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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从中国大陆请来一名专事女性研究的专家来讲学，阿东听了他的一次讲座。
这位学者说，最近读到高尔基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有一回，高尔基跟几个文坛朋友在一起谈女人，托尔斯泰突然说，“等我一只脚踏进坟墓时，再说出关于女人的真话，说完立即跳到棺材里，砰的一声盖上。来捉我吧。”紧接着，这位学者又举了另一个例子：一个德国人想编一本名家谈婚姻的书，向肖伯纳约稿，肖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出他对婚姻的意见的。”
这个学者在分析这两个事例时指出：一个要在自己临终前说，一个要在太太去世后说，可见说出的都不是什么好话了。
不过，其间又有区别。
自己临终前说，说出的多半是得罪一切女性的冒天下大不韪的话。
太太去世后，说出的必定是不利于太太的非礼的话。
有趣的是，托尔斯泰年轻时极为放荡，一个放荡的男人不能让天下女子知道他对女人的真实想法；肖伯纳一生恪守规矩，一个规矩的丈夫不能让太太知道他对婚姻的真实看法。
最后，这个中国学者向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男人要对女性保持有美好的感想，他的生活是否应该在放荡与规矩之间——既不能太放荡，也不该太规矩呢？
更为重要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两者调节起来的吗？听到这里，阿东脑海里突然一亮：“性派对”就是这种“中庸之道”的最好办法啊。他觉得自己不但理解了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活动，而且感到自己已经参与了这类活动。他认为维也纳的艳遇就是一次变相的“性派对”，只不过“派对的人”只有他和那个“妓女实习生”——两个人都既不放荡，也不太规矩，并且彼此都保持了美好的回忆。
“生活，抖落了身上的一层鳞甲，你会感觉特别轻松。”有一次，阿东到加州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周山岭时，感慨万千地说：“我们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生活！”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屈乡楠文件夹
一种全新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这项挑战，但我愿意尽力一试。
这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自称为“遮阳部落”，倒是很符合他们的性格特征。
这些天，我们白天四处玩。晚上就到钟国军家中搞“性派对”，日子过得特别丰富多彩。
由于我没有女人，每次都有一个人“放空档”。奇怪的是，这几天，我倒是没放过一回“空档”，跟谢双依、桂妞、温尼都有着激动人心的收获。
我敢说，我跟妻子做爱时，从来没有如此感觉，如此的兴奋！
是否，跟妻子在一起时，义务的东西将人性的东西压抑住了呢？而“性派对”活动，根本不用考虑这一切。
真是轻松极了。
说真的，最初我也是内疚万分，但现在慢慢好像也习惯了。
我与他们很快混得厮熟。
他们对我也无话不谈。
今天上午，阿东给我看一份当地华人报纸，上面有一则消息，讲的是深圳爱滋病的情况。我将它抄在这里，也许日后用得着——本报讯 深圳自一九九二年发现首宗爱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迄今已发现爱滋病人数十宗，其中多人已经死亡。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深圳累计发现的HIV病毒感染者有二百多人，但该市的医疗卫生界人士认为，目前检出的感染者仅是冰山一角，估计没有被发现的爱滋病患者多达数千人，他们混杂在各类人群之中，成为爱滋病主要传播源。
阿东给我看这则消息时，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在他看来，“性派对”至少可以杜绝这种可怕的病患。
我对阿东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很感兴趣。他告诉我的这一切对我了解他们这个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许将来的某天，我可以将他们隐秘的生活写出来？
阿东不是给了我鼓励的暗示吗？
第三章 爱情杀手租赁家庭：机场上的红玫瑰
温尼去上海虹桥机场去接阿东的时候，是带着已经读初二的儿子贝贝去的。
那一天是寒假中的第一个星期天，阳光很好。
这也是温尼离婚后第一次去上海。
上海有她的记忆，有她的痛。
温尼真的不愿意去上海，她害怕陷入那些旧岁时光的忧伤回忆。
可表妹桂妞说，“你无论如何得帮我这个忙。”
因为“这个忙”一般的人还真帮不了——这个三十多岁的怪怪的男人在美国读了博士，现在又在香港某证券所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居然没有结婚，而回国探亲还要来“租赁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
换言之就是“租赁一个家！”
娃妞没有对这个男人的情况说得更多，只是说他头上有一块光疤，个子高高的，叫什么“阿东”来着。
桂妞请温尼去机场接他时，只要在胸前别一支小小的红玫瑰就行了。
“阿东会主动向你走来的！”这是桂妞反复交待过的。
这种神秘的接头方式真像白色恐怖时期的“地下工作者”。温尼觉得有些刺激，就勉强答应了。
由于路上堵车，温尼到达虹桥机场时，飞机早已着陆了。她拉着贝贝急急地跑到出站口，然而，那里几乎没什么人了。问了一个值班服务员，回答说，“香港来的飞机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所有的旅客早就出了机场。”
温尼一听，暗暗叫苦。她没想到飞机还有提前到达的。她原想，即使迟到一点，因为出站要办各种手续，等她到时，也不至于人去楼空。现在好了，人都出去了。哪里有什么头上有块光疤的“阿东”？要是没接到人，白跑一趟，那可就真是惨了。从浙江湖洲到上海，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啊。路途虽不远，可心路远啊。
温尼不停地注视着机场四周的人流，并将别在衣领上的小小玫瑰干脆插到头发上。这样更加显目，却也有些滑稽。
贝贝不停地说，“妈妈，怎么没见着叔叔呀？”
温尼心里急，就没好气地对孩子说，“你嚷什么，妈妈不正在找叔叔吗？”
“你好，温尼；你好，贝贝！”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身后突然响起。
温尼回头一看，正是头上有光疤的高个子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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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东将温尼头上的红玫瑰拿到鼻孔下嗅了嗅，然后又很自然地将温尼和贝贝拥抱在一起，脸上露出那种很家庭化的男人的微笑。
旁边有人“咔嚓”接连拍了几张照片。温尼发现了，正要制止那人。阿东说，“没事。是我要他帮我照的。我付了钱的。”
在出租车上，阿东告诉温尼，打从他出国十多年来，这是他第二次回老家看望年老的父母，也是他在香港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回国。父母总是担心他是否成亲，有没有孩子。他总是告诉他们，有了，一切都有了——老婆、孩子、家庭等，样样不缺。
阿东说，他不想让两个老人家担心。可上次回国，父母亲就不停地责备他，为什么不将老婆孩子带回去，让他们看看。然后还发气地说，下次回来，如果还是一个人，就不要回去看他们。说得阿东惭愧不已。
“你为什么不结婚啊？”温尼话一出口，就后悔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自己结了婚，不也离了吗？与其这样，还不如不结婚！但是她又想，以阿东这样的条件，真是要找什么样的女子不可以呢？当阿东很优雅地拥抱她时，一股强烈的柔情从她心底泛了出来，她偷偷地、长长地吸了几口阿东身上散发出来的混合着男人香水气的独特气味，这气味刺激她的柔情更加灿烂。她原以为再也不会有心动的感觉了。可是，如今，一见到眼前的这个男人何为就这么快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呢？她甚至“可耻”地想：他要是跟我做爱我也愿意。
“天啦，我都想了些什么啊！”温尼的脸“唰”地红了。阿东却敏感抓住了这一瞬间，他将温尼的手握进了自己的掌心。贝贝坐在出租车前座，按温尼的说法是“坐到了最重要的位子”。贝贝很高兴，他对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叔叔”也很有好感，阿东给他买了一整套“追兵出击”的电子玩具，让他兴奋不已。
温尼小声地对阿东说，“贝贝总是叫你叔叔，你的父母不会感到意外吗？”
阿东也小声作答，“没事。如果他们问起，我就说在香港有不少父亲就被孩子叫‘叔叔’的。”他稍稍用力握了握温尼的手，又说，“刚在我们在机场上的照片都是很有用的。”
温尼明白阿东的良心苦用。可她还是不明白阿东为什么不结婚。当然，她不会蠢里蠢气地直接问他的，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当阿东用力握她的手时，她也用力回握着他。
温尼感觉阿东的手很有肉感，很暖和，也很有力度。她的心再次荡起了春水。
第三章 爱情杀手“结婚，就是要出乎意外！”
阿东的父母见阿东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高兴坏了。他们忙上忙下，拉着贝贝问这问那，还拿出好多他们平时都舍得吃的东西来。
可贝贝对山里人的话听不懂，还得要阿东在一旁作翻译。
阿东便利用这个机会，过滤了他们的语言，也过滤了阿东父母对温尼与贝贝的怀疑。
温尼倒是显得贤慧，她不停地帮着“婆婆”做这做那，真是“说得少，做得多。”
阿婆就说儿子阿东有福气，“娶了个好婆姨”。
说得阿东和温尼惭愧不已。
当天晚上，最严峻的挑战终于来了。按照阿公阿婆的安排，阿东、温尼“夫妻”睡一个房，贝贝睡另一个房。
小孩子毕竟不懂事，加之一天的长途旅行，已经累了，因此，吃了晚饭，就早早地睡了。
反正在家里，他也是一个人睡。
阿东和温尼陪着阿公阿婆说了好一会儿的话。两位老人家觉得一个孩子太少了，他们劝温尼还年轻，赶紧再生几个。
温尼便朝阿东眨了眨眼。
终于进了一个房间。阿东对温尼抱歉地说，“对不起，我只想应付一下老人家，没想到睡觉这个具体的难题。”
温尼也只是有些尴尬地说，“我也没想到。桂妞要我帮你这个忙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想，事在人为呗。”
阿东是何等聪明的人，当温尼说“我也没想到”时，话里似乎透出了她“不该来”的信息，因为“太冒昧”了；但当她最后说“事在人为”时，他又放心了。根据他与无数女人打交道积累的经验，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把握时机，“假戏也可以真做。”
重要的是“分寸”。这是男女交往中许多人面临的最大难题。
这个难题对阿东来说，并不难。
房间气氛有些古怪。这是事情进展的开始，是正常的“开始的艰难”。
阿东说他很喜欢贝贝。这句话让温尼理解成：他很喜欢我。
温尼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阿东的确喜欢她，当他在机场看见她时，他就在心里说，这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只是她的魅力压抑得像那朵红红的玫瑰一样——要是放松地长，一朵红红的玫瑰其实也就是一个红红的玫瑰园。
温尼的确压抑太久。这种压抑被阿东温情地一抱，像是触到了某一个开关，她的风情自然地流了出来：我原本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