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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商业经营经验是时代积累下来的，经营策略、商机把握方面都已经非常成熟。
中国之所以金融业方面比不上西方人，那是因为中国人更聪明，分得清本末，投资者不容易被忽悠，所以像西方人那样靠金融敛财的模式，在中国明清两代没有多大市场，所以金融业基本上没太大发展，只是集资、放贷等一些普通的经营手段。
西方人则不同，看股市赚钱，工厂卖了，土地卖了，然后去炒股，结果钱被财团赚走了，土地和工厂也没了。而中国人则很明白，土地和工厂就算不那么赚钱，但是这些东西才是根本的东西。炒股只会把手里的余钱投入进去，进入股市前已经考虑好了退路，所以不容易被忽悠。
后来西方人崛起，已经把他们的金融包装起来了，而且其他国家已经被带进去了，形成了规则化的东西，很多东西离不开金融，中国因为没有长期发展金融的经验，自然很容易踩到陷阱。
这个时候中华民国的金融则有所发展，在内部的敛财是很克制的。不过在这些经济殖民地的敛财，却是一点都不克制。
金融方面的敛财主要是财团进行，而那些传统的商业经营模式，那些华商就非常精通。而且有资本，还有中华民国在背后提供技术，还有外交上的保护，批文好拿，官场上不敢打压他们，那些国家的黑帮也不敢动他们，自然非常混得开。
中华民国的资本，在财团的经营和那些华商的境外投资频繁的情况下，总量正在继续的膨胀着。
第290章 国际市场（）
华商的大量境外投资，也造就了许多中产阶级的诞生。这些商人可能是在国内竞争不过别人，也或许是找不到门路投资。但是在那些经济殖民地却是能找到很多投资项目，很多地方的市场基本上就像是一张白纸一样，可以让他们随意涂鸦，只要从国内复制一些成功的案例过来就可以赚到钱。
这些中产阶级的诞生，可以让中华民国的市场更加庞大。
市场的消费主力便是这些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数量足够庞大，而且消费能力足够强，是市场消费的支柱。
境外投资的华商，很多还能成为高产阶级。
目前的境外投资中，越南的投资环境不错，不过越南的华商比较多，资源也没那么大，只有投资一些代工工厂效益大，很多华商已经开始从国内购买机器，在越南投资工厂。在越南的工厂，主要是赚取人口红利，机器设备不用太好，厂子如果不是太大的话，成本很低的，但是人口红利却是可以不断的压榨出来。
而投资一些种植园，那则是要取印尼。
印尼的土地资源丰富，没有被开发出来的很多。要在印尼搞个种植园也容易，只要把土地开垦出来，就是他们的了。这个政策只限于华人享有，土着只能帮助华人开荒，给华人在种植园中做事。
不过到印尼去开种植园，还是园子大才好管理，这样找个持枪的几个华人来当监工才付得起工钱，再在种植园里架上一挺机枪什么的，那些土着自然不敢有任何的骚动，只能乖乖听话干活。
如果是小一些的种植园，要么离警察比较近，要么就要自己配枪。随时要准备对付土着暴动。
尽管在大杀一通之后，印尼的土着暴动已经被压制了下去，不过不时还是会发生局部的小规模暴动。
而印尼的邪教也已经被压制下去了，加上印尼大部分土着的胆子实际上很小，加上他们手上没有武器，暴动也越来越少。
也许几年，也许十几年后，邪教在印尼消失之后，便不会有什么暴动了。
而在高棉和暹罗，同样也是投资种植园的好地方。在高棉和暹罗，治安就好很多了，基本不会有什么暴动，这里的统治也不像印尼那样割裂成华人和土着两个阵营。而佛教是中华民国允许存在的，所以也不像印尼那样存在着激烈的宗教冲突。
这里华商也不少，不过从中华民国来的华商，和原本就在这里的华商的竞争力是不同的，本土来的华商在技术上更强，国内的商业模式也见得多。而原本就在这些地方的华商，基础比较好，一些家族的资本比较大。
种植园、木材、水产品、矿产、进出口、商品批发、百货商店、出租车公司、广告公司、餐饮等等等等，全是商机，只要是财团兼顾不上的中小项目，这些华商都能做，利益更小的环节，这些华商则交给本地的土着去做。
财团则从事机械化农业开发、金融、保险、大中型矿产开采、产业分包、中大型工程建设、大宗商品进出口、军火销售这些利益最大的项目。
而那些华商的存在，让中华民国在那些经济殖民地的开发变得非常彻底，在他们的辛勤经营下，大量的农产品、原材料、资本被输送回中华民国。
那些华商大多数赚了钱都会选择把钱寄回国，因为那些华商觉得那些国家不是自己的地方，没有家乡的氛围，离乡的人是非常思念故乡的，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亲朋好友、祖宗都在故土，赚了钱不都想衣锦还乡。
随着现在中华民国的福利和教育都变好了，而且对华人华侨都非常上心，明清时期出国的华人，现在都往国内跑，怎么说也得补个国籍，拿上一张身份证。子女怎么说也得送回国读个大学，甚至是中学就送到国内就读。
而那些中华民国成立后出国的商人，目的则更加单纯——赚钱！赚了钱自然是回国享福去，很少会在境外扎根，除非是一些地方确实不错，有华人聚居的氛围，而生意也做得足够大，足够赚钱。
西北国防军和华东舰队等军事力量，则负责给这些华商保驾护航。让他们可以随意签证往来，让他们在经济殖民地的官面能吃得开，让经济殖民地的黑帮不敢招惹他们。随时给吃亏的华人华商出头。
而且各个经济殖民地还有华商商会，这些商会也可以给那些华商提供很多便利，例如信息以及一些其他方面的帮助。
财团和华商在海外经济殖民地市场的经营，使得中华民国每年可以从那些经济殖民地进口大量的商品，可以玩得起贸易逆差。进口更多，向那些国家出口更少，而收支却可以平衡。
那些华商在那些经济殖民地赚到的钱，很多都是那些经济殖民地的货币，要想换成中华民国的炎黄币，则是通过银行兑换。银行再把钱交给进出口的商人，用他们那些经济殖民地的货币购买进口到中华民国的商品。
银行手上有多少外币，这一年就会多进口多少商品。加上那些商人自行用外币进口的商品总量，就是这一年中华民国的逆差总额。这些逆差意味着，中华民国在境外商业经营的收益，可以动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也相当于是中华民国通过商业从经济殖民地赚取到的纯利润。只是通过运作，就赚到了这些财富，这些商品让中华民国的百姓更加富裕。
扣除贸易逆差之后，等量的进出口也是中华民国占便宜，中华民国用高附加值的商品换到了低附加值的商品。有些商品的附加值高的惊人，要知道有些东西在中华民国很普遍，但是在那些经济殖民地却是奇货可居，价格炒高几十倍的商品都有。
在华商在经济殖民地大肆开发的时候，中国民族资本财团则是在印度和澳大利亚卷土重来。
强大的资本再次杀入印度和澳大利亚，趁着日资疲软之际，低价从日本商人手上接盘了不少矿产。
中国民族资本财团在印度和澳大利亚不仅投资矿产，还投资铁路、公路、集装箱港口，这些资产就算是战争时期被没收了，只要打下了印度和澳大利亚，一样可以收回来。
在印度和澳大利亚要想开发铁矿，就必须有铁路和港口。
至于其他的运作型商业，则是大量从事大宗商品进出口运作。其他的商业基本上很少去碰。
这是在防着一手，一旦战争开打，那些资产都会全军覆没。所以有些东西是万万不能投资的，有些东西则是可以投资的。
印度是一个耕地很多的国家，耕地比后世的中国还要多，不过印度没什么山脉，印度次大陆几乎是一片坦途，这个国家的地气不够强，老百姓的灵性不足，很多印度人就像是两只脚的羊一般，非常麻木。总的来说，就是脑子不够开窍，外来入侵反抗意识不强烈，上进心比较差。
当然每一个国家总是有一群精英，后世的印度，就是由几亿的精英，加上*亿的愚昧民众，然后在欧美的经济殖民下，形成一个奇葩的国家。
不过印度这个民族，温顺也是有个优点，让印度成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殖民地。而印度人的耕地虽然多，不过也因为太过集中，一旦受灾就容易变成全国性的灾害。不像中国那样，某地农业受灾，其他地区却是丰收年，农业抗灾能力还是中国更强。
印度的一些农产品也是中华民国可以进口的，另外印度是一个原材料极为丰富的国家，而且有丰富的铁矿石储量。
并且印度这个时代有2。5亿的人口，是世界上第二大人口大国，在印度有大量的劳动力。
这个国家的文明也和中国一样，有修行的功能。昔日释迦摩尼便是在印度成佛的，传说释迦摩尼是李耳老子成仙后的一个分身。印度也有大量看破红尘的修行者，而他们的社会实际上比中国更加淳朴自然一些，因为印度没有想中国一样，在明清时期形成商品经济的泛滥，后天的信息接收没那么多，自然觉醒点小异能的人也就多了，所以后世印度军方异想天开的向将人体漂浮术用在军事上。
之所以是异想天开，主要是那些天生觉醒的神通，普遍不强，有些随着年龄的增长还会消失，特别是后天的信息接收越多，消失速度越快。而那些修行者的神通尽管比较强，但是他们必须看破红尘才能具备这些神通，一旦动了凡心，神通也会消失。因为修行，修的就是心境，不管是中国的修行者还是印度的修行者，都得保持‘无为’的心态才能修成正果，自然也就不会被政府所驱使。
所以修行者和凡俗，实际上是两个世界，虽然有一定接触，但是瓜葛不深，互相之间很少来往。只有中国上古三皇五帝时期，才是全民修行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中华文明虽然先进，但是人民恬淡自然，没有*，所以也就不用发展什么生产力，表面上看起来生产力比较原始。
到秦代基本就彻底分家了，不再像三皇五帝时期那样，皇帝即是修行界的老大，又是带领人民的领袖。
印度也属于东方精神文明的一个分支，不过没有中国的精神文明那么优秀。此时的印度依旧有大量的修行者，他们主要是练瑜伽。不过目的性却是不太纯，有的印度修士单纯为了连神通，把修行当成一种人生的出路，已经误入歧途。
有些印度人则是修炼来世做富人，有些印度人的修炼方法则是什么都不想，有的就是苦行僧一般。
总之印度的修行方法很多都是比较奇葩的，释迦摩尼成佛前也尝试了不少修行方法。什么来世做富人，脑子什么都不想的，还有苦行僧一般的修行，释迦摩尼都尝试过，后来当苦行僧的时候，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