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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结束后，我告别了主席，立即驱车赶回师部。坐在颠簸的吉普车上，思绪纷飞，后世历史的记忆塞满整个脑子，我清醒地知道：武汉、广州失陷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侵略战争后，“速战速决”以武力占领全中国的迷梦彻底破产了。于是被迫改变战略方针，停止了向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国民党实施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将其军事打击的重点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扫荡”，以确保其占领区。中日战争从此进入战略相恃新阶段。
我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改变战略方针，其主要原因就是兵力和资源的不足。为扩大侵略战争，日本陆军已由战前的十七个师团，扩充到38年底时的三十六个师团（比原世的34个多扩充了两个）、七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个骑兵集团。其中用于中国战场（不包括在我国东北与台湾的八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即有二十五个师团、六个独立混旅团和一个骑兵集团（比原世增加了两个师团、两个旅团），占日军陆军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二还多。日军在其国内仅有两个师团，在朝鲜只有一个师团。因而当其决定进攻广州之时，从国内抽调兵力已十分困难，不得不从华北、华中和我国东北各抽一个师团，拼凑成一个军作战。这就足以暴露出日本兵力不足的窘态了。当然日本还可以继续动员其预备役、后备役兵力组成新的师团参加作战。但是，日本还有更大的侵略野心，它决不会将其有限的兵源消耗在中国战场上。在资源方面，一个原料主要靠进口的小国，是经不起如此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消耗的。何况在战争开始以后，其原料主要供应国英、美等国对日出口物资已有所限制。日本第七十二、七十三两次议会通过的临时军事费预算，即从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到进攻武汉时，共计增加临时军费近百亿日元。这样大的军费有一半是靠国内发行公债来添补的。兵力和经费的不足，资源的缺乏，是日本在战争中无法克服的一个致命弱点。
另外，迫使日本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战场形势的发展对其不利。自战争开始后，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向中国内地长驱直入。但只占领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大中城市，以及华中和华南的部分地区与城镇。而且在其占领区的广大农村，却掌握在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和游击队手中。日军的大量兵力受到后方游击战的牵制。日军的正面战线绵亘数千公里，其后方占领区与我方抗日根据地互相穿插，犬牙交错，随时会受到我军的打击。而且其战线越长，占领地区越广，所需守备兵力也就越多，而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越少，这就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再次，日本认为目前中国的主要军队已被击垮，又攻占广州和武汉三镇，平定了中国的重要地区，而国民党政府仅沦为一地方政权而已，实不足为虑。
基于这种形势下，日本内阁于十一月份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接着大本营颁发了大陆命令第二百四十一号，这是当时日本对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所作出的新的方针与决定。在政治方面，日本提出了所谓“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其核心内容是“日、满、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项原则。在军事方面，决定了“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的方针。
想到此，我头皮都有点发麻。因为，我知道侵华日军很快就要将主要兵力用来对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的围攻与反围攻、扫荡与反扫荡的战争。好在这重要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扫除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障碍，给了我们工作的正确指导方针和强大的思想武器。这就需要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等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迎接抗战新阶段的到来。但回去之后，就如何具体贯彻落实中央的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了。当我想到独立师及边区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还有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时，就心急如焚，急不可耐了。
经过两天长时间的行车颠簸，一身似散了架似的。刚到师部院门前，政委和同志们快步迎出来，我急忙下车迎上前去，少不了一番问候亲热。虽然离开只有两个月，但大家感觉像是分别了两年似的。政委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进到房里神秘地说道：“老陈！来，我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这么神秘！”我突然心中一动，莫非是
“老陈呀！菾喜你为我们独立师又增添了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你说这是不是特大好消息？”政委乐呵呵地说。
我一听果如自己所猜，自然是欣喜万分，便高兴地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得好好感谢思玉才行那！”
“对！对！你得赶快回去看看思玉同志和孩子。”政委笑着催道。
“别急！政委。思玉和孩子缓几天去看没什么关系。中央的六中全会精神需马上传达，还有我在路上思考的几件重大事情需和你商量，必须迅速解决。”我强按住心头的喜悦与思念之情，慎重地对政委说道。
第六十六章 战略相持（二）（）
我将会议的有关准备事项安排妥当之后，方抽出身来回家一趟。一路上，我亲自驾车心急火獠地往家赶，想早一点见到刚刚出生的儿子。当我跨进那简陋而温馨的小屋时，一幅动人的画面令我止住脚步。思玉正坐在床上神情专注地给儿子喂奶，圣洁的脸上浮现出初当母亲的自豪感及对儿子和浓浓爱意。小家伙此时安静地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小嘴里不时传出“叭叭”的轻轻的吮吸奶的声音。我呆了一会儿，便蹑手轻脚地走近她们母子俩。思玉似乎感觉到有轻微的动静，拾起头将专注的目光转向房门口，看见了日夜思念的熟悉的身影，轻声惊呼道：“老公！你回来了。”
“嗯！思玉，你辛苦了。”我充满柔情密意地小声回答；随即坐在床头边，轻轻拥抱着思玉母子俩。思玉略略挪动了一下身躯，将整个身子更舒适地紧紧地依靠在我宽厚的胸前，温馨地说道：“老公，你看我们的孩子多像你，生得多端正”。我仔细端祥了一下儿子，故意逗弄她说：“嗯！不错。不过比我这模样可漂亮多了。我看还是你的遗传因素多一些。”“是吗？我看儿子是遗传了我俩共同的优点。”思玉骄声反驳道。“对！还是老婆说得对！”在我俩轻声密语对儿子的评头品足中，不知怎的正在吃奶的小家伙停止了吮吸，睁开了毛绒绒的小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是听到了陌生的声音，还是亲情心灵的沟通，不得而知。不过，我和思玉都被小家伙的神态逗得无声的笑了起来。
时间在温馨中过得最快，转眼一天就过去了。第二天上午，我特地去看望了正在学习训练的两个幼儿、少儿班，检查了他们学习自然功诀的进展情况，感到很满意。看来，这些小朋友学习和训练非常自觉刻苦。傍晚，我留下了从西安采购回来的婴儿衣服、玩具、奶粉、糖等物品，吻别了思玉和儿子，带着一丝眷念驱车返回。
刚回到师部，政委就兴冲冲地迎上来了，满面笑容地对我说：“老陈，我们的报告，中央已批下来了，同意了我们的方案。还有中央和中革军委给我们的任命也下来了。”
“哦！这么快。真是个好消息。”我一听也非常兴奋。“走！我们再好好的合计合计。”我拉着政委向办公室走去。到了办公室坐定之后，政委将一摞电文递给我，郑重说道：“老陈，你先详细看看，然后我们再研究。”我接过来一份一份认真地看起来，第一份就是中共中央的任命电文，其主要内容是：同意成立中北行政区党委，任命陈树相同志为中北区党委书记，任命程翠林、li井泉同志为区党委副书记；任命唐君棋、黄天成、乌兰夫、高自立等八位同志为区党委委员。第二份是中革军委的批文：同意组建中北军区（一级军区），任命陈树相同志为中北军区司令员兼独立师师长，任命程翠林同志为中北军区政委兼独立师政委、任命唐君棋为中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独立师副师长、任命黄天成为中北军副政委兼独立师副政委、任命罗先辉为中北军区参谋长兼独立师参谋长（原三旅旅长）、任命张才远为中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原四旅政委）。第三份是中北行政区政府的任命。其它的几份批文都是同意组建绥蒙、冀察热及晋北三个二级军区，其领导班子成员由中北军区拟定后上报中革军委及八路军总部批准。我看完后严肃地对政委说：“中央给我担子太重了。抓军事还算马马虎虎，搞政治，我可是门外汉。政委，你可得多帮帮我呀！”
政委闻言反击道：“老陈呀！你还算门外汉？我看你就是人精一个。对形势看得准，对大局把握得好，对中央和主席的指示精神你领会得最深刻、最全面，执行起来得心应手。你呀！应该多帮帮我们才是。”
我听后心感汗颜（因自己靠的是‘先知先觉’），便惭愧地说：“得啦！得啦！今后党委这一块还是你多操点心；若是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再共同商讨。”
接着我又感慨地说道：“政委，这次中央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人事自主权，这是对我们中北军区的充分信任。你看我们该怎么做？”
政委思考了一下，慎重地说：“我看还是我俩是先拿出个初步方案，然后交中北军区党委集体讨论研究决定。”
“好！就这么办。现在形势紧张，我们必须尽快将二级军区领导班子成员确定，上报中央。”我赞同的说。随后，我俩就二级军区领导班子成员人选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商讨，最后初步确定：绥蒙军区：司令员韩伟（原一旅旅长）、政委姚彬（原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参谋长成杰（原四旅副旅长）冀察热军区：司令员王光道、政委蔡中均、参谋长丁瑞晋北军区：司令员洪海兵（原二旅旅长）、政委黄天成（兼）、参谋长李云松（原独立师副参谋长）。两天后，我们召开了中北军区党委会会议，大家一致通过了我和政委所提的初步方案，决定立即上报中革军委及八路军总部。
十一月十六日，我们在归绥城内一所偏僻教堂召开了中北行政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57人。会议由中北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副主席li井泉同志主持。首先，中北区党委副书记、中北军区政委程翠林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的几份批文与任命，与会人员对中央批准成立中北行政区，以及中央与军委对中北区党委、政府和军区各领导班子人员的任命，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和祝贺，会场里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的掌声。同时，还宣读了成立中北区抗日军政大学分校的批文及任命唐君棋同志兼任分校校长的决定。接着，我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