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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弱国无外交。对于鲁襄公来说，便宜是短暂的，屈辱是长久的。按照“诸侯五月而葬”的古礼，楚康王的葬礼拖到公元前544年四月才举行。根据楚国人的要求，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等诸侯一直乖乖地呆在郢都等候，度过了一个极其乏味的春天，为的就是参加葬礼，给楚康王送葬。
左传记载，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为楚康王送葬，送到了郢都西门之外。各国卿大夫则彻彻底底当了一回孝子，一直送到了墓地。
葬礼之后，楚康王的儿子熊麇（jun）即位。此时屈建已经去世，楚康王的弟弟王子围当上了令尹。鲁襄公和各国诸侯又参加了熊麇的即位仪式。正是在这次仪式上，王子围的专横和熊麇的懦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国的公孙挥就评论说：“这就是所谓的不配套吧！令尹必定会取代楚王，因为松柏之下的小草是很难茂盛的。”
松柏意指王子围，小草意指熊麇，强大的帝国总是在政权交替的时期暴露出脆弱的一面。但是，鲁襄公显然没有心情去幸灾乐祸。自去年十一月离开曲阜以来，他已经在国外足足呆了六个月。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极其不发达的年代，六个月足以让一个人患上无可救药的思乡病，他想念曲阜了。不只是他，叔孙豹、叔仲带、孟椒等一干随员也都变得恹恹不乐，成天掰着指头计算回家的日子。
同年五月，鲁襄公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虽然归心似箭，鲁襄公一行抵达楚国方城山的时候，却不得不停下来。国内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季孙宿趁着鲁襄公不在，出兵攻占了公室的直领地卞城。
将这个消息传递给鲁襄公的不是别人，正是季孙宿本人。他派自己的家臣季冶以迎接鲁襄公的名义来到方城山，给鲁襄公转交了一封他的亲笔信。
特别要说明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季冶是不知道的。他从曲阜出发，快走到宋、郑两国边境的时候，季孙宿刚刚占领卞城，派人日夜兼程追上他，才将这包盖着“季”字封印的竹简交给他。换而言之，在见到鲁襄公之前，季冶压根不知道季孙宿占领卞城的事。
信上这样说：“臣听闻卞城守将将要背叛鲁国，于是亲率大军讨伐，现在已经得到卞城了。”
鲁襄公看完信，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三桓”专鲁，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但是一直以来，“三桓”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没有人敢去动国君锅里的肉。现在自己才出国半年多，季孙宿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究竟是想干什么？
叔孙豹等人也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季孙宿公然抢占公室的地盘，那等于是向公室宣战了，很可能打破“三桓”专鲁的局面，演变成季孙氏一股独大。这样的话，鲁襄公继续回国就显得鲁莽了，必须弄清楚国内的形势再作决定。
这是鲁襄公的艰难时刻。他一度打算返回郢都，向楚国借兵讨伐季孙宿。大夫荣成伯及时劝阻了他这个引狼入室的念头，说：“对于臣子来说，君主应该是绝对的权威。您如果不能号令自己的臣民，要依靠其他诸侯的武力来给自己壮胆，还会有谁来亲近您呢？假如您真的得到楚国的支持来讨伐季氏，鲁国人很有可能同仇敌忾，拼死抵抗。如果楚军能够攻克鲁国，那么天下诸侯都不在楚王眼中，何况是您呢？他肯定会派自己人占领鲁国，进而大举掠夺中原各国，将天下都归于他的统治之下，到那时，还有什么好处会轮到您吗？如果楚军不能攻克鲁国，那您就更麻烦了，完全断了自己的后路，不可能再回去，请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鲁襄公无奈地说：“那照你的意思，我该怎么办？”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卞城送给他算了！这样一来，他也许会有所收敛吧。您就当喝醉了酒发脾气，酒醒了也就过了，别放在心上，高高兴兴地回鲁国吧。”
鲁襄公心想，你说得轻松！我倒是愿意将卞城送给季孙宿，但谁能保证他没有其他想法，仅仅是得到卞城就满足了呢？
叔孙豹看出了鲁襄公的担忧，说：“我看那个季冶是个忠厚的人，您不妨将他找来说几句话，也许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鲁襄公正有此意，于是命人将季冶找过来，故意对他说：“季孙宿也真是，想要这块地方就直说嘛，胡编什么守将叛变的事呢？这只能说明他故意对我疏远，让我感到很受伤啊！”
荣成伯也在一旁说：“季孙氏是鲁国的股肱之臣，国家大事，实际上也是季孙宿控制的。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国的事，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卞城人有罪就去征讨，根本不用来报告国君嘛。”
两把软刀子刺在季冶的心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满脸通红，低着头一言不发。“这件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一直蒙在鼓里，又怎么能够怪你呢？”鲁襄公说着，拍了拍季冶的肩膀，“我只是想知道，我现在还能回国吗？”
听到这句话，季冶抬起头，用一种坚定的语气对鲁襄公说：“您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谁敢抗拒您的命令？”
“如此我就放心了。”鲁襄公赞许地点点头，暗中给叔孙豹使了个眼色。叔孙豹拍拍手，很快有内侍从后厅出来，捧着卿的衣帽来到季冶面前。
“这是赏赐给你的。”鲁襄公亲自接过衣帽，捧给季冶。季冶连忙伏在地上，表示不敢接受。鲁襄公再三坚持，他才勉强收下了。
季冶的表现使鲁襄公意识到，季孙宿即便有反叛之心，也难以得到鲁国人的支持。但他还是不放心，想留在楚国再观望一段时间。一天吃饭的时候，荣成伯借敬酒之机吟了一首诗：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这首名为式微的诗载于诗经？邶风中。翻译过来是：天要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如果不是为了您的缘故，谁愿意风餐露宿，在泥泞中摸爬滚打呢？
听到这首诗，鲁襄公终于下定了回国的决心。五月下旬，他回到了曲阜。
季冶跟着鲁襄公回国之后，将季孙宿原来赏赐给他的田地全部退还给季孙家，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季孙家。有人问起原因，他就直言相告：“他欺骗自己的君主，何必利用我呢？”季孙宿亲自跑到他家里去见他，他便装作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和季孙宿谈笑风生。但是当季孙宿不在场的时候，他始终不谈论季孙宿的任何事情。后来季冶病危，临死前交代自己的臣仆说：“我死之后，一定不可用国君赏赐给我的衣帽入殓，因为这不是由于德行而得到的赏赐，另外千万不要让季氏来安葬我。”
如此看来，季冶真算得上是一位君子。
外邦友人的音乐外交
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是封建社会权力交接的基本制度。令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感到欣慰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然有一些国家采用着这种制度。比如说，朝鲜的金日成传位于金正日，金正日又传位于金正恩，这就是“父死子替”；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让位于劳尔？卡斯特罗，这就是“兄终弟及”；而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官二代”甚至“官三代”正在茁壮成长，时刻准备着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切，充分说明这一制度是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
然而，这一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从逻辑上讲，父死子替和兄终弟及，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当一个男人又有儿子又有兄弟的时候，他究竟是应该优先考虑儿子呢，还是兄弟？
我们只能这样猜测，发明这一制度的老祖宗，他所在的年代，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人的寿命也很短。当一个男人去世的时候，他或许没有儿子，或许儿子还很小，不足以担当大任，所以往往要传位于兄弟，以保持家族的延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人的寿命开始增长，私心也变得狭窄，男人们越来越愿意将家业和国家交给儿子，而不是兄弟。久而久之，父死子替成为常规，兄终弟及的事情则越来越罕见了。
前面说过，早在周朝建立之前，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周太王的嫡长子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
第173章 暗潮汹涌的四十年和平（8）（）
也许是长久以来与世隔绝，当中原诸国的王公贵族们都为继承权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吴国还保留了一些先祖的古风。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去世。据史记记载，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馀祭，老三叫夷昧，老四叫季札。季札从小聪明过人，又饱读诗书，深受寿梦喜爱，他的三个哥哥也对他爱护有加。寿梦去世后，诸樊即位，当了国君才三年，就提出要将王位让给季札。在诸樊看来，老头子喜欢季札，王位就应该传给季札，他只不过是过渡一下，替老头子守了三年之丧，就算完成任务啦！
季札坚决不同意，说：“您是嫡长子，君位本来就应该由您来继承，谁敢对此有不同意见？再说，成为一国之君不是我的愿望，还是让我自由自在地生活吧！”
诸樊坚持要让位，季札干脆离开首都，搬到乡下去种田，诸樊没有办法，只好作罢。
公元前548年冬天，诸樊亲率大军讨伐楚国，在巢城战死，馀祭即位为君。根据左传记载，杀死诸樊的是楚国巢城守将牛臣。但是据一本名为吴越春秋的野史记载，诸樊为了传位于季札，“轻慢鬼神，仰天求死”，按照这种说法，诸樊并非死于战场，而是死于天打雷劈之类的意外。这也是无聊文人的臆病，一定要让位于季札的话，大可以自己一走了之，何必要搞得那么悲情呢？
司马迁也不消停，在史记中写道，诸樊临死的时候，给馀祭下了一道密令，要馀祭将王位依次传下去，直到让季札顺理成章地当上国君，“以称先王寿梦之意”。这道命令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馀祭和夷昧必须死得早，否则的话，等到夷昧去世，季札恐怕也差不多行将就木，甚至先夷昧而去了。
公元前544年，吴王馀祭带兵入侵越国，带回来一批战俘。其中一个人被处以刖刑（挖去膝盖），然后被派去干守船的工作。没过多久，馀祭突然提出要去看船。这事颇为蹊跷，想想看，馀祭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船对他来说如同北方的马车，稀松平常得很，为什么要专程跑去看船呢？再考虑到守船的人都是带有防身利刃的，后人恐怕难免认为馀祭这是活得不耐烦了。
事实正是如此。当馀祭毫无防备地在江边看船的时候，那个越国战俘瞅着他走近，突然从腰间拔出短刀，准确地刺入了他的胸膛。这一年，距寿梦去世已经有十七年了。
接下来，夷昧继承了王位，经历了三次王位更迭之后，季札终于站到了起跑线的位置。
同年五月，夷昧给季札派了一趟差使，让他去中原各国访问，表达新政权对各国的通好之意。谁都没有意料到，季札的这次出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