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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西拉选择学生干部非常重要，干部选好了，辅导员、班主任的工作会很轻松，学生工作会非常好地开展。选不好，将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选干部要非常仔细，非常慎重，其中民意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要一上来就决定谁当干部，尤其不要去代替民意。我们过去搞过“四清”，工作队一进村，一些人会贴着工作队、会拍马，我们叫那种人是“勇敢分子”，特别要小心“勇敢分子”，他们将来不一定是好干部。有些老贫农，在墙底下蹲着，看你“四清”工作队进村，很长时间不说话，他们看你可靠了才把真实情况告诉你。这些人将来反而非常好。选干部一定要按民意，不要仓促决定，这是我在当系主任时再三告诫自己和大家的。
熊丙奇在不少学校，当学生干部在综合测评时是要加分的，而且当学生干部在就业时也能增添光彩的一笔。所以有的学生想办法找老师拍马，或在学生中拉选票，希望当学生干部。可当了学生干部并没有为学生服务。
第46节：永远不败的研究
刘西拉抓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对这种行为有抵制？你如果不抵制，我就怀疑你本人就是这样的人。如果真正为了学生，你就要多花时间好好考察一下，不用着急，这又不是搞运动。
熊丙奇现在有的学校把欠费的学生姓名公布出来，你觉得这种做法对吗？
刘西拉现在家庭生活条件好的和差的差距很大，我们要考虑生活差的那些学生，他们具有什么心理状态。他们有很多难处。我们要给他们机会，不要增加他们的精神负担。他应该按时交钱，可没有钱怎么办？我们应该给他们创造借钱读书的条件，我今天欠你的，明天会想办法还你。如果借钱不还，那就不可信了。如果他借钱出国了，按照国际惯例，银行可以追到那里，他到哪里，你欠款单可以跟过去。他的老板一看欠款，这个人不可信，没有单位会用他的。教育者要保护这些贫困学生。年轻人并不是希望人们看到他弱的方面，他希望大家看到他强的方面。我跟我的研究生谈话时，批评起来是很激烈的，厉害到可以拍桌子，但有一个原则是不能有第三者在场。如果有第三者在场，他听到的一定是我对这个学生的夸奖。作为老师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很生气，他都忍，但是你不要当着第三者的面批评他，当着第三者你最好是鼓励他，说他有什么优点。有些教师当众把自己的学生说得一无是处，我可以说这种教师是没有素质的教师。像有一些领导，喜欢向上级报告，说自己下属捣乱。那你是窝囊废，你不是窝囊废，就把问题解决了，何必报告上级？
熊丙奇对于教师的素质，学生往往无能为力，在今天这种环境里，我们的大学生怎样才能提高自身的修养？
刘西拉有四条要求。第一条，要讲点精神，什么精神呢？爱国主义精神。第二条，要有很强的意识，就是竞争的意识。改革开放了，如果你还不会竞争，还等上级给你东西，你就没法跟上形势。第三条，要学会唯物辩证法，看问题要从两个方面，要发展地看问题。对任何强手都要学会分析，他有强的一面，也有弱的一面。现在老说西方好，我常常跟美国人讲，我说你们要负责地给中国介绍点你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吃亏的教训，比如说发展小汽车，你不讲这个，专门讲小汽车怎么好，中国13亿人都能开小汽车吗？第四条，要有一种作风，这个作风是什么呢？是踏实苦干的作风。现在来讲，年轻人要忍得起清贫。年轻人不吃苦，将来没有出息。我跟我的副教授到济南去开会，可以睡软卧，但我们就是硬卧去的。我们两个可以租一个房间，就不要两个房间。为什么呢？我的学生、我的助手都习惯这样了。我们现在可以清贫一点，不是我付不起这个钱。有了这个作风，将来你就知道，在学术上的要求要高，但是生活上的要求可以低。生活上要求低，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永远贴近13亿人的大多数，这能使你头脑随时都保持清醒。一个精神，一个意识，一个思想方法，一个作风，这四点，不用上课，平常自己注意点都可以做到。
作者补记《新京报》2005年5月20日一则报道（《惊讶：1/3大学生曾有轻生念头》，郭少峰，《新京报》，2005年5月20日。）说，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和同学刘艳在老师的指导下，用了两个星期设计问卷，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发放了200张问卷，最终收回189份。在有效问卷中，有近1/3的被调查者曾有过自杀念头。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连程小龙也很吃惊。而从具体的大学生自杀数据看，近年来也明显增多，某市仅2005年上半年就有22名大学生自杀。大学生为何会有自杀的念头，并最终选择自杀？原因很多，或因感情受挫，或因学业失败，或因压力过大，或因悲观厌世……对此，学校、家庭、学生以及社会均有责任。
原因20：永远不败的研究
虽然说科学容许失败，但是基金允许你科学失败吗？
对话观点：
在参加基金评审的过程中，我学到很多，而最重要的是“诚实”。
基金项目的设计本身都是“短平快”的，所谓为现实服务；要么就盲目赶超世界先进，这是很不现实的。
科学上的贡献，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有的可能一篇文章就够了，但是这就不一定符合基金的要求。
对话人：郑元芳、葛剑雄
熊丙奇谈到国家基金，我想问问美国是怎样操作以保证它的公平、公正，并对科学研究起到实际推动作用的？在国内，一个人的身份，他过去取得的学术成绩，往往会在申请科学基金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也被学术界广泛指责。
郑元芳在美国，一个学者过去的成就，可以让人们感受到他有能力完成科研任务，但对于新提出的课题，这只是一个参照因素，并不能起决定作用。专家首先会对课题本身的创新性、突破性和计划性进行审核，这是最关键的，如果对这些关键因素评价不高，根本不可能考虑立项。只有当这些因素评价过关后，专家才可能参考他以前曾经做出的成就，进行综合评判。如果一个人从未做出过好的成果，但是他提出的课题很突出，也同样会得到批准和支持。
第47节：科学容许失败
熊丙奇怎样确保专家们能执行这样的评估体系？
郑元芳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部门负责人要负责挑选参加评价的专家，他要对专家的公平和公正负责。通常，评价专家是来自大学的教授，只要看看他们从事科学活动一贯的历史，以及在与他们工作的一段短时间里，就可以观察出他是否有很高的学术造诣，是否能做到公平和公正。参加评价的教授本身的学术水平，办事的公平、公正，对高水平学术研究的开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这些教授不知道什么是国际最高水平，什么是创造性理念，或者说即使他们能辨别，却不敢认真地执行，对科研活动都将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熊丙奇你本人在美国参加过很多基金项目的评审，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郑元芳在参加基金评审的过程中，我学到很多，而最重要的是“诚实”。每一个学者在评价基金项目时都非常认真，他不会因为你的种族、原来来自何处或是何性别，而带有任何偏见，他只会考虑与学术有关的因素，与学术无关的因素在学术评价过程中绝对不是一个影响因素。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之所以能在美国取得出类拔萃的成绩，成为杰出的学者，与这种评价体系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熊丙奇你认为目前国内大学的科学研究在管理和运作上是否科学？
葛剑雄我们的管理模式是比较落后的，科研基金多年来一直在增加，但是很多基金没有用在刀刃上。一方面，整个评审过程并不是很公正，或者是表面上程序公正，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公正，不透明、不公开。另一方面，有些人钱很少，可有些人却非常浪费，我甚至碰到过有些人在商量这么多钱怎么花，他用不了那么多钱。更大的问题是，花了这么多钱，并不一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成果。基金项目的设计本身都是“短平快”的，所谓为现实服务；要么就盲目赶超世界先进，这是很不现实的。比如我们人文科学方面，有些成果三年之内是做不出来的，谁都知道做不出来，但是最多只给你三年时间，甚至最好就是一年两年，这怎么可能呢？
作者补记你把故事讲得动听了，科研课题到手，项目评审通过，荣誉揽入怀中……所以你要有编动听故事、讲动听故事的能力。有经验的课题申报高手会这样告诉你：这一切只不过是“show”。你“show”好了，领导、课题组织者、评审专家都高兴，他们再把你的“show”给更高领导和自己的主管“show”。在大学校园里，老师们，甚至校长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请来专家指点，对项目申报、评审、报奖进行若干次答辩彩排，那是太正常不过了。这不仅在科研领域，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法则都是一致的：让领导听得高兴，看得高兴。所以，你是不是有把死的说成活的的口才，有没有把3元说成1000元的胆略，有没有3年填补世界空白的勇气，对于你在大学这个“秀场”能否当好一个演员获得头牌至关重要。否则，你只能是龙套，甚至连龙套的角色也轮不到。
熊丙奇目前很多基金项目的设计，是否有基金的管理者自己设置了这个题目让研究者来做，而这个题目不是真正产生于科学研究本身的情况？
葛剑雄这倒也未必，很多题目也是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提出来的。关键是指导思想，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让我提，我怎么敢提一个长期研究或者我把握还不是很大的项目呢？虽然说科学容许失败，但是基金允许你科学失败吗？
作者补记也许由于主管领导绝大多数是工科出身，而且他们拥有丰富的、成功的运行工程项目的经验，目前，以工程的思路、工程师的思路来开展学术研究的情况，十分盛行。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学校，各类“学术计划”纷纷出台。他们认为，搞学术就像盖房子、修大坝、制造机器一样简单，只要有了材料、有了设备和技术、有了人工，就能依照计划按部就班地施工，甚至能准确到哪一天完工。于是，对学术的要求也是一样，“给了你钱，给了你设备，给了你条件，你当然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出东西来，否则，你干吗吃学术这碗饭，还没有我们工程师有能耐？”这实在是十分荒谬的。有的基础研究，凑巧了，灵感闪现，明天可能就出来了；不巧的话，可能十年也没有多大进展。
熊丙奇为什么不敢提呢？
葛剑雄一个是总体规定已经定下来了，比较强调现实性；另外，一般都是规定三年，三年怎么做得出来呢？还有就是这种基金到时候要求一定要交多少东西。实际上，科学上的贡献，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有的可能一篇文章就够了，但是这就不一定符合基金的要求。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