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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听了无限神往，想起那一年的情人节，我们去武汉的中山公园，走路找了两个半小时，脚都走出泡了，结果进去半个小时不到，就出来了，一丁点大，又实在没什么可看的，还要门票。出来后想着还要走很远的路才有车搭，我气得说：“什么情人节，简直是死人节嘛。”后来我们每次回忆这句话都会狂笑不止。
和许多刚到深圳的人一样，1996年的暑假，我到深圳后没几天，就真的去了荔枝公园。尽管有了老哥的一再铺垫，还是显示了我想象力的没见过世面。我们坐在荔枝公园的湖边，望着蔡屋围一带的高楼，心里豪情满怀，觉得深圳真是和我梦想中的一模一样。
老哥满心欢喜地说：“以后你也来深圳工作了，过了试用期，我们两个人就大概有7000块钱一个月，7000块呢，做深圳人好吧？”他说“深圳人”时，比其他的字多用了一倍的力量，这力量让我充满欢愉，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成了深圳人。
那个暑假的晚上，我和老哥经常去罗湖国贸大厦一带逛夜景。但当我们享受完那些高楼大厦外墙的繁华灯光，再回到教育学院我们那10来平米的简易宿舍时，初为深圳人的感觉常常变得复杂。
当时从罗湖回泥岗路的教育学院只有一路公车，是24路。我们坐24路到泥岗立交桥下，教育学院在马路对面，立交桥下本来有地下人行通道，但当时晚上没有灯，地下通道就充当了许多人解决小急的场所，就算白天也几乎没人走，我们过马路都是在地面钻车的空子，然后猛冲。
在当时看来，那马路宽得气人。从立交桥上下来，有比较陡的坡，车速都非常快，路中间有一米左右高的水泥墙隔开，我们过这马路得分好几步。先瞅准车的间隙，然后迅速反应，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隔离墙边，再爬上隔离墙，接着等待时机，以同样搏命的速度过马路的另一半，才算过了马路到达了对面。有时运气不好，要站在隔离墙上等很长时间。
有一次我一个人晚上回家，还坐在公车上就为要一个人过那马路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可能是由于太害怕，下公车后我几次尝试着要冲过去，都只跑了两步又败下阵来，总感觉自己对车速、对距离估计不对，再加上那时我的眼睛没做近视矫正手术，不太看得清楚。
一直犹豫到第五次，我将心一横，终于冲到了隔离墙下，刚一站定，一辆货柜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轰”地一声巨响，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爬上隔离墙时，我一屁股坐在上面，只剩下悲凉。我强烈地感觉到，总有一天我会被撞死在这里，脑海里一幕幕浮现出各种车祸现场的惨状……当我惊恐地回过神来时，满脸冰凉的泪水，我感觉自己仿佛死了一次。
坐在隔离墙上，我环顾四周。深圳的夜晚真是五彩斑斓，远远近近的灯光层层叠叠，集合成各种图案，把天空映成无边的橙红。长城大厦（那时候从泥岗路完全看得很清楚）真像长城一样长，密密麻麻绵延成一片。我知道那里的人都有了自己的房，每一两个灯光就意味着一个家，每一个家意味着一片令人羡慕的欢笑，他们在上演着各自的欢乐，而我，一个人坐在隔离墙上，只是一个黑影。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买房，什么时候会有自己的家，我还不能有这样的梦，它像星星一样遥远。
东去西来的车一排排在我的前后呼啸而过，他们飞去，他们飞来，他们的车灯将我的眼睛刺过去，将我的眼睛刺过来。我被车灯包围了，被深圳夜晚的灯火包围了，我在灯火的中央，但我在深圳的边缘，被包围在隔离墙上。
我被包围在隔离墙上（2）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进入这个城市的中央，什么时候可以成为深圳的主流人群……但我们既然来了，就必须进去，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希望，只要不放弃希望，就会有一切……我坐在隔离墙上，用尽全身力气，扮演着优质的打气桶，拼了老命给自己打气。
那天老哥出差了，我在隔离墙上坐了很久，回到教育学院时，什么也没洗，就直接爬到床上睡了。
那个暑假过完后，我要重回学校。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向老哥挥完手走向火车站台时，心里无比轻松。老哥后来在信中说，我是头也没回地走的。
我当时不喜欢深圳，但我知道会自己来，因为我爱老哥，老哥已经在深圳了，我就得来。我这么想时，有些惆怅，有些无奈，也心存希望，感觉很复杂。
但我完全没想到，十年以后，有朋友跟我说起深圳的种种不好，问起我的感觉时，我毫不避讳地说：“现在如果搞一场‘我爱深圳’的演讲比赛，我保证‘噔噔噔’跑上讲坛，不打草稿，‘唰唰唰’拿下个一等奖。”
十年来，我们到过不少城市，每次从外地回来，火车一进入深圳市区，一看到地王大厦、看到和平路旁栋栋亲切的高楼时，每次都有强烈的回到家的感动，总是忍不住大声说：“哎呀，还是深圳好啊。”每次从宝安机场回来，车行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座座熟悉的广告牌，看到路两旁扑面而来的花草，我的心里，总有着放飞一般的自由和轻松，有一种被深圳拥抱的感觉，那感觉就像扑入了老哥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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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感慨，也许没有哪一座城市，能这样宽松地包容我们这些赤贫而充满梦想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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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搬家都是坐直升飞机（1）
1998年，我也毕业分配到深圳以后，我们又搬回了燕南路，是建艺大厦前的那栋单身宿舍，那栋宿舍现在还在。这已经是我们的第四次搬家。
我们每一次搬家都有显著的进步，所以每次都兴高采烈。
第一次住的房只有约8平米，一个星期后，搬到了泥岗路的教育学院，也是“三无”房，但有10多平米了，才一个星期就让居住面积大了两倍，老哥形象地说：“简直是坐直升飞机嘛。”我对他这比喻大为赞赏，以后的每次搬家，我们都笑称“坐直升飞机”。
第三次搬的家还是教育学院，但多了一个独立的洗手间，想着可以不用再去公共洗手间洗澡，不用在洗澡的时候，听隔壁的男高音歌唱，不用被动地偷听男生们在隔壁的浪笑，我开心得手舞足蹈。
第四次搬家，虽然还是一间房，但已经有阳台，有洗手间，在阳台上可以设置简易厨房做饭了。这当然是飞跃，这样我和老哥就可以一起做饭了，可以搞厨艺大比拼了。
这次搬家时，我们已经得到“前辈”指引：“买家具不要去商场，很贵的，应该去旧货市场，便宜。”
我们得此真传，开心地去了南园路的旧货市场。几百块钱买了个全套：一张一米五的床、绿色的皮沙发，当然是人造革的，还有电视柜——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我们在1997年6月29日买了一台十九寸的彩电——总之，该有的全都有了。
我们一起把墙刷白，在墙上贴上老哥在教育学院住时买的塑料名画。这幅名画花了老哥50块。老哥买来这幅画时，无比得意，说：“这画多美呀，而且不褪色的，脏了用鸡毛掸子扫掉灰就可以了，还可以用水洗，搬家的时候取下来一卷，轻轻松松就带过去了。”
当全套家具送来，摆放好以后，我大叫起来：“天啦，真像个家！”后来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去华强北的万佳百货买了全套一米五的床上用品。这家商场过几年后也没了，当时生意火得很。
配合床和沙发的绿色调，我们选的床上用品也是绿花和绿格子的，非常漂亮。这么一布置，家的氛围变得极其温馨。我环顾着这10来平米的家，无比开怀。
这种感觉就是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一样温暖。尽管现在的家在华侨城，房间是双拼户型，有200多平方米，是温情的英伦风格。
那个周末，我们兴奋得哪儿都没去。老哥不时地擦擦地板胶、摸摸人造革沙发，那小心翼翼的样子，比今天护理我们的意大利真皮沙发认真多了。我在一米五的床上滚来滚去，把新的床上用品一次又一次地贴到脸上，闭上眼睛，无比陶醉地感受那松松软软的质感。
老哥满足地说：“这下，我们算是安定下来了。”
安定下来了的我们，开始居家过着二人世界，努力工作，从容积累。
当时我在一家财经周报社做记者，这份报纸当时在业界很影响力，也是迄今为止老哥唯一自费订阅的报纸，5块钱一份的报纸能让很多热爱它的读者，一连找几个报摊去买。有一次我们在山姆会员店门口做发行推广，一位读者很吃惊地对我们说：“这么好的报纸还需要推广？”他当即订了几份，送给他的朋友们，我们感动得差点当场给他做一期“财源人物”。可惜当时我们都不懂得报纸需要像企业那样来经营，所以在亏损几年后，它被改成了别的报纸。
那时我对工作有着变态的热情，常研读《纽约时报》、《美国在线》、日本《经济新闻》和伦敦《泰晤士报》等，俨然要做个全世界一流的财经记者。而老哥除了做好他们银行的法律顾问工作外，时刻准备着出来做律师，开律师事务所，做合伙人。
我们晚饭后常去上步路的四川大厦一带散步，坐在草地上，看着不远处的园中花园，觉得那几栋楼优雅而含蓄，漂亮极了，特别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我无比羡慕地对老哥说：“有一天，我们会不会也能买那样的房子呢。”老哥很肯定地说：“当然啦，我们是两只勤快的燕子，会不断地衔泥，不断地做窝。总有一天，我们会去那样的地方做窝。”
每次搬家都是坐直升飞机（2）
那时候，我在报社的工资大概3000块钱一个月，交了房租后余下的钱用来安排日常生活，老哥的4500块钱就可以全部存起来。我对老哥开心地说：“两个月就可以成为万元户呢，真是爽！”“是啊，以前觉得万元户那么了不起，没想到现在一不小心就当上了！”老哥赶紧拿出自己的存折，无比得意地凑过来给我看。
后来，当我们手上有10万块钱的时候，我们这两只燕子就开始到处看楼，准备去高楼里筑窝，“密谋”着又一次坐直升飞机。
爸妈差点让我们破产（1）
1999年秋天，当我们把爸妈从机场接到家时，老爸大叹一口气说：“哎，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
这确实需要想象力，他们的父辈以及祖先们从来都不曾离开过老家，他们住的房子是从茅屋进化而来的土屋，他们曾经拼了老命，也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吃饱。当年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九个孩子拉扯大，让他们自己挣到饭吃，并且吃饱。而今天，他们居然坐着飞机，来到了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海边，看到了六十多层高的房子，他们的儿子在深圳工作了，还自己娶了媳妇。
那天中午在外面吃完饭，我们带爸妈在附近转了转，他们感叹了好几个小时后，总算适应了这个反差太大的事实。晚上回到家，老妈突然说：“只有一间房，怎么睡呢？”
我们得意地带爸妈看了我们的阳台，在他们来的前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