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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罗在众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制造了一件看起来极其平常的后宫事件。伽罗授意宠监高绅与天元皇太后徐氏最宠信的宫女红喜发生严重的争执。
为了表示对天元皇太后徐氏太后的敬重，伽罗严惩了高绅，并命敬事房首领太监将他遣送回京，派在“大扫处”当差，以示惩戒。
高绅回京以后，先到内务府报到，可一开口就要见主管内务府的大臣赵诏。内务府的主事早就知道高绅是独孤明敬的“红人”，不敢怠慢，急忙把他送到宝府。
赵诏得报，高绅由骊山被押解回京，且声称要见内务府大臣，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召见。
高绅叩见后，取出缝在贴身内衣兜里加盖着“御赏”和“同道堂”印的独孤明敬亲笔信：独孤明敬同谕卫国公独孤信，着即设法，火速驰来骊山行宫，以备筹咨大事。密之！特谕。
应该说，独孤信对于宇文毓在遗诏中将他完全排除出统治集团的核心就鲜卑腹狐疑，并心生不鲜卑，他不知道按照遗诏中所安排的赞襄大臣辅政的方向走下去，自己能否还有施展抱负的机会。
因为独孤信知道宇文护跋扈异常，依宇文护的做人原则和办事方针一定会竭力排挤自己。独孤信何尝不想挺身而出，放手一搏。
而恰在此时，独孤明敬希望与独孤信联合，扳倒宇文护。一致的目标，使得之前因为宇文毓而日渐疏远的父女一拍即合。
独孤伽罗知道独孤信此次来骊山将会颇费周折，因为宇文护等人曾千方百计地阻挠独孤信来此。
在宇文毓病重期间，独孤信屡次奏请来骊山探望女婿，但宇文护不愿给独孤信们兄弟提供重归于好的机会，因为独孤信担心如此会对自己显赫的权势构成威胁。
宇文毓死后，虽然宇文护勉强把独孤信列在皇帝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之列，但在列入名单的五位京中官员，除了与宇文护关系密切的吏部尚书陈孚恩奉命“星速赶往”骊山，其独孤信四名柱国大臣“均毋庸赶赴骊山”。
如果说独孤信未被列入八位赞襄大臣之列，犹可认为是宇文毓的遗命，但连以恭理丧仪大臣的身份都不能到骊山去吊祭女婿，这实在是宇文护等人骄愎妄为。
宇文护之所以骄，是因为独孤信倚仗遗诏，目中无人；之所以愎，是因为独孤信一向刚愎自用，跋扈异常，不能容忍独孤信分得独孤信丝毫权力。独孤信获得骊山信息以后急奔骊山。
十月初一，独孤信赶到了宇文毓的灵堂。独孤信悲痛地祭奠了女婿，“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祭奠结束，独孤明敬就迫不及待地要单独召见独孤信。
按照周朝的制度，一般情况下外戚独孤信晋谒独孤明敬的行为，是有一定困难的。按周制，王公外戚谒见后妃，等闲不得见面。
一般来说，只有在皇太后或皇帝万寿节，或者新春元旦，诸王外戚才可以在率领福晋入宫恭贺时得见一面。
在骊山，独孤明敬召见赞襄大臣是因为有宇文毓的遗命，为了代新皇帝咨商国事。此次，为了掩人耳目，独孤明敬“以探问京城被劫后情况”为由，要求单独召见。
第56章 明敬、伽罗联手独孤信（）
独孤信和伽罗、明敬两个女儿商议了绝地反击的大事件。政变的地点，伽罗认为骊山是八柱国所控制的特区，不宜在骊山发难，非还京不可，必须迅速启銮回京。
确定政变拟旨的人选，这个人既要绝对可靠，又要笔力雄健，双方一致的意见是独孤陀，他是明敬的弟弟。
独孤伽罗还对回銮时间、抵京的时间及车驾与梓宫护卫人员之间的联系等细节，以及京中如何迎接梓宫、捉拿八柱国等过程都与伽罗进行了详细的商议。
经过此番过招，自诩为文武双全、又历经百战的北塞俊郎，不得不对自己仅有十六岁的女儿刮目相看，独孤伽罗的聪慧机敏、工于心计、敢作敢为的品性，使他相信这个丫头将来一定可以完成这一扭转乾坤的大业。
独孤信与独孤明敬商议了政变的整体计划以后，就要启程回京着手准备，而宇文护一党一直紧盯着这次“父女会”。却没有合适的理由阻挠。
但是宇文护没有想到他严密控制的骊山，一个旨在推翻宇文护一党的政变计划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商议完成。八月初七日，独孤信启程回京。政变计划在了无痕迹的操作下启动了。
独孤明敬知道，按周朝祖制就有先例，后妃、宫监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参与国家大事。而宇文毓遗诏给予她代小皇帝掌管“同道堂”印玺的机会，使她有了参与朝政的正当理由。
而以宇文护为首的八柱国，他们是钦定辅佐新帝的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除非到新皇帝有了独自处理政事的能力，八柱国仍然贪恋权力，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得而诛之”。
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柱国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上，应当视为“乱臣贼子”。然而，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强者往往主宰政局的发展走向。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独孤明敬明白她必须成功，才能改写历史。
可是此时，独孤明敬所能够控制的唯一的力量，也是最大的王牌却只有皇太子宇文赟。要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能够依赖的同盟力量只有卫国公独孤信，而这是不够的。
虽然独孤信可以借助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的机会，调动与之相关的一些文武大臣，但要想与势力强大的宇文护等八柱国进行殊死的较量，独孤明敬还必须扩大群众基础。
那些不鲜卑宇文护“铁腕”统治的“苦大仇深”的汉官员很自然地成为独孤明敬要争取的同盟力量，这样，大学士赵贵就进入了独孤明敬的视线。
赵贵从西魏时期就进入翰林院，不仅勤于政事，尤其擅于文墨。历经西魏到北周三朝，由于笔墨出众，曾被委以《魏史》副主编的重任。
赵贵也曾出任户部汉尚书，掌管天下钱粮赋税。在他就任户部副尚书时，宇文护为户部正尚书。
周朝开国以后，为保证鲜卑族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和足够的统治力量与统治基础，在各个政府部门的职位中，都安排鲜卑汉两个官员，以鲜卑族官员为先。
他与宇文护是同僚，且年长宇文护二十多岁，可宇文护专横跋扈，根本没有把他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为政敌打造小鞋是宇文护信手拈来的好戏，工作中不失时机地奚落与排挤更是家常便饭。
某日，僚属将汉尚书赵贵已经批阅过的部分文件交宇文护审核时，宇文护佯做不知，故意问道：“是谁批阅的文件呀？”部下小声告知：“是赵大人批阅的”宇文护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
于是将公文拟稿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严厉批评，连赵贵的画“同意”的批示也一并加上“红勒帛”。
宇文护是个不爱读书的人，对汉学造诣颇深的赵贵他也敢如此粗野的奚落，足以证明宇文护为人的跋扈。
慑于宇文护的淫威，赵贵“默然忍受，不敢校正”，终日提心吊胆，难安于位。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起来，宁肯放弃有权有利的肥缺，甘愿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学士。
独孤伽罗知道，历朝历代都很忌讳女主临朝的“垂帘”。姐姐要由幕后走到台前，代新皇帝临朝执政，首先，必须有吹鼓手为姐姐鼓噪，作好舆论上的准备，让朝野上下形成一种太后垂帘的舆论气氛。
由谁来带头制造这种舆论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人既能体会权力争夺的微妙之处，又能不露声色地引导舆论，还要不暴露夺权计划。毫无疑问，选择合适的人是对独孤明敬运筹能力的严峻考验。
在独孤明敬的授意下，独孤信四处物色合适人选。赵贵将他的得意门生，太学博士卢辨推上前台。
卢辨不负重托，以《奏请独孤明敬权理朝政并另简大冢宰辅政》奏折吹响了太后垂帘的第一声号角。找一个没什么名望的卢辨来开这个头，正是独孤明敬与独孤信的深谋远虑。
第一，由卢辨吹响号角，表面看来与长安的独孤信和骊山的太后没有关系，使政变计划得以在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不打草惊蛇。
第二，由一个小人物抛出这样一个奏折，可以不露声色地试探宇文护一党对此事的反应，可攻可守。
如果可以向纵深发展，长安随即进行舆论配合；第三，卢辨不是要害人物，一旦被宇文护等人揪住不放，可以为了政变的大局而舍卒保车。
卢辨是这样为独孤明敬鼓噪的，他在奏折中公然提出三点建议：目前处于天下多事之秋，皇帝年龄太轻，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垂帘听政。
其二，自古以来，帝王莫不以尊贤为急务，现在应于宗室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物宇文护大冢宰应该辅政。
其三，于大臣中择其义理素优者充任皇帝的师傅——前两个政治性太强，加上此项用以冲淡过于敏感的议题。
前两条是赤裸裸的夺权。不但赤裸裸，还有找死的嫌疑。周代祖制，历来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宫监干预朝政，敢于提建议破坏这种制度的大臣，标准量刑一定是死罪。
宇文毓托孤，把二后排除在外，无非也是遵从祖宗之制。凭这点，就可以说卢辨有找死的嫌疑。至于增加亲王进入领导集体，其意所指，当然是大冢宰。
即使是独孤明敬也没有预料到，卢辨的奏折在骊山引爆了一场政治地震。
八月初八，卢辨奏折到达骊山，大冢宰细阅以后十分气愤：这哪一条不是冲着我们襄赞八柱国而来！
建议太后垂帘，实质就是在八柱国襄赞权力之上，设置皇太后的绝对领导权，八柱国将如何控制皇权？
建议亲王与八柱国共同辅弼，岂不是从钦定给他们的权力中分权出去予亲王，专权又从何而谈？
与八柱国态度相反，独孤伽罗阅折后，大喜过望，不由得拍案叫绝：卢辨孺子可教呀！这第一声号角正中肯綮，独孤明敬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在奏折中尽情展示。
尤其是奏折中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的建议，实质上就是建议独孤明敬行使皇权，这是独孤家求之不得的。
伽罗对独孤明敬说：“大姐，一个将这封奏折留中不发，我们要仔细阅读，认真考虑一下对策。”
宇文护却真的着急了，他们必须即刻反击：誓将卢辨太后垂帘的建议扼杀在摇篮里。于是不待太后批示，他们已经责成八柱国之一的焦佑瀛将批驳卢辨奏折的谕旨拟定，假新皇帝宇文邕口，开篇就直指太后垂帘：
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十七之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
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谕旨定下了“是何居心，是可忍，孰不可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