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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苦苦过活。”２７虚无感不单是改变了他的人生见解，它简直要进一步改变他的人生实践了。
从启蒙者的悲观和绝望，从对尼采和绥惠略夫的共鸣和认同，鲁迅一步步走进了虚无感。正是从这一串足迹，我看出了中国文人传统在他心灵上烙下的深刻印迹，就在称赞绥惠略夫的伟大的同时，他又感慨在中国看不到这样的人物，当这样说的时候，他大概正觉出了自己和他的不同吧。理想主义的悲观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意识，恰如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痛苦，越是坚信理想的神圣意义，一旦发现它不能实现，这悲观煎熬就越是严酷。所以，绝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这这样的悲观，没有对理想的信徒般的热忱，没有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殉道式的执著，恐怕任何人都难以长久地承受它。尤其中国的文人身上，理想主义精神本来就不强大，宗教热沈更是淡薄，他们就更难这样的悲观。一旦身陷其中，便本能地想地要挣脱，而挣脱的主要办法，便是以中国人特别发达的悟性，把对人生某一个方面的悲观，迅速扩展为对整个人生的悲观，将对某个局部的否定，放大成为对整体的否定。一旦你对整个人生都悲观了，都否定了，就等于是取消原先与那个悲观对峙的乐观，取消了这乐观据以立足的理想，而走到这一步，你实际上也就取消了那个悲观，这就是中国式的虚无主义。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更不用说那“看破红尘，四大皆空”了，骨子里都是这么一条逃避悲观的思路，只不过眼光的深浅不一，悟性的高下不同罢了。几千年来，从悲观向虚无主义转移，已经成为中国文人摆脱精神痛苦的一种自然本能，在许多时候，他们甚至用不着理智的牵引，便能下意识地完成这种转移。不用说，这样的精神本能同样深植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无论他们摆出怎样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一到陷入悲观情绪，仍然不自觉地就会向虚无感求援。鲁迅最终会走入虚无感，正是他和他那一代人精神上根深蒂固的传统性的一个触目的标志。
难怪鲁迅一九三二年印行《两地书》的时候，会那样修改他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中对自己思想矛盾的表述，将那“个人的无治主义”，改为“个人主义”。经过二十年代下半叶的几度波折，他显然是看清了，自己并不能成为绥惠略夫，从自己的悲观和绝望中生长出来的，并非是与黑暗同归于尽的复仇意志，而多半是顾自己随便玩玩的虚无情感。
注释
１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三页；并《研究》，三百九十四页。
２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十五页。
３鲁迅：《译了之后》，鲁迅：《译文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二十五页。
４鲁迅：《即小见大》，《热风》，一百零五页。
５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九页。
６鲁迅：《空谈（二）》，《华盖集续编》，六十九页。
７同２。
８鲁迅：《记谈话》，《华盖集续编》，一百三十页。
９鲁迅：《颓败线的颤动》，《野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四十——四十一页。
１０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面十三页；并《研究》，一百五十六页。
１１此文收入《集外集》，四十——四十六页。
１２鲁迅：《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集外集》，四十七页。
１３鲁迅：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致孙伏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五十二页。
１４许钦文：《老虎尾巴》，《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六十五页。
１５尚：《怀念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二百零二页。
１６郁达夫：《历史小说沦》，《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八百零一页。
１７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五十三页。
１８鲁迅：《杂语》，《集外集》，七十页。
１９鲁迅：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十八页。
２０鲁迅：《求乞者》，《野草》，九页。
２１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十六页。
２２鲁迅：《自序》，《呐喊》，三页。
２３同上。
２４鲁迅：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八十二页。
２５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七十一页；并《研究》一百零九页。
２６鲁迅：《写在后面》，《坟》，二百十二页。
２７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九页；并《研究》，一百零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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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驱逐“鬼气”
鲁迅戴着面具上阵呐喊，最后却陷入深广的虚无感，他逃离“待死堂”的第一次努力，是明显失败了。但他不会甘心，因为他同样不能承受那个虚无感。他虽然说自己不再想那些“哲学式的事情”了，可是，真能够修炼到整天只认得鼻子底下一小块地方的人，世上又有几个呢？鲁迅向来是那样自尊好强，就连不愿意与朱安离婚，也要讲出一番大道理：“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１现在要他承认自己的人生并无意义，他是怎么都不会愿意的。因此，就在他似乎是无可避免地一步步陷入虚无感的同时，他又本能地要从那里面拔出脚来。他写信对朋友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而不能。”２虽是“不能”，却仍想“除去”，从二十年代中叶起，他又开始了第二次艰难的挣扎。
一个人所以会恨恨地宣告人生没有意义，总是因为他太相信人生是有意义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他原先对人生的确信，将他推人了虚无感的怀抱。鲁迅当然懂得这一点，因此，他驱逐内心“鬼气”的第一步，就是修订对人生的认识：我原先这样理解你，结果大失所望，痛苦不堪；现在我换一个角度打量你，或许会觉得好一点？
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已经到了非常讨厌别人侈谈将来的地步，他甚至把所有“将来一定好”式的议论，都看成是某种欺骗：“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历数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３这正是一段典型的虚无主义的气话，他原先大相信那些哲人的高论，现在才这样愤激地抨击它。但是，说“将来一定好”，这只是对将来的一种判断，你可以不信它，但你这“不信”本身，正也表现出对将来的另一种判断。人其实是很难做到不想将来的，尤其像鲁迅这样的人，他总需要有一个关于将来的说法，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因此，他那些反对侈谈将来的言论。不过是说明了他自己对于将来的苦苦的思索。
一九二七年冬天，他笔下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大时代”。他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４几个月后他又预言：“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５这“大时代”是什么呢？他解释说：“许多为爱的牺牲者，已经由此得死”，他们
“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６话虽说得折拗，意思还是明白的，到献身者的牺牲不再仅仅引人旁观，而是逼人奋起的那一天，黑暗和光明将会有上场殊死决战，这决战的时候，便是大时代。其实，信用他后来评论小品文的话，是还有更加简洁的解释：“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７仔细想起来，这“大时代”的说法当然是令人沮丧的，它非但不安慰你，说在决战中黑暗一定失败，它还要提醒你，说现在连作这种决战的条件都不具备。但是，它却十分符合鲁迅的需要。它既非空泛的许诺，也不是绝望的枭鸣，光明虽不二定得胜，毕竟也还有一半的希望。更何况，它能够有效地解释眼前的黑暗，甚至可以解释即将围过来的更浓的黑暗，既然现在是进向“极期”的时候，黑暗的扩大也就十分自然了。设想叫下，比起那种因为渴望快速走进光明，事实上却满目黑暗，于是禁不住狂躁忿怨的情形，你现在怀抱这个“大时代”的理论，是不是比较能够忍受黑暗，不那么容易绝望了呢？也真亏他想出这么一个对将来的判断，他使用的，其实还是“五四”前那个把“将来”推远去的老法子，但他现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可以用它来填补那看破历史进步论之后的精神空虚，缓解历史虚无主义情绪的重压了。至少，他不再是被现实黑暗震骇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一定还记得，当写《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鲁迅是多么自信，字里行间，处处进散出先驱者的豪气的。但到“五四”前后，这股豪气却大为减弱，你看他那些随感录，虽还常常以“我”和“我们”的名义发声呐喊，另一种自省自责的情绪，却也在其中悄悄地传布。《狂人日记》的结尾部分，“我”的自责尤其明确，他把自己干脆归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唤光明，又发现自己身上染着黑暗，到二十年代中叶，他笔下就涌出了这样的情绪：“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消失”，“我终于访惶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８完全是一种“夹在中间”的困惑了。
我很能够理解他这种困惑。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有个特点，它在骨子里一切照旧，表页上却风波迭起，动荡得非常厉害。这就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社会的变化很大，新陈代谢的水流很急，新的浪潮还来不及扩展，更新的一波又扑面而来。这个错觉对人的影响很大，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和信仰都正在变化之中，精神的“定力”相对薄弱，就特别容易受它影响，一觉醒来便以为自己是前卫，再睡一觉又担心自己落伍了。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自然会感受到这股压力，倘说到“五四”前，他的呐喊还能够汇入最急进的潮流，那到二十年代初，已经有另一些更加激烈的呼啸从耳边掠过。他毕竟四十多岁了，在人的生命向来早衰的国度里。这就算是渐人老境了，丰子恺一过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到了人生的“秋天”，鲁迅比他年长十多岁，身体又明显在走下坡路，自然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