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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笑道：“树相那！你能想通这些，我很欣慰。能争得更多的外援当然是好。但世界上毕竟没有白吃的午餐，问题是付出的代价能相适应就好。”
我闻言豁然洞开，对全局的把握上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翌日清晨，我告别抗大的领导、师生，乘车返回近卫师。途经榆林，逗留了两天。其中一天呆在独五旅，听取了独五旅主要领导的有关汇报，我详细询问了独五旅半年多来的军事训练的情况，特别是针对日军的战术训练与技战水平。该旅是新组建的部队，虽然全旅各级指挥员大都来自近卫师教导队的学员，但毕竟组建的时间短，能不能秉承近卫师的战斗风格，能不能赶上其它各旅的战斗力，还有待今后实战的检验。对此，我向独五旅旅、团主要干部作了反复强调。随后，我在沈旅长和肖政委的陪同下，来到114团一营三连进行检查，我认真观看了该连的军事训练科目，召集部分官兵开了座谈会，战士们发言十分勇跃，畅所欲言，就目前连队的训练学习生活各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意见提得很中肯，有些建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当场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并指示沈旅长、肖政委要多听取和采纳基层官兵的意见及合理化建议。
第二天，我又考察了榆林兵器研究所、兵工厂、医药研究所等单位，详细了解开发项目的科究进度及现有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生产情况，并与各单位负责人、专家、教授等科研人员进行商讨。在会上，我强调指出：“中日全面战争已经爆发，日寇正向华北大举进攻；我们红军即将改编奔赴抗日前线，时不我与呀！而我们后方的科研、生产单位，应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保障部队武器弹药、医用药品等各种作战物资的需要。这能减少我们部队的伤亡，也能挽救不少干部战士的生命。”我还特别提到部队亟需的武器装备，如40火箭筒、适应于山地作战的轻型火炮、127mm平高两用的高射机枪等；还有医院急需的抗菌素药品，如链霉素、盘尼西尼、消炎粉等。与会人员听后情绪激昂，纷纷表态，争取尽快地将这些产品开发和生产出来。我见此情景，心情也就宽松下来。
七月十六日，我回到了近卫师师部所在地呼和浩特，受到了政委及师部人员的热烈欢迎。离开这里有半年多了，回到师部就象回到了家，感觉是特别的亲切。我安顿下来之后，便听取了师领导及各旅、各单位负责人的情况汇报，又与政委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商讨，我俩决定召开全师团以上主官会议，针对目前国际国内急剧变化的复杂局势，制订安排我师的应对措施。会上，政委作了为迎接全面抗战的政治思想动员报告。首先，政委全面糸统地分析了当前形势，明确指出中日全面战争已经开始，日军正在暗中调集庞大兵力，准备一举攻占北平、天津，尔后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因此，我师全体官兵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丢掉一切不合实际的想法，随时听侯中央的命令，奔赴抗日第一线，打击和消灭日本侵略者。其次，政委谈到了国共合作问题，说明目前民族矛盾已上升到第一位，阶级矛盾已退居其次，一切都要服从于抗日这个大局，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促进派。对此，我们还有相当部分同志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不理解，思想上想不通，这就需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每个共产党员不但自己要明白这个道理，而且还要有耐心做好全师每个官兵的思想工作，这样才能目标一致、步调一致、万众一心，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最后，政委还号召每个政工干部努力工作，并以日军在百灵庙所犯下的血腥罪行，向全师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露日军的凶残面目，激发全师官兵的民族仇恨，树立起誓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坚强信仰。
接着，我就全师目前任务作了统一安排：一、全师各旅及各单位必须于八月十日完成中革军委年初布置的各项军事训练任务，然后进行集结休整。二、师、旅后勤部按师部规定必须于八月二十五日前，将武器装备、弹药及各种作战物资补充到各部队。三、要求地方各级政府配合部队于八月底前完成根据地各战略要点防御工事的修建。四、组建新兵训练局，招收3000名青年进行为期3至6个月的军事训练，作为部队的后续补充兵源。五、迅即组建一支抗日先遣支队，挺进平津地区，以实际行动支援第二十九军抵抗日军进攻。这一行动计划预先是经过中央和主席同意的，其主要目的是向全国民众及各界人士表示我党我军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强决心；同时也促使蒋介石政府尽快采取抗日的实际行动。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接应派往平津地区的特侦队完成其预定任务。
第五十六章 抗日先锋（二）（）
我十分清楚这一历史，但却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即将发生的这一切，只能尽其努力。现时间已非常紧迫，我们立即着手组建了抗日先遣支队，以骑兵旅为主力，抽调师特侦营、狙击连、警卫团两个营及两个防空连（只携带高射机枪）组成，共7000余人。但在带队指挥人员上产生了异议，我的意思是我负责带队指挥，可遭到了政委、王参谋长等人的阻止，说什么“你是一师之长，不能亲身去冒险”、“这个任务可交给他人去完成，你应坐镇全师指挥”等等。我知他们亦是一片好心，便耐心解释道：“我去又不是与日军展开决战，只是就近观察、了解一下日军的情况，接应特侦队或友军撤退，并寻找机会歼灭小股单独冒进的日军；因此，此去没有什么大的危险。其次，就是我去于我党我军在政冶上的影响会更大。再就是以我的身份便于沿途与国民党军及各地军阀沟通，有利于部队行动”费了我不少口舌，终于说服了他们。从而决定由我兼任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骑兵旅钟旅长、宋政委分任副司令员、副政委；师部作战处长耿浩任参谋长，师政治部副主任姚彬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支队的组建、集结及作战物资的补充，只用了三天就完成了。凡参加先遣支队的官兵一个个高兴得梦里都露出微笑，也引起了其他部队的不满。
七月十八日，中g中央通电全国，红军组建的第一支抗日先遣队将奔赴华北，支援第二十九军作战。中共的这一壮举，赢得了全国民众的支持和赞誉。七月二十日，我率领抗日先遣支队从凉城出发了。由于事先取得晋绥军的同意，我军借道而行，经丰镇、阳高、阳原、蔚县等地，长驱近千里，于二十九日到达河北赵各庄。沿途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自觉为我支队官兵端茶送水、筹集粮草。支队部刚到达赵各庄，还未安顿好，我便收到平津地区特侦队发来的电文，电告北平失守，天津也危在旦夕；平津两地人员物资正在撤退途中。我拿着电文沉思了一会，便立即给在北平地区的李云松和天津地区的李刚发报，电告他们在撤退途中一定要保证人员和物资的安全，应注意避开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并将撤退路线、经过地点详告，支队将派骑兵团前往接应，注意随时保持联络。
随后，我召开了支队领导会，安排布署支队行动。骑兵一团由钟旅长指挥，负责接应从北平撤退的人员、物资；骑兵二团由耿参谋长指挥，负责接应从天津撤退的人员、物资；并令骑一团、骑二团连夜出发，接到之后迅速向赵各庄、蔚县一带转移。我率其余各部在赵各庄休整两天，然后隐蔽插入房山与逐州一带，策应国民党军南撤，掩护骑一团、骑二团行动。同时寻找战机，给日本侵略军以狠狠打击。
七月三十一日，钟旅长率骑一团在房山西南附近与从北平撤退的人员会合，耿参谋长带领的骑二团与从天津撒退的人员在高碑店附近会师。两路人马按预定计划继续向赵各庄、蔚县撤退。我得到报告后，便放下心来，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已完成，剩下来我就可集中精力打击日军。八月一日，我率领其余部队秘密到达房山与逐州之间，选择有利地形隐蔽起来，并严密封锁消息。八月二日至三日上午，溃退的国民党军队断断续续地沿着北平至保定的公路南撤。三日上午十时许，我从侦察人员那里得到了确切情报，日关东军第十一混成旅团第二十三联队正追逐国民党败军向逐州方向推进，企图占领逐州。其前锋河野大队进军速度非常快，可能会在今日傍晚前到达逐州，而联队主力与河野大队相距约三十余里。我拿着手里的情报在心里反复掂量，打还是不打？经过一番思量后，我定下决心打。但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我对围歼日军整个联队，心中举棋不定。心想到：若能将这股日军歼灭，那么对全国将产生巨大影响，不但能使我党我军的声誉大大提升，而且也能使我们近卫师举国闻名。
日军这个联队约有3000余人，是日本关东军最精锐的主力；而我手里虽有4000余人，却来自好几个单位，重火力并不占优势，日军还会很快得到空军的支援。我军远离根据地作战，必须速战速撤，一旦被日军粘住，恐怕难逃全军覆灭之命运。特别地是我师第一次与日军精锐主力作战，缺乏经验和实战了解，故须万分小心。“慎重初战！”我忽地记起了主席在我临行前的谆谆叮嘱；心里头顿时亮堂起来，我猛省到自己由于以往作战的胜利，不知不觉中产生了贪功轻敌的思想，差点让欲念蒙蔽了心智。想通了这些之后，我对战机的把握更清晰了，抛弃了哪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决心集中主力歼灭日军先头部队河野大队。
于是，我立即调动部队，集中了精锐主力师特侦营、警卫团两个营、狙击连约1600人，在距逐州十余里的王家寨设伏，另调集骑兵旅炮兵营及师特侦营、警卫团的两个迫击炮连担负火力支援，两个防空连担任防空掩护。这样，我军可集中三倍以上的兵力和优势火力伏击日军，而河野大队只有700余人，加上增配的一个炮兵中队，也不过800余人，我认为全歼它是有把握的。因而，在作战会议上，我一再强调了这次战斗的重大政治意义，并指出日军精锐部队的战斗力是非常强大的，日军的战斗意志亦是非常顽强的；因此，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应充分发挥我师在前七个月军事训练中针对日军作战的技战术水平；要求各级指挥员指挥必须灵活，行动必须果断，作风必须勇猛顽强，要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要求部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河野大队。同时，提醒各级指挥员应避免或减少部队不必要的伤亡。
另外，我命令骑兵三团牵制并阻击日军的增援部队一一第二十三联队主力，以确保战斗胜利。伏击部队按照我的命令于下午一时三十分前进入伏击地域，并作好伪装隐蔽。我将指挥所设在左侧距公路约300多米的小山丘上，这里便于观察了解整个战场的态势。我之所以将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