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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了扬，那意思好象是说：没有你们，干得更好！
其实，这一切都落入主席的算计之中。在蒋介石进攻之前，主席就开始了调兵遣将，排兵布阵。红二、红四方面军经过近一个月的休整补充，基本上恢复了战斗力。主席留下一军团的三师和第三十军八十九师守备陕西宜君至黄龙一线，牵制来自西安方向的东北军，以四方面军第九军悄悄替换红三军团守庆阳地区，以五军团守宁夏，防西北二马（马步芳、马步青）的偷袭，集中其余主力与敌决战。主席将一军团、三军团五个师的精锐主力及一个重炮团、两个防空营隐藏在会宁附近，作为打击的铁拳。利用八十八师前去诱敌。
十一月四日下午一时，当攻占会宁的敌25师的两个旅得意忘形的时候，主席指挥一、三军团五个师与八十八师将敌25师的两个旅团团包围。呆在通渭的关麟徵得知消息，方知上了红军的当了，慌忙向蒋委员长和胡宗南求援。但恶梦般的打击已落到25师的头上，重炮团的轰击不断摧毁敌25师的抵抗意志，两个防空营炽烈的火力将前来肋战的敌机击落击伤十余架，将敌25师逃生的希望完全破灭了。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激战，敌25师的两个旅被全歼，无一漏网。主席连夜转移兵力，于第二天上午将孤军冒进的胡宗南第八十七师包围在界石铺以西地区，经大半天战斗将其歼灭。
两天歼灭国民党军精锐主力近两万人。恶噩传至西安，蒋介石羞怒不已，将手下将领辱骂了一遍。尔后又将怒火发泄到张、杨二人头上，“要不是你们东北军、西北军消极怠工，通共助敌，剿匪哪来失利。”张、杨二人听在耳里，愈觉愤慨不平。也为日后不久的那个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蒋介石发泄了一通之后，总感觉到有点不对头，这次“围剿”不但损失了近三万精锐人马，还损失了20余架飞机。*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强大了呢？属下的报告说：*拥有不少重武器和防空武器。难道是*打通了国际线路，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对！一定是这样！这些该死的老毛子，真是可恨！蒋介石感觉到今后的“剿匪”之路会更加艰难了。
十一月底接中央电令，要我即速返回延安。我告别众位战友，动身返回延安。这时，天下起大雪来了，我赶到黄河渡口，下车一看，眼前的黄土高原已是一片银白世界。我不由得想起主席今年东渡黄河前所写的一首惊世之作，便随口吟诵起来：
泌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国风光，江山如此多娇
千里冰封，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万里雪飘。惜秦皇汉武，
望长城内外，略输文采；
惟馀莽莽；唐宗宋祖，
大河上下，稍逊风骚。
顿失滔滔。一代天骄，
山舞银蛇，成吉思汗，
原驰腊象，只识弯弓射大雕。
欲与天公试比高。俱往矣，
须晴日，数风流人物，
看红装素裹，还看今朝。
分外妖娆。
吟完这首无与伦比、大气磅礴的壮丽篇章，顿使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豪情万丈。浩瀚晶莹的黄土高原已蕴育着滚滚春潮。我知道面前的路还很漫长，且布满了层层荆刺，道道险滩；但我却倍心百倍，义无反顾地拽开大步，意气昂扬地奔向新的征途！迎接新的挑战！
第五十一章 西安事变（）
第四十一章：西安事变
十二月二日，我回到了延安，向主席详细汇报了北线反“围剿”以及根据地的建设等情况。主席听后很满意，他告诉我说：中央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全力以赴做好统战工作，争取更多的人加入到逼蒋抗日的阵营中来。中央为加强你们那里的统战工作，决定派乌兰夫等几个蒙古族同志去你们那里，搞好与蒙古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同时，中央还决定将你们这次反“围剿”攻占的几个地方让出来，包括集宁和大同，还给傅作义和阎锡山。听说你们这次又捞了不少好处，但一定要注意政策，对一般的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主都要加以保护，不得侵犯。我听了急忙解释说：“主席，这点请您放心。我们以前收缴的都是一些民愤极大的大官僚、恶霸、地主的财产；而这次收缴的主要是日本人的财产，日本人在大同、集宁等地开办了几家大型煤矿和不少的企业，有的还以此作掩护进行间谍活动。我们解救了近万劳工，缴获了大量的采矿机械设备以及大型柴油机、发电机等机器，这些都是我们苏区经济建设所亟需的。另外，我们还俘虏了几百采矿、经营等各种技术人才，其中有几十个精通日语的汉奸翻译；这对我军非常有用，特别是对我军的特种兵、侦察兵以及普通官兵，学一点简单实用的日语，对今后的抗日战争亦是大有裨益的。”
“嗯，你的这个建议很好，我看你们的特种兵训练班，还有抗大的一些高、中级干部队开一点日语课很有好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主席思考了一会赞赏地说道。
离开主席居住的窑洞，我回到了抗大，又开始了千篇一律的教学生涯。不过，近段日子，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到研究目前的局势上，我耽心不久即将发生的历史上最着名的事件一一“西安事变”，会不会如期发生。
自三六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一直致力于实施逼蒋抗日的方针，争取国民党转向抗日。十月五日，主席写信给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再次提出迅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张、杨二人转告蒋介石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二十六日，m主席又亲率48名红军将领直接致信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张、杨二位将军亦向蒋介石进言，劝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这一切都碰了钉子。十二月一日，主席等人再次给蒋介石写信，要求蒋介石“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并告诫蒋介石“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但是，蒋介石还是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结果十一月份“最后五分钟”的决战，损兵折将，惨遭失败。可他并不甘心，在洛阳又作了一糸列军事布署后，于十二月四日再度飞抵西安，调集重兵，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劝谏蒋介石。两人争论了两、三个小时，张学良声泪俱下，蒋则大发雷霆。九日，西安青年学生为记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爱国请愿。为避免流血事件，张学良劝说学生们回去，并答应一星期内给予答复。当晚，张向蒋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仍为蒋拒绝。张、杨二人见苦谏不成；于是，便决定“兵谏”捉蒋，逼他抗日，并作了具体部署：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捉蒋，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十一日午夜，张、杨分别召集两军将领，宣布捉蒋决定及计划，并把“兵谏”指挥部设在新城杨虎城公馆，由张、杨二位将军共同坐镇指挥。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四、五点钟，东北军卫队营一连兵力在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冲进华清池，与守卫的士兵展开激战。蒋介石从梦中惊醒，在侍从人员的帮助下慌忙逃走，结果越墙负伤，躲藏在骊山一块大石之后，捉蒋部队迅速搜寻，于天亮前发现了蒋，立即将他解送到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第十七路军也开始行动，迅速解除了蒋系势力的武装，控制了交通、通迅等要害部门，并扣押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二十几名军政要员。随后，张、杨二人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解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委，并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定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杨在扣押蒋介石后，除公开发表通电外，还采取了如下一些军政措施：即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救国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设计委员会，对张、杨二位将军负责，研究张、杨交办的事项；集中军队，准备迎击何应钦发动的军事进攻；释放政治犯，清除内部坏分子；并派代表前往各地，争取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支持。另外，张、杨于事变当天，联名打电报给中g中央，邀请中g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等等。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西安一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聚集的焦点。
蒋介石被扣押后，南京国民政府顿时群龙无首，乱做一团。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主张。宋美玲、宋子文、孔祥熙等则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反对用武力讨伐，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何应钦以及力行社、复兴社为核心的黄埔糸等，则主张武力讨伐西安，并调遣大军，逼近潼关，扬言炸平西安。宋美玲等严厉阻止讨伐派的军事行动，并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征。因而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异常激烈。
英美两国政府，为了缑护自己在华利益，对日本侵略华北早已不满，深知中国内战爆发后，只会对日本更为有利，南京政权有落入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等人的手中，故而积极赞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对何应钦等人的军事行动极为支持，企图把事变引向国民党与张、杨及中g之间大规模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
我从缴获的收音机中得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心里如同放下一块大石头，叹息历史还是朝着原定的轨道运行。中央和主席在当天也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既感到突然，又有点兴奋。当晚，主席找我去作了三个多小时的谈话，就当前局势进行了探讨，我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向主席作了汇报。第二天，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主席首先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次“西安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应该拥护的。虽然事变是张、杨二位将军独自发动的，g产党没有参与其事。但是，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同两广事变不同，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参与的背景，完全是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上，对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放出来，打破了以前被蒋完全封锁控制的局面。这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也是十分有利的
接着，主席又全面深刻地分析了事变发生后的三种前途：（一）日本在南京政府造成傀儡政府，积极向革命进攻；（二）国内各地方派、南京政府各派转到西安方面，逼蒋停止内战，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三）日本操之过急，更要使中国革命起来。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势，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困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