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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警察还是把他找来问话，他因为答应付他一大笔钱的那个人替他保密，所以并没有把产业易主的事告诉警察。然后两年前，那块地被纳进新城规划，要建商贸大厦，他赶紧跟买他产业的人联系，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因为地契房契都没有过户，政府的拆迁款自然全部归到了他的名下。我找到他时，他以为我是当年买他产业的人的儿子，说话间有破绽，架不住我各种问，才和盘托出。”
代芙蓉说完这些以后，停了几秒钟，等等我不说话，就准备挂电话，说：“那就先这样，再联系。”
我赶紧喊住，问他有没有办法拿到那九桩命案的完整卷宗，一点手脚没动过的那种卷宗。
我提这么过份的要求，是因为觉得他可以做到。关键在那个匿名打电话给我们的人身上。那人能把案情了解得如此透彻，应该是司法系统内部的人，基于良知和职业道德，相信他手里一定有九桩命案最原始的卷宗，只是需要代芙蓉费些心思找到那个人，并说服他。
可是代芙蓉叹口气，悲伤地回答说：“不能。”
然后又叹口气，更悲伤地说：“我能活着回来就算不错了。”
他说完这句话，不等我发问，兀自把电话挂断，剩我在嘟嘟嘟的机械音里茫然，陷在一片悲伤里回不过神，想不明白代芙蓉最后那句话指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能活着回来就算不错了”？
他当记者这么多年，我不信他没做过比现在更危险的调查和采访，哪至于会用那样无望的口吻说这么句丧气的话。所以他言语里面的危险一定不是指成冬林的连环案，而是另外的情况。
想了一会，给他发过去一条短信，告诉他不管怎么样，不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赴汤蹈火，再所不辞。
短信发出以后又呆坐着，觉得语言的安慰真的苍白无力，恐怕根本不能让他觉得有多少好受，可眼下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他从梁宝市回来，再找个机会问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隐情，或者是不是碰到什么特殊的逆境了。
回想那天他来我家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好像就是一个行之将死的人，很符合他刚才电话里的悲观。
我取来纸和笔，把刚才代芙蓉说的情况用简单的字和词记录下来，再用不同的符号串连起来。
这是一种只有我自己才能看懂的记录方式，既省力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起到保密作用，以前我以为这种办法是我独创的，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胡海莲也用类似的方式记笔记，各种奇怪的符号和线条，她自己能一眼看明白，别人却只能看见一片鬼画符。
我一边记一边心里就有了推理和猜想，近几年里有好几拨人在明里暗里对成冬林展开调查这点是关键。
为什么会有好几拨人调查成冬林？
在乾州市策划一系列复仇案件的“上帝之手”是其中一拨，他可能是其中某个死者的家属，从最开始就本着复仇的目的在做调查。可是另外那些呢？他们又是谁，为了什么？
我所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梁宝市里被成冬林杀死的九个受害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至于究竟在哪方面重要或者对谁而言重要，眼下当然还无从分析。
反正，这个重要人物特别倒霉，碰上变态杀人狂成冬林，无缘无故就被杀死了。于是，跟此人有关的各方各面人物立刻骚动起来，非要把他的死因查清楚不可，渐渐都查到了成冬林头上。
这样推理，就很能符合代芙蓉反馈给我的信息，这几年里，有好几拨人在调查成冬林。
可居然没有任何人以任何形式通知警方。
想来一定是跟那个重要人物相关的任何事情都见不得光，所以只能私下里进行秘密的查访。
举个可能不太妥当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想法，比如说有个人，身负统一武林的秘密重任，可有天突然嘎嘣被人杀了，他的信徒们自然不甘受辱，自然要查出谁下的毒手，说不定连同他的仇家也得查，因为只有查清楚了才好撇清关系。
再举个不十分妥当的例子，比如有个人，身上有张藏宝图，这事有小部分人知道，都觊觎着，然后有天，这个有藏宝图的冤家嘎嘣一声突然死了，那些觊觎着的人岂不要疯掉？如果死者家里没能找到图纸，自然就会怀疑被凶手夺去了，自然就得查，得把藏宝图抢回来。
再再举个不妥当
我发现原来我可以举出很多类似这样不妥当的例子。原谅我一生放荡不羁瞎举例。嗯，再原谅我活得太久看的杂书闲书听的各种传闻太多脑子里尽是没边没际天马行空的念头。
但总体思路应该是对的。
只要能从梁宝市的九个受害人中辨识出最关键的那个，一定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挖出很大一条线索。
这条线索，才应该是我真正需要下力气去关心的！
它应该和“上帝之手”有关，但和“上帝之手”策划的这起复仇性质的连环命案无关。
所以无论立场怎样，我都得想办法把这只“上帝之手”揪出来，至少见上一面，聊上一聊。
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想越激动，越想越亢奋，心跳都加快了，有种大幕即将拉开，好戏即将上演的感觉，热血沸腾的。
简直有病！
110、你是谁？（）
第二天我到局里时，他们已经收到梁宝市传过来的卷宗，完不完整暂时无法追究，至少肯配合了，而且态度极好，让负责接洽的胡海莲爽气不少，看见我时至少又带着笑容泼辣了。
我刚刚走进专案室，刘毅民便把我按进椅子里，指给我看这是哪桩的材料那是哪桩的材料。
我并不着急，而是先看了付宇新一眼，他大概一夜没睡，眼圈黑得要命，脸色里泛出一层死灰来，不言不语，没有表情，而且心不在焉。
老懒不在。
我草草翻一遍卷宗，然后把重点放在“油画案”上，想知道为什么那桩案子明明有目击者，当地警察方却最终没有对成冬林进行深入调查，目击者年龄太小法庭不予采纳其证词是可以理解，但警察总该对现成的嫌疑人做个彻底的调查才对。
翻看了一会，很快找到原因，原来梁宝市“油画案”的现场有脚印，三十九码的解放鞋鞋印，而成冬林是四十二码的脚，即之前所说的“证据不匹配”，所以只请到局里问了几句话，象征性地调查了一下他的背景和平常的为人以及生活习惯以后就放了，并没有真正把他当成嫌疑人看。
从程序上看，确实不能算他们失职，除了成冬林的儿子跟他关系不是很好拒绝作出评价外以外，其余认识成冬林的人都说他是个很不错的人，而且犯罪现场的血脚印是铁一样的证据，完全把他给排除了出去。
但只要花点心思，多点小心，脚印是可以造假的，比如在四十二码的鞋下面粘上三十九码的厚鞋底。
可惜事到如今已经没法追究也没有追究的意义了。
而对于陈尸现场，就是那间油漆厂的仓库，卷宗里只有最简单的几笔记录，照片也没有拍到墙角的落英草。
刘毅民说乾州这边已经复制的七桩案子梁宝市的警察把原版卷宗都发过来了，但还没有发生的两桩，就是匿名者说的“浴缸案”和“枯井案”，因为没有具体情况也没有细节，他们就打马虎眼，我们也没办法，除了加强巡逻和警示以外，只能干等。
对于随时会发生的最后两桩案子，我基本不怎么在乎，倒不是认同“上帝之手”挑选人渣执行针对成冬林死刑的方式，而是觉得，就算我认真在乎了，也根本不可能阻止得了，所以不如安静地等待发生然后慢慢研究比较省事。
人活着，有时得有点认命的心态。
我想从梁宝市那些受害人中找出最特殊、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个人，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得一拨接一拨人秘不声张地暗中对成冬林进行调查。
成冬林要不是因为杀了一个看上去普通实际上很不普通的人物，也不至于有今天的下场。
可这九个受害者，不论看背景调查报告，还是看照片，都不过是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工人和农民，教师和服务员，诸如此类的，相貌不特殊，职业不特殊，家庭方面除了“桥桩案”的死者终生未婚这点好像有点奇怪以外，别人都很正常，其实仔细想想这年头不结婚真不能算什么稀奇事。
另外还能从什么方面分析？性格或者人际交往之类的吗？报告里没多少有用的信息等等，缺了一份解剖报告。卷宗里没有原版“桥桩案”受害人黄福康的解剖报告。
我哗啦哗啦一通乱找，真的没有。
我问刘毅民怎么回事。
他也帮着找了一遍，然后慢慢摇头，一脸糊涂表情，说：“反正梁宝市传过来的材料全都在这里了，如果缺了，就该是那边没有传。”
他说着，站起身往外走，说：“我去打电话问问他们看，怎么这么重要的报告也会缺失。”
付宇新也跟着出去了。
我又把材料笼统翻一遍，然后起身去茶水间泡茶，泡好端着出来时，猛见前面十几米处从楼梯口拐上来一个女人，满头乌黑的长发蓬乱地披散着，一件黑色高领打底线衣，一条深蓝色牛仔裤，一张惊艳的脸
我万万没想到这娘们居然会在这里出现，大吃一惊，本能就想甩掉茶杯扑过去，但立刻控制住这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不用我扑，那娘们也正朝我这边飞奔而来。
她走得实在太快，然后运气好像又不太好，不巧前面有个办公室的门突然从里面打开，跑出一个冒冒失失的警察来，轰地就跟怀里抱着一大堆牛皮纸档案袋的黎绪撞在一起。
她怀里抱着的东西洒了一地。
黎绪那娘们好像有点丧魂落魄，反映迟钝到被撞得跌在地上才终于启动应急系统，单手一撑，迅速跳起，半弯住腰做了个近身格斗里的防御动作，抬眼看见对方穿着警服，又一个劲道歉以后，立刻把攻击性的眼神收起，也不说话，只飞快稳好身体开始收拾散落一地的东西。
我把茶杯交给刚刚走到我身旁的小海，也走过去帮忙。无意中瞥见小海眼里两缕厉辣的杀意，凶狠得吓人。因为惦着黎绪突然出现在公安局这件事情有点蹊跷，所以一时没顾上多想，只当是她对突发状况的本能反应。
我往前走了几步，还没走到黎绪身边，扑面先闻到一阵恶臭，是那种叫人想死的臭法，臭得我头晕目眩，不得不停下脚步稳了一会，然后尽可能憋着气走过去蹲下身帮忙捡拾地上的东西。
一个一个都是很旧了的牛皮档案袋，每个正面都用很粗的笔写着几个言简意骇的字。
我起先没怎么注意，但看一眼，又看一眼，心脏猛地狂跳起来，立刻清楚这些牛皮纸档案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了。
是梁宝市那边九桩命案的原始卷宗。
虽然跟我们这边所取的名字不完全一致，但封口上那几个说明性的文字也够熟悉够明白的了，心里真的极诧异，手里的动作也更快起来。
有一个档案袋原本就已经破烂不堪，经刚才一撞，彻底报废，里面的东西散得乱七八糟，是纸质的文本、照片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