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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情圣
神雕大侠的形象，
因了一种至情至性，
散发出特殊的光芒。
《神雕侠侣》的面世，在金庸的创作历程中，具有着里程碑的作用。尽管它只是《射雕英雄传》的续书，但它的精神实质已经完全不同了，它可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一次重大的，酝酿性的转折。
最主要的不同，是郭靖和杨过的迥异。
杨过一出场，引起了一片哗然。
正如梁羽生的金世遗一面世，也引起不少非议一样。当时的读者，喜欢心目中的英雄是完美无缺的。
这也算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悖论吧？
纵观中西文学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凡伟大的作品之所以留存，一定因为它反映了时代，刻划了人性，还加上流丽的文采。也就是说，基本条件是写实：反映时代的写实，人性描写的写实、文字功力的写实。浪漫的纵情，只是一瞬而灿的才华，古典的抑制，才是扎扎实实的成就。
但问题在于，左一个写实，有一个写实，一味写实下去，观众又不一定买账。正因为现实中只有石屎森林，他们便想在小说中寻找海市蜃楼；正因为生活中没有彩虹，他们便盼望在小说中能实现愿望。倘若小说中的故事也跟现实中的生活一样，他们干嘛还要去通宵达旦地看小说？
况且，什么时候，什么空间，都会有人在呼唤英雄，期待英雄，需要英雄。
这种情况的存在，无疑是难煞了小说家。
金庸同样也面临着挑战。事过境迁，我们不知道他当时都想过些什么。
抽象的时间是一个巨大的空洞，如果有也只存在于表盘的刻度上，而且必须凭借表针的奔跑。
如同小说中的人物要凭借故事，历史要凭借史实，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小说和历史，正是因了人物与人物、史实与史实的时差。
两个新年之间的每一个日子，就像一根根羽毛不断地脱落飘逝，加深着人类对时间的感受。当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各种事故与故事填充，时间就神秘地转换成了感受，就只有感受了。
所以，在我们的感受中，对杨过的形象和过去的读者所感受到的应该是不同的。
有许多人就不喜欢金庸让杨过这样出场：
就在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左手提着一只公鸡，口中唱着俚曲，跳跳跃跃的过来，见窑洞前有人，叫道：“喂，你们到我家里来干么？”走到李莫愁和郭芙之前，侧头向两人瞧瞧，笑道：“啧啧，大美人儿好美貌，小美人儿也挺秀气，两位姑娘是来找我的吗？姓杨的可没这般美人儿朋友啊！”脸上贼嘻嘻，说话油腔滑调。
郭芙小嘴一扁，怒道：“小叫化，谁来找你了？”那少年笑道：“你不来找我，怎么到我家来？”说着向窑洞一指，敢情这座破窑竟是他的家。郭芙道：“哼，这样脏的地方，谁爱来了？”
其实这样去写杨过的“第一次”，充满了张力，留下了相当大的写作空间，想来金庸也是煞费了苦心，才想到了这么一个开头的，既有承前，又有启后。
杨过是郭靖的故人之子——杨康和穆念慈的孩子。
杨康是个什么样的人，《射雕英雄传》已作了详尽的描述，他和郭靖，几成了《射雕英雄传》中并驾齐驱的男主人公。对他的品性与下场，读者也应该了如指掌。杨过的血液，若没有附着几分他父亲的风流轻薄和邪气，读者也不会相信。更兼他因为父母早丧，自幼一人流浪于江湖市井之中，又沾染了一身流氓习气。
童年的际遇会影响人一生的命运，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杨过在坎坷艰难的童年生活中养成了自立精神，是以他的偏激、执拗、心胸狭窄等相伴而行的。他说出“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加倍地对他不好”这种以我为中心的话，实在也是纯属自然的。
这当然跟郭靖完全不同，郭靖是一个多么仁厚的人，即便是对他的敌人，同时也是江湖英雄们的劲敌欧阳峰，他仍然网开一面。
那一次，聪明跳脱的黄蓉实在忍受不了欧阳峰的歹毒，在蒙古设计将他冻结在四五丈长的大冰柱里，许多蒙古兵纷纷跑去观看。这时郭靖就站出来说话了，口气中有着对黄蓉的责备：“自古道，士可杀不可辱。此人虽然奸恶，终究是武学宗师，岂能任人嬉笑折辱？”当下命士卒将冰柱遮住，任他亲贵大将亦不许进帐而观。
要是换了杨过，他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他会像黄蓉一样地对待欧阳锋，或者还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俩其实是同一路的人。因此，黄蓉能在许多方面让郭靖言听计从，但碰上了杨过，她却只能对他束手无策，只能处处防范他，并有意无意地阻碍他。这也是黄蓉在《神雕侠侣》里让人不理解、不喜爱的主要原因。
杨过的所作所为，是对郭靖那种儒家大侠精神的一种公然的挑战和反叛。有人这样评判：
按照杨过少年时的表现，他完全应该归入邪徒一类，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侠。因为他与郭请几乎处处相对立，相矛盾。郭靖心怀宽广，杨过心胸狭窄，郭靖愚钝朴实，杨过机灵狡诈；郭靖端方正直，杨过倔傲偏激。杨过居然拜西毒欧阳锋为义父，进而在桃花岛上用蛤蟆功打伤武氏兄弟，甚至在全真教中做出了最为正派使道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欺师叛祖，反叛出门做了古墓派的传人。后来又公然对抗礼教大防，要娶他的师父小龙女为妻……此人的所作所为，几乎一无是处，与“侠”的标准更是南辕北辙。
但金庸却很偏爱这个人物。
为了写好杨过，金庸不惜一次又一次地把人性放到一个夸张、极端、激烈而残酷的焦点场面里去，使得人性的善恶两面更尖锐而突出、深刻而特殊地表现出来。
——杨过和郭芙青梅竹马，本应有一个美好的将来，郭靖亦看好他们，亲口将郭芙许婚给他。但因为郭芙的骄横和杨过的愤激，加上黄蓉的阻挠，这一段情终归“流产”。后来还发展到性格不合，气质不投，水火不容而如同仇敌的地步。轻率的郭芙最终打骂并举，一刀下去，使杨过年纪轻轻便成独臂。
——杨过跳达不羁，巧言甜语，风流潇洒，迷倒了不少女孩子。好不容易和小龙女相遇相爱，从不自知到自知，但却困难重重。每每旧劫将去，新劫又至，离别的时间更长达十数年之久，期间惨酷的遭遇真是不堪言说。这么一对金童玉女的璧人，今天被认为是天造地设，而在当时，谁会可怜杨过孤儿断臂之苦，又谁怜小龙女非错而失贞之哀？
小说的情节越是具有张力，人性的善良以及挣扎在善恶间、正邪间、成败间的可歌可泣越发可以显现出来。就像用聚光镜集中阳光的力量，足以造成焚烧。
事实上，悲剧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天天都在发生，战争、仇杀、流血、死亡、天灾、人祸、饥口、干旱，这些活生生的事件，其残酷性远远超过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只是凭借这些强烈的情节去表现出在生前死后，成败荣辱间的人性。所以，成功的武侠小说，根本不会使人感觉到表面化和夸张，反而让人觉得非常深刻与真实。“武侠，只是手段；人性，是小说表现的重心，才是永恒不变的。”也武侠小说作家的温瑞安如是说。
金庸也认为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应是过分的离奇和巧合。他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夸张神化，人的性格总应当是真实的。
杨过与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应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决难在谷底长时间独居；杨过如不是至情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当然，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则两人跃下去后粉身碎骨，终于还是同穴而葬。世事巧合变幻，窍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到底，总是由各人本来的性格而定。
性格就是命运。
世事纷纭，人总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选择也可能是出于误会，但误会是对是错呢？即使人能把握自己的选择，又能否肯定那选择就是正确的呢？选择真能归本于命运吗？或者说命运还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呢？
金庸是一个很强调东方色彩下的传统理念的中国文人，在他的笔下，传统文化、民族性格再次表现出能够包容一切，消解一切的恢宏，表现出难以抵御的魔力。他很清楚地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悠久的文化存在。它们早已存在于他脚下的大地，它们决定着中国文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着文人对待家国的态度。任何人，意识到也好，意识不到也好，谁也无法让自己完全摆脱它的制约，而只能在一个巨大影子的笼罩下生存和发展。
那是一片浩渺的大海，那是无边无际的时间与空间，一切都将被汇入其中，一切都将被卷入其中无声无息地消解。
所以，当年的读者实在不应对杨过的性格耿耿于怀。
人世，这才是几乎所有中国文人最为根本的需求，他们以文学、以艺术、以不同的手段，一点点地表现着自己，一点点地发挥着自己，并由此获得一种内心的充实，或者人生价值的体现。中国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纯哲学，顶多是半哲学，半宗教的，是教育人应该做什么的伦理哲学。因此，金庸是不会让杨过自行其是地反叛到底的，他总会在某一个程度上，把他纳入一定的道德轨道。
先是郭靖把他“押”上终南山学艺，后是他帮助郭靖在保卫襄阳一役中建立旷世奇功。
让我们来听听这一段“风陵夜话”：
“这位大侠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可是从来不肯说自己的姓名。江湖上朋友见他和一头怪鸟形影不离，便封他一个外号，叫作‘神雕大侠’。他说‘大侠’两字决不敢当，旁人只好叫他‘神雕侠’。其实凭他的所作所为，称一声‘大侠’又有什么当不起呢？他要是当不起，谁还当得起呢？”
“那位神雕大侠为了救王将军之命，从江西赶到临安，四日四夜，目不交睫，没睡上半个时辰。他和王将军素不相识，只是怜他尽忠报国，又被奸臣陷害，便这等奋不顾身的甘冒大险，为王将军伸冤存孤，你说该不该称他一声大侠呢？”
好了，杨过不仅走上了正途，而且还成了大侠。生命本质的思考，死亡本质的忧虑，很难完全取代他对现实的介入，对生活的拥抱。只不过金庸把他的人世的强烈愿望和某种生活态度，以一种更为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求获得更强烈的艺术效果罢了。
当然，陈墨也提醒我们：郭靖这位侠与杨过这位侠是有明显的，甚至是本质的不同的。
郭靖是儒家大侠，为国为民，牺牲自己。
杨过是道家大侠，至情至性，实现自我。
郭靖最后仍为襄阳之守而殉难，死而后已。
杨过则在华山之巅与众人告别，归隐林泉。重要的不是儒和道的差异，而是神和人的区别。
郭靖是一个理想人格的典范，有如天神。
杨过历尽人世坎坷，有情有欲恰似常人。但看杨过最后的威风，他又从人世间回到了神殿。神雕大侠名不虚传，可谓半人半神。
这种半神半人的形象，是由于作者的理想化追求和现实性这两者矛盾冲突的产物。杨过是一个较为深入的尝试，杨过之后，后者逐渐压倒了前者。金庸笔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