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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
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
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
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
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
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
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
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
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
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
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
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
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
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
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
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
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
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
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
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
“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
“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
“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
“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
第91章 晋国和楚国的角力（10）（）
“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
“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书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
“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
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
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
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
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
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
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