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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次往里面冲去，并大声说，“我要亲自送给她！”
那男人把我当成了疯子，一拳打到我的鼻孔上，打得我眼冒金花，鲜血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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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纷纷围了上来。
我固执地说，“让我见见蕾仙，让我跟她说一句话！”
又一重拳落在我的背上。男人继续动武时，被观众制止了。
这时，有人喊了一声：“蕾仙过来了。”
真的是她！
只见她满脸的不高兴，走上来，对打我的男人说，“你真不中用，让这么一个撒野的小子来门口捣乱！”
说完，蕾仙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被一群男人簇拥着，神气十足地走了。
丧魂落魄地回到学校，我被大雨淋得透湿，扎扎实实地病了半个多月。
我的心被无言的忧伤划破了。
我看见流出来的血变得苍白。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美风美雨：“赢得男人心的最佳办法就是当胸一枪”
阿东大学还没毕业就能够去美国留学，完全凭的是他的成绩。
蕾仙给他的心灵造成的重创，使他如梦初醒，将青春过剩的精力全部放在了学习上。
大四那年，国家教委给了他们学校三个公费留学指标，在全校报名参加挑选考试的五百二十八名竞争者中，阿东居然考了个第一名。
远渡重洋，而且是人人向往的美洲大陆，对九十年代初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玫瑰色的梦。
阿东与学校电子系一个叫周山岭的同学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有幸成为美丽的圆梦人。
阿东的人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然而，眼花缭乱的美风美雨却让“洋装虽然穿在身”的阿东一时难以适应过来。入学不久，阿东班上有一个年轻貌美的欧裔小姐，在一次小姐聚会上，她直言不讳地说，她就喜欢性生活。
因为这是了解一个男人的最好的办法。
“性生活”三个字由她说出来，就像嚼一支口香糖一样轻松随意。
她说，男女之间聊天、看电影或一起出去游玩，都是极为肤浅的，并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只有“性交”（这两个字她说得很重）能够帮助互相了解。
这样的言论无疑让从中国山沟里走出来的阿东目瞪口呆。
古老土地上板结已久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一再受到挑战。
芝加哥大学有一个中国学生联谊会，芝加哥地区还有一个中国学者联谊会。阿东有时也参加他们一些聚会，从联谊会那里可以结交一些朋友，了解一些信息。
比方，有一次聚会，一名在读博士说，中国女人在选择男友的时，有着严格的实用标准，比如家庭、职业、财产和地位等等，而这些对美国人来说，她们并不看重。
他举一个例子说，他读研究生时，班上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学生，许多男生对她动心。这女孩拿了硕士学位后，在一所中学教了几年书。她拒绝了许多求婚者，最后竟嫁给了一个连中学都没毕业的售货员。
在另一次有当地女学者参加的聚会上，有人从中心话题“一夫一妻”生活模式之利弊中引发出来，说男人应该实行“一夫多妻”，并以“中国古董”辜鸿铭主张用纳妾来补偿男人的性生活作例证，但话未说完，立即遭到两个美国女人的反驳：“男人可以多妾，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多夫？”
那人沿用辜鸿铭的话回敬她们：“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但世上哪有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
没想到，那两个美国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们当即反问道：“你们见过一只碗配四根汤匙，但世上哪有一根汤匙配四只碗的？”
此言一出，将所有在场的人都镇住了。散会后，一个中国学者对阿东笑笑说，听了那两个美国女人的话，他原想引用马尔克斯在小说中的话——“男人需要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钉扣子”——都不敢说了，因为美国女人说不定会反驳他：“女人需要两个男人，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担柴挑水”，甚至更难听的话。
最后，这个学者对阿东说：“在美国，女人的胆像佩玉一样，是挂在胸口上的。”
仿佛是为了验证这个学者的话似的，不久后的一天，一群女权分子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竟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憎恨男人大会”。
她们出售胸章和T恤衫，上面的文字特别杀眼——
“男人太多，弹药不足”（So many men， so little ammunition）；
“死掉的男人就不会享用春宫”（Dead men don‘t use porn）；
更酷的则是：“赢得男人心的最佳办法就是当胸一枪”（The best way to a man‘s heart is through the chest），上面画着一个女人正端着枪，在对准你射击的图案。
至于“保护妇女”（Feminine protection）、“我憎恨男人” （I hate men）等字样的文化衫就显得“过于友好和温和”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这个大会破坏了“烟花巷”的生意，一大群妓女竟然大大咧咧地聚在会场外示威，她们的口号很实际，说什么“替男人口交总比没工作好”（A blow job is better than no job）、“我的身体乃我的生意”（My body‘s my business）（此话当然也有“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事”或“我的身体管你鸟事”之意）。
换句话说，女权分子不能干涉她们的“身体”。
这触目惊心的一幕幕对自称“乡巴佬”的阿东冲击太大了，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他们疯了，还是我疯了？”
那些天，这个疑问像一柄有毒的剑，一直紧紧地刺激着阿东，令他欲罢不能，难以自制。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狐狸的尖叫：与“黑珍珠”的异国之恋
阿东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碰上“黑珍珠”的。当时他去大学边门的网球场找周山岭，刚进门，一个网球夹着一股劲风迎头痛击他的右颊，紧接着他听见了一声尖叫——这一声尖叫就深深地留在了阿东的记忆里，直到今天。
阿东被网球“揍”得头晕晕的，一个俏丽的女孩跑了过来，大声说，“你没被我打死吧？”
她就是刚才发出尖叫的那个打网球的女孩，自称“黑珍珠”，倒是应了中国人那句老话：“不打不相识”。
“黑珍珠”其实并不很黑，只是比中国人皮肤黝深一些罢了。她的鹅蛋型脸型、韧性十足的皮肤、会说话的眼睛和洁白细密的牙齿将高挑的她衬托得妩媚动人。
“黑珍珠”是斯里兰卡来的难民。
中国朋友听说阿东交了一个斯里兰卡的难民女朋友，颇有些瞧不起他。阿东心里特难过，不是为“黑珍珠”，而是为某些中国人。
到了美国阿东才发现，原来某些中国人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他们不愿跟亚洲人——日本人除外往来，他们叫“黑人”为“黑鬼”，并一个劲地往白人圈子里钻，跟人家套近乎。如果白人瞧不起他们，他们又大声喊屈：“你们白人有种族歧视倾向！”
尤其是一些取得了美国绿卡、特别是那些已经入藉的华人，种族歧视更为明显。
有一回，一个刚拿到美国护照不久的中国人对一个美国人抱怨说，“我们美国人干吗老是接受那些又穷又脏的难民？他们来什么都不干，只知道领取咱们的福利！”
这样的话，只有这个中国人才够说得出口，阿东听得真想吐，而那个美国人好心地问说话的人：“你是哪国人？”
那人很骄傲地说：“我是美国人！我入了美国籍！”
美国人就说：“你也不是这里出生的嘛。美国本来就是移民国家，我的祖先是从英国移民过来的。正是这种多元文化才能使美国生机勃勃啊！”
那个中国人说：“可是，我是说那些难民……”美国人立即打断道：“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告诉你，我的祖先当年还是英国的罪犯呢，他们是被流放来美国的呢！难民又怎么样？连美国人都不接受难民，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可以接受难民？”
接受难民是美国人道主义的一种张扬，也是美国人很骄傲的地方。何况来这里的难民，他们都很努力、感恩，而他们的后代更是有许多成了国家杰出人士。
阿东真替那个中国人难过！
也许是内心的固有的忧伤仍然时时地涌动，也许坚硬的孤独需要有人共享，也许异国情调应有爱情的浪漫，也许是众人的目光使他的逆反心理更加强烈，总之，阿东很认真地与“黑珍珠”谈起爱来，用那种乡下人特有的古朴和纯情，小心地、努力地经营着人生的初恋。
恋爱需要开销，阿东立即成了一家中国餐馆的一名洗碗工。“黑珍珠”也不错，她在课余去一家越南人打的花店打零工。
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可他们感到很充实。阿东有时从餐馆里带一份好吃的回来，而“黑珍珠”偶尔也带一束干花或自己在帮老板插花之余用废弃的碎花做成一个中国字“爱”送给阿东。一切似乎都很美丽，是那种青春的激情、朦胧的向往和夜半春心的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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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珍珠”想回斯里兰卡去参加“佛牙节”。她说她已经有五年没有回家了。虽然家里没什么人了，但是，斯里兰卡有她沉实的梦。
阿东二话不说就答应陪她一起去。
他们也更加努力挣钱，并于第二年夏季如愿以偿到达了斯里兰卡。
一下飞机，“黑珍珠”就激动得不行，双膝跪地，叩吻这块贫穷且饱经战争创伤的故土，因为故土下面埋着她的亲人、也埋着她厚厚的痛苦和结痂的记忆。
“黑珍珠”感谢阿东帮她实现了她的愿望。
阿东自己也深深地感动着。
因为游客太多，他们又没有多少钱，只能在一家下等旅馆开了一个房间——“黑珍珠”说，这样至少可以省出一个人的住宿费。
白天，数不清的斯里兰卡人都成群结队地涌到卡迪市的市中心，为的是要目睹一颗由释加牟尼佛所遗留下来的舍利佛牙，这一颗“佛牙”是一连十个晚上佛牙节的重心。
每年的“佛牙节”都是在七月的月圆之夜举行，整个节庆由大象揭开序幕。
阿东紧紧地抓住“黑珍珠”的手，挤在潮涌的人群中。
天气热得不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热烘烘的汗味、体味和椰子发酵的臭味，但人们顾不上那么多，只一个劲地喊着、笑着、挤着。
“黑珍珠”高兴得像个俏皮的孩子，她不停地用当地语言跟前后左右的人说着什么，有时也会学男人的样子，吹口哨。
而最让阿东难忘的则是她那种独特的尖叫——也就是网球上的尖叫，以及后来有一天对阿东宣布“分手”时，她激愤不已地发出的同样的尖叫。
后来，阿东将这种尖叫起了个恐怖的名字，叫“狐狸的尖叫”。晚上八时左右，“佛牙节”大型游行活动开始了：披挂着豪华衣饰的八头大象，充当着先头部队。它们从佛牙寺出发为游行队伍开路，两旁是举着椰壳火炬的人，紧随着的队中包括了僧人、手持佛陀画像的人、跳舞的女孩、鼓手、演奏乐器的人。
接着便是更多的僧侣们和大会的重点佛牙舍利——这个神秘的“庙会之主”。
“佛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