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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年初的皖南事变时，老蒋就已经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可就是在他的百般打压下，我党还是重建了新四军。一支被老蒋宣告天下的“叛军”，是不会得到国民政府的补给，所以相对于八路军来说，新四军的日子更为艰难一些，也正是因为如此，老蒋对于给予新四军援助的人，份外的仇恨和忌惮，先前孙玉民的那批武器装备“卖”给了新四军，都让他猜疑了许久，更别说刘文智了，他的做法已经犯了老蒋的大忌。
刘文智虽然一直身处霍山，可是他还是霍山独立支队的副司令，是有着军职的，算得上是**的一员将领。老蒋之所以会毫不犹豫地对刘文智下达“必杀令”，原因很简单，他是不想麾下风头最劲的嫡系，和红色和共CD扯上一点点的关系。
第三百六十七章 火（）
重庆发生的这一切，不仅孙玉民丝毫不知，连即将出发去湖南的刘文智也是不知。
这边戴笠在忙着策划和组织针对刘文智的暗杀行动，毕竟是征战沙场十余年的老将，身边自然不会少人，身手也不会差，如果不周密一点，事情败露了，那惹来的麻烦，他戴笠也是担负不起的。
另一边的孙玉民则在应付着薛岳，虽然他和这个名义上的上司不熟，可是人家既然来了，总不能不理人家吧。
傻熊他们也算得上幸运，亏得薛岳来了，才让他们免去了继续承受皮肉之苦，可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伤的不轻，虽然只是明面上的伤，可要好起来，也得用上一些日子。还好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叫来了苏院长，她带着药箱和一名护士早早地等在了外面。薛岳制止了孙玉民以后，傻熊和戴存祥他们得已脱身，一出指挥部就在参谋干事们的协助下，取下了缚在身上的荆刺，这个过程还是疼得他们呲牙咧嘴。待到苏院长替他们上伤药，翻开他们的伤口，这才让他们深深地受了一回罪，全是些细小的皮肉伤，全都要清创，这一番折腾比起让刀割两块肉还疼。
薛岳心中很是感激孙玉民，这次长沙会战若不是十二军关键时刻顶住，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是盯着苏医生给孙玉民上的伤药，待到他穿好衣服，薛岳又让他先去休息，任凭孙玉民再怎么客套，薛岳只是一句话：“有邓参谋长陪同就好，你好好安心养伤。”
孙玉民是因为展书堂的死才大发雷霆，严加处置傻熊他们，为了抚慰和安稳住他，在薛岳的要求监督下，邓东平布置了一个很大的灵堂，用以祭奠在这次会战中阵亡的国军最高军职者，十二军副军长兼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祭奠仪式的流程让孙玉民过目时，他增加了一项重要的内容：祭奠此次战役中所有阵亡的国军将士。
盛大的祭奠仪式由邓东平主持，作为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仪式上也致上了悼词，国府给展书堂授予的勋章和追授陆军中将的命令的仪式也一并举行了，孙玉民携扶着展书堂的遗孀，在灵堂上对着一众参与祭奠的十二军以及九战区各部队派来祭奠的官兵说道：“展副军长一生戎马，杀敌无数，然苍天无眼，以致英年早逝，第六师团本已经是沾满我国人鲜血，现今又多了一笔血债，我孙玉民在展副军长和万千抗日英烈灵前起誓，不将倭寇驱逐出我华夏大地，誓不为人。”
说来也怪，本来是晴朗的天气，在要替展书堂下葬和阵亡将士墓园落土时，天上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就似在为这些为国英勇牺牲的将士哭泣一般。所有参与祭奠仪式的人，心情都像这雨天一样，阴阴沉沉，直到警卫团一个营的士兵朝天扣响为勇士们送行的枪声后，才真正的为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所有一切划上圆满句号。
也亏得陈诚第六战区发动了大规模对宜昌的攻击，才最终使得九战区这次本已大败的局面得以挽回，两处战场虽然损失都不少，可还是让陈诚和他的土木系大出风头。
本身六战区逼回日军四个师团，已经立下奇功，再加上孙玉民的十二军以一己之力硬撼日军两大主力，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更是让所有的国军部队和将领侧目，陈诚一时间风头无俩。虽然战后陈诚想把十二军调至六战区，可是老蒋以九战区局势未稳，湘鄂赣这边仍有恶战为由拒绝，他还是以他私人的名义拨发了一大批奖赏给十二军，这样做的目地很简单，就是要向所有人宣告，十二军是他陈诚土木系的部队，尽管孙玉民压根就没有半分想成为某系某派的想法，可在赵雷等人的劝说下，他还是接受了这些东西。只是这有些让薛岳下不来台，他也想拉拢孙玉民，可无奈陈诚棋先一步。其实若不是孙玉民敬重罗卓英此人，他才不会默认了陈诚的高调。
有时候想想也是这样，与其成为众矢之的，何不找棵大树乘乘凉，虽然陈布雷一直都在照顾，可是他手上并无真正的实权，一旦有什么问题，其实他能做的并不多，可若是靠上陈诚这等有兵有权的一方大吏，有很多麻烦就可以避免了。
受人关注就是好，这一点张小虎深有感触，当年城子镇江边一战，二十师大破波田支队时，那么大的损失，可上面像是没看见一样的，那时若不是孙桐萱顾念二十师是其起家部队，给予一些资助和补给，二十师几乎生存不下去。而现今，陈诚的奖赏还未到，罗卓英从江西那边运来的一批物资就先行到达了，原本十九集团军的补给就很紧张，可罗卓英把孙玉民视为自己的“学生”，硬是挤出来如此大一批补给过来，虽然没有武器弹药，但孙玉民已经很是高兴了，因为他正缺少粮食和被褥呢。
这边才收好罗卓英的物资，九战区奉军政部命令也下发了一批补给过来，还顺带着补充了一批新兵，这批新兵原本是要补充给37军的，给薛岳截了胡，先行补充了12军。
这样一来，陈诚的东西反而是最后才到，而这期间忙碌的孙玉民，接到了一封令他非常意外的电报：刘文智要来湖南了。
对于这个老搭档，孙玉民是一直挂念着，如果不是碍着他和谷姐新婚，孙玉民肯定已经是多番催促他前来了。
这大半年的时间，孙玉民一直没有和那边联系，他太忙了，忙得几乎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基地，忘了还有一个好兄弟、好搭档，现在得知他要来，自然是高兴的不得了。
从一收到电报开始，他就期盼着刘文智的到来，电文上虽然没有说谷姐来，但孙玉民却敢肯定她也会一同前来，他们若是一起来了，那周善军和王艳茹也肯定会一起来，这行人是又有小又有大肚子，（孙玉民邪恶地、想当然地以为谷红英已经大肚子了，毕竟两人在一起那么久了，如果肚子还没大，这不是相当于说刘文智不行吗。）肯定会不太方便，而且还很不安全，所以第一时间，孙玉民就让警卫士兵把刚楞子叫了过来，刺刀分队此时不上场，更待何时？
孙玉民不知道，他的这一临时决定，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不仅使戴笠的阴谋付诸流水，而且更加地加深了他对国府的失望。
孙玉民对于国府的失望并不只是因为花园口决堤这一单方面的因素遭成，他是湖南人，早在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11月的长沙文夕大火时，就已经让他对这个腐蚀的国民政府失望了。
当年的民国三大惨案之一的长沙文夕大火，不管是前世的李伟还是后世的孙玉民，都是无法原谅种释怀的。
那还是在花园口决堤之前，1938年10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联名电呈蒋介石，汇报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贯彻焦土作战，被日军获取大量物资的情形；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政府严令实施焦土政策。然而，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武汉警备司令郭悔擅自先行撤退，最终机场为日所用。戴笠的这份支持焦土政策的电报，最终使蒋介石排除他议，痛下决心烧毁长沙古城。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
1938年11月8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两军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
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当时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以为积极防御。
1938年11月11日上午9时，老蒋的密令到达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张治中召来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两人于11日下午4时就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
该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另外，还对焚城的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
据计划起草人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回忆，经过徐权修改后的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
计划还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这是长沙城中地理位置最高的地方。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张治中还和酆悌、徐权一起研究组建了“破坏长沙指挥部”。决定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许权任副总指挥。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许权得到士兵的报告后，电询前线的关麟征处，得知前方无事，且南门不是举火的地点，所以判断是失慎。
许权打电话找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答复是：警察都撤离了，消防队员也撤离了。另外，因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都把水换成了汽油。意外产生的火灾，没能快速扑灭。
不到一刻钟后，南门又有三处起火。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