，不是吗？
杜：对！就像现在人人爱看金庸的武侠，而且人人赞好，结果谁也不敢说金庸写得不好了，对吗？
金（开玩笑地说）：这就是造成一股声势的好处啦，哈哈。
杜：这么说来，您的文学观念倒是蛮“正统”的嘛？
金：嗯，其实我的观点是群众观点。我觉得，就借共产党“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说法来说吧，像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作品，工农兵怎么会看得懂？就以刚去世的茅盾来说，你把他的《子夜》和一部武侠小说一同拿给工农兵看，你想他们会接受那一种？他们一定会喜欢看武侠小说。《子夜》那类的作品写得自然很好，虽然说是要为群众或工农兵服务，可是究竟有几个工农兵真的会喜欢看它？这是不无疑问的。
杜：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般文学史至少在这方面，似乎应该有重新评估和纠正的必要了？
金：这要看哪一方面而定，在反映社会背景或写作的深度而言，《子夜》在反映旧上海社会某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方面，当然有它的功能，至少可以记录当时的社会实况，或甚至所谓可以为革命服务之类，这一点当然是武侠小说所没有的。
倪：其实我觉得就算要表达一种很正确、很严肃的主题，我们也可以用很好看很引人入胜的手法来写，效果不是更好？干么一定要写得那么神圣不可侵犯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不过，老实说，《子夜》在这当中还算是写得好的了，有些更是简直叫人看不下去。
（这段话看似“强词夺理”，其实别有一番“反潮流”的大道理在其中，听得大家大点其头。）
金：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学作品的确是有它的长处和价值，不过，如果口口声声说它是要为群众服务，可是群众到底是否看得懂，却大有疑问。这样的矛盾有什么意思？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然可以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