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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货币，在华东、华中、华北都占有主导地位，使日伪推行金融渗透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
日伪迫于法币的价值和信誉，不得不改变策略，放弃对华东、华中法币的驱逐，转而利用法币，以伪币与法币等值流通为钓饵，侵蚀法币市场，扩大伪币阵地。
针对此种情况，国民*政府又采取措施，阻止日伪搜刮法币和套取外汇。
之后公布的财政部关于办理外汇清核办法，使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停止供售外汇，日伪妄图使法币变成“废纸”的梦想彻底破产。
现代化的战争一爆发，便很少是在单一层面，多数是在全方位展开。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后，立刻推行“联合票”，搜刮取缔国民政fu的法币。
同时，日本人开始大量伪造纸币，输往国府区，榨取战略物资，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
为此，在其本土设立了造假币科研机构，在沦陷区设立了造假币的印刷厂，由日军参谋部直接指挥，其代号叫“杉工作”，即研究制定假币的印刷技术和流通措施。
面对日伪大量抛假币，国民*政f府断然采取“以假对假”策略。
为了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下令军统局与欧美钞票公司合作，建立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厂。
当时，日军在其霸占的统治区内，流通着各种面值的日本钞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的纸币时，就由军统组织人员日夜赶印，然后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控制的沦陷区使用。
这些钞票与沦陷区所流通的钞票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
因此，假币轻而易举地购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物品，破坏了日军独霸的金融市场，加剧了日伪统治区内的通货膨胀。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日本侵略军推行“以战养战”的经济政策，在没有外汇和金银等贵重金属储备的情况下，用刺刀和炸弹在占领区内强行发行伪政府货币。
这种几乎没有价值的“钞票”被购买或套取中国大量物资与财富。运到日本本土或直接调拨给各支侵略军作为对华战争的给养，用中国的物资来消灭中国。
可是，令侵华日军颇感无奈的是：在华南、华中沦陷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仍以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为主要流通货币。
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法币仍有较强的实力。广大沦陷区中国人坚决抵制伪币！
而此前日军在这些地区强制使用的军票，也因为既无准备金又无物资储备作为支持，更遭到抵制。这些都给日军在上述地区进行物资的掠夺，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但日本人不死心。他们指使汪伪建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强行发行“中储券”，再次发起了金融战。
而日军赋予“中储券”的使命仍然是：进一步用白纸套取中国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他们把“中储券”和日本军方发行的“军票”保持捆绑关系，利用侵略者刺刀的强势任意确立它对重庆国民政府法币的汇率。
日本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对法币的流通渠道进行侵蚀，企图最终驱逐法币，取代它在货币市场的主导地位。
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总部设在南京，发行货币称为“中储券”。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20％是给汪伪政府用的，80％是给日本侵略军用的。
这个货币谋略就是在这个地方：一旦信用积累起来，日本侵略军需要多少物资，社会就要提供给他们多少物资。
由于上海在全国的金融地位，汪伪政府又在上海成立上海分行。地址就设在外滩十五号，也就是原来俄国人的华俄道胜银行旧址。
此前，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的总部因八一三战败而撤离上海。
但是国民*政府深知：由于上海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他们在上海金融势力在的存亡，仍然关系着其政治和军事命脉。
因此，重庆抗日政府继续通过留守在租界内的四大银行分行控制上海的金融市场，保持法币在沦陷区的地位。
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建立和“中储券”的出笼，以及日本掠夺性的意图，对于国民*政府的货币金融地位造成极大的威胁。
为此，重庆国民*政府迅速作出反应，着手布署与阻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建立及中储券的发行。
为此，在上海滩，国民政府与汪伪集团围绕着法币与“中储券”的存亡展开了一场金融战。
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双方动用了政治、经济和法律的手段，直至发展到使用各自手下的特工组织，大打特工战。
这场战斗，在金融领域最终演化为一系列震惊中外的“银行血案”。这是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伪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储券”出笼的前夕，重庆国民*政府便已经电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沪中外银行转发指示：拒收“中储券”。
电文中说到：伪中央储备银行系非法组织，无充足之准备金，非中国或外国银行公会会员，要求拒收“中储券”。
根据这份电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召集上海金融业和商业上层人士讨论决定：
公共租界各商店须拒用“中储行”钞票；
“中储行”钞票不得购买外汇；
各银行储蓄柜拒收“中储券”。
重庆国民*政府还电函上海银钱业工会和市商会，命令它们一律拒用伪中储券，在上海租界的邮电局也奉令拒绝收汇。
随后，上海银行业，钱庄工会也迅速作出响应。
伪中央储备银行遭到租界一致拒绝，就连租界内电车公司不堪刺刀和手榴弹的威胁而同意收受“中储券”买车票，但市民却基本没人以它购票。
一筹莫展的汪伪集团急了，不惜动用76号特务集团，以销其奸。
第二百二十九章 杀戮交锋，新的目标（）
得到汪伪政府的指令后，李士君接受伪“中央储备银行”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的提议，指挥大批“76号”特务，手持“中储券”到全市各大公司商场购买货物。
如果店家不收，便掏出手枪，让他们吃子弹；李士君又以“特工总部”的名义，向上海滩各银行、钱庄发出恐吓信，声称胆敢不接受“中储券”就以武力对付。
同时，汪伪还采取各种手段，命令租界里面同业公会的负责人，要各个商铺全部使用“中储券”。
甚至还派特务去监视上海的柴米油盐，这些老百姓基本的生活用品商店里面，看他们使不使用“中储券”，威逼、利诱各种手段，都使用上了。
针对日伪发起的这场无耻的金融战，重庆特工也接到指令，积极采取行动打击日本及汉奸的无耻行为。
为76号出主意用子弹推行“中储券”的伪“中央储备银行”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首先得到制裁。
季翔卿家住法租界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芝兰坊7号，原是公共租界宁波路汇源银号总经理，是最早进入伪中储行的人员之一。
这天上午，季翔卿出了家门，向自备汽车缓缓走去。
正当他拉开车门，迈进右腿欲踏入车厢的刹那，路边上两个身着长袍的年轻男子，迅速冲过来。
“啪啪啪”几声清脆的枪响过后，季翔卿倒在地上，一颗子弹击中了太阳穴，另一颗子弹射中了额头，白色的脑浆、红色的血，涂了一地。
数天后，三名男子大模大样地进入上海伪中储行营业大厅。
为首的一名“西装绅士”，从皮包中抓出一枚哑手榴弹向前投去，落在右边甬道上，咕碌碌滚了几下，没有动静。
接着，一挥手又飞出一枚真榴弹，扔楼梯口无人处，“轰隆”一声，烟雾弥漫，吓得营业小姐和大堂经理全趴在地上。
还有一名刺客，直奔二楼业务课，连扔了两枚手榴弹，都因未拉开保险盖，因此没有爆炸。
刺客完事反身要走，偏碰上伪中储行营业大厅的行警阻拦，一抬手就是一枪，那个倒霉的行警便一命呜呼。
此前扔哑弹无非是造逝吓人，无杀人动机，但伪行警不识相出头拦截，那就不能不来点真的。
整个过程前后不超过三分钟，等巡捕房的人赶过来的时候，这三名枪手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营业大厅内一片狼籍。
带头推行伪币“中储券”的投机分子，如果不是汉奸，也是一些没骨气的人。
这些人没有几个是不怕死的，听此传闻，还敢去中储行那个是非场所？
伪行的行员们更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胆小的甚至不敢上班。
第一阶段的交战，算是重庆方面占了上风，但接下来的恐怖活动却升级且走向了难以控制的地步。
伪银行总行长周佛海坐飞机亲来上海，与丁默屯、李士君、戴寅等特务头子见面，下令“力谋反攻，以血还血。”
接着，周佛海对重庆方面发表谈话，警告戴笠和军统特工：不得再有此种犯罪行为；否则，将以暴制暴，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
但重庆方面岂能罢休，伪中央储备银行又遭渝方狙击，调查处副主任楼侗被杀身亡。
76号的特务立即展开报复，冒充邮差进入法租界逸园跑狗场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办事处的楼梯上后迅速消失。
一名路过的银行职员将箱子搬上二楼，打开后才发现里面有个仪器不停地在闪烁时，大惊失色，炸弹当场爆炸，死伤五十余人。
与此同时，另一名化装的特务将一只五洲肥皂箱当邮件邮包交给公共租界白克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传达室，由传达室盖上签收收单后匆忙逸去。传达室把它当作邮包收下后，刚送到大门向部，定时炸弹爆炸，炸死七人，银行门面也炸坏了。
与重庆特工只杀首恶分子，而对普通伪银行工作人员只是扔哑担威吓的手法不同，76号是以全面的恐怖屠杀作回答。
同日，中国农民银行也收到一枚定时炸弹，但因警察拆除及时，炸弹未能爆炸。
当晚，李士君见爆炸中国农民银行失手，就指使专员室主任沈信一带领特务，继续去霞飞路1412弄中国农民银行职员宿舍进行报复。
沈信一带领特务赶到农行宿舍，就冲进去开枪，扔炸弹，当场杀死农行行员六人，伤十余人。
凌晨，76号的特务们再次行动，赶到极司菲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挨门搜查，共抓走包括各部主任在内的129人，将他们押至76号总部作为人质。
随后，李士君奉命发表声明：我们的意思不是报复，而是在于自卫，并为一般市民谋安全，一旦重庆方面悔悟，在租界内治安确立，我们当立即恢复被拘捕者之自由。
汪伪特工的恐怖行动引起上海外国银行的震惊，他们迅速召集会议，一方面，向重庆当局提出停止袭击“中储行”，另一方面，向汪伪方面提出停止报复行动。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还组织了特别委员会，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经过谈判，76号特工总部强迫中国银行必须出具残酷的连环互保，并保证随传随到，仍居留原地等条件后，被押的一百多人才被释放，事实上并未获得自由。
军统的报复并没有结束，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