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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的由来，前两次自己虽然名义上是说打胜了，可实际上和日军都是拼了个两败俱伤，甚至可以说是惨败而归，唯一的利好就是长沙城还牢牢地掌握在他薛岳的手中。他也知道，老蒋对于前两次的战果不甚满意，这次才会亲自出手指挥。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虽然这两封调令是出自上面的手笔，但实际上却都缘自孙玉民前番在南岳和老蒋的交谈。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这两封调令之后，是更多的布署命令和调防命令下来，几乎是把湘北的部队挨个都调防和布置了一遍。
按照孙玉民当时的构想，以敌我双方对峙的新墙河为第一道防线，汨罗江为第二道防线，长沙城外的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为第三道防线。前两道防线是伏击区和诱击区，第三道防线是决战区，即诱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歼灭之”。
在孙玉民的设想和计划中，国军在湘北的二十五个师应付起阿南惟几三个师团的进攻已经绰绰有余，可是老蒋还是不太放心，连着从其他战区抽调了12个师增援，这样下来，长沙附近总兵力达到了37个师，约计30万余人。
自吃了上次会战电台密码被日军破获的大亏以后，老蒋此次格外小心，花重金从美国购置了一套全新的密码，由于保密工作完胜前两次战役，所以阿南惟几并不清楚国军已经提前在做大战准备了。
在将孙玉民的十二军调至株洲、禄口，将王耀武的七十四军调至衡阳、衡山后，老蒋陆续地调整了其他部队的驻防：以杨汉诚第20军守备杨林街、潼溪街、新墙镇、鹿角之防线以及通城各前进据点；以孙渡第58军控制于黄岸市附近，并要求他们构筑简易防线；以战区直辖第37军陈沛部暂编五师警备长乐街、伍公市、新市一带据点，主力60师95师控制于瓮江、栗山巷一带防线；第99军傅仲芳部警备归义、营田、湘阴及芦林潭、沅江一带江防、湖防，其主力92师控置于三姐桥防线；以萧之楚第26军控制于浏阳、洞阳市、花桥一线，构筑牢固工事；以李玉堂第10军警备驻防长沙。
按道理说，军委会的调令电文并不应该让只是一个小小军长的孙玉民知道，可在老蒋的授意下，一封封的电文在发给调防部队的同时，也发给了已经身在株洲的孙玉民，看到老蒋果真按照自己的设想，调整和布署着部队，他不由得信心大增，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事的胜利，更多了几分半握。
就在国军这边加紧备战的同时，阿南惟几也在做着进攻的准备。
此时的十一军虽然仍然是日军唯一的一支野战部队，可是所受待遇早已经不是从前相比。
由于日军大本营按照明治时期以来遗留的传统，把陆军战力的重点，放在了对付苏联的北方国境，而实际的目标却指向着南方，企图以一部分战力用于攻取东南亚。因此，现实中的日军主战场中国战线，兵力和实际上的战力，都没有充分投到这个主战场上来。
各种因素的制约，导致担负着解决中国事变的所谓的“日军中国派遣军”，一直为强迫缩减兵力、限制作战地域、限制兵站等而感到苦恼。虽然“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认为，第11军在武汉地区存在有很大的价值，但是，第11军得到的弹药和兵力补充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反而却大为减少，甚至只有1938年武汉会战的一半，这无疑限制了他们的进攻能力，总数不足十二万的日军十一军主力，此次能被阿南惟几调用攻击长沙的，实际上仍只有第三、六和第四十师团，可他们即将面对的是国军包含着两大王牌主力，孙玉民的十二军和王耀武七十四军在内的中国军队三十七个精锐师，足足三十余万人。
阿南惟几作为畑俊六的老部下，他手上的兵力虽然是捉襟见肘，可并没有一味地寻求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全力支持，唯一的要求还只是让畑俊六把原本助攻的第三飞行团换成了第一飞行团。
阿南惟几备战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动荡也逐步加剧。原因在于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入侵苏联的战争，并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胜利，德军的军事冒险一再得逞，这使得以少壮鹰派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十分的眼红，迫使日军大本营南进的心情，也空前迫切起来。7月2日，首相近卫文麿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调遣优势兵力全力向东南亚扩张，并且“不惜与英美一战”。
为了配合“南进”方针的落实，近卫文麿展开了外交攻势，加强了自1941年4月开始的以“牺牲中国求得妥协”为内容的日美谈判，企图通过谈判，一方面断绝中国的一个最重要后援，迫使中国早日屈服；另一方面为侵略战争赢得时间。但在谈判过程中，外相松冈洋右过于锋芒毕露，一味激化同美国的矛盾，导致美国决定全面中止对日本石油出口，冻结日本在美资产。为统一策略，摆脱松冈洋右，近卫文麿决定内阁全体辞职。
此后不久的1941年7月18日，近卫文麿重新组成第三届内阁，原班人马只换了一个，起用预备役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代替松冈洋右为外相，继续同美国谈判，可仍未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于是，在9月6日召开的新一轮“御前会议”上，近卫文麿面对着以东条英机为首的部分内阁成员逼宫，不得不作出妥协决定：如果到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不能取得成果，则立即与美英荷开战。就是这个决议，它成了套在近卫内阁脖子上的绞索，同时也决定了日本在二战中的命运。
到了10月份，日美谈判仍然陷于僵局。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停止谈判，立即开战。而近卫文麿却认为同美英开战的条件尚不成熟，胜利的把握不大。东条英机作为立即开战派的代表人物向近卫提出：如果不按御前会议的开战决定执行国策，那么参与这项决定的近卫内阁就应该引咎辞职。
由于东条英机等人的态度十分强硬，近卫内阁被迫于10月16日宣布解散。
近卫内阁跨台以后，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奉昭和天皇裕仁之命组建新的内阁。他接任近卫文麿上台组阁后不久，便在1941年12月8日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同一天，司令部驻广州的日军第二十三军突然发动了对香港的攻击，驻守香港的英国军队仓促应敌，可哪里是日军的对手，短短的一日内就向伦敦发去了好些封告急电报。日军攻击香港的次日，老蒋也跟随着罗斯福的步点，在重庆发布了对日宣战的声明，这是浴血抗战了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国民政府首次正式的对日宣战。老蒋在新闻发布会上临时作出决定，从九战区抽调第七十四军和第四军沿粤汉线南下，攻击华南重镇广州，以解香港之围。
对于老蒋在众记者面前的临时起意，陈布雷当时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可当会后他随同老蒋回到那间大办公室时，忽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情，他当即就“咦”出了声。
“怎么了，彦及？”老蒋今天心情十分好，窝囊了好几年，今天终于扬眉吐气了，自然会很高兴，脸上的喜悦一直未消失过。
“总裁，我想我知道了当初孙玉民为什么在准备长沙会战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七十四军算上的原因。”陈布雷的眉头紧缩着，似乎一直在推敲着什么？
“不就是他和佐民那点破事吗？等这场战事打完之后，我把他们二人叫来重庆，当面劝合。”老蒋显然没有发现陈布雷的另有所指，依然是笑容满面。
“总裁，我估想，玉民未必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将佐民排除在这场战事之外。我了解他，他是个彻彻底底军人，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小恩怨，而影响到整场战事上面来。而且”
“而且什么？”
“总裁，您难道没发现吗？不光佐民的七十四军，还有雨辰（欧震）的第四军，都没在被玉民纳入到此次的备战体系中来。就算他真的是因为佐民和他有过节，故意不把七十四军纳入进来，但是雨辰呢？第四军和玉民总扯不上关系了吧！难道是他把第四军也给遗漏了？我看不大可能。”
“是啊，以玉民的聪明才智和精明能干，怎么可能会把七十四军和第四军给遗忘了！”老蒋在自言自语着，踱了两步后，他像是突然间明白了什么一样，冲着陈布雷说道：“难道他是故意给我留下这两个军的兵力？难道他当时就预料到了，我会在不久之后调走七十四军和第四军？难道他算准了日军会进攻香港，而我会派兵攻击广州？”
陈布雷没有回答，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不可能！就算玉民有经天纬地之才，也不可能预知到未来之事！”老蒋摇着头说道。
“总裁，有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可偏偏对于某些人来说，却是轻而易举。玉民是个将才，他能推断出南方有战事，也并不是不可能，只是我总觉得，他还有什么没有对我们讲出来，或者说他并不愿意告诉我们一样！”
“你指的是？”
老蒋急切地问道，他了解身边这个跟随多年的幕僚，如果不是想到了什么，绝对不会在这个当口说出这番话来！
第三百八十六章 血战长沙（一）（）
面对着老蒋急切的追问，陈布雷沉吟了一小会儿，然后说道：“代价！这场战事，我们将要付出的代价！”他这句话说得很缓慢，用一字一句来形容都不为过。“别看阿南惟几手上能够动用的兵力不太多，可我们若想打赢，肯定要付出不菲的代价。我在想，玉民把两支中央军精锐排除在外，是不是决心以死会敌！”
“你的意思是，这场仗其实玉民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他之所以制定这个后退决战的战术，就是想利用别部消耗，最后自己再全力相拼，以期取得胜利。”
“恐怕正是如此！而且这个消耗可能会损失巨大，他或许是不想看到七十四军和第四军两支精锐被卷入到这场消耗战之中，又可能是他不敢把两支嫡系中央军拖入进去，才会故意的遗漏。”陈布雷自孙玉民夸下海口后，就一直在想着如何替他找到一条后路，苦思了许久，他决定剑走偏锋，用揣测他心思的方法，让老蒋一步一步地自己解开这个小小“谜团”，让老蒋对孙玉民更加的“了解”和信任。
“彦及，那以你的估计，此战”老蒋是个迷信的人，他本来想说“此战是否凶多吉少”，可又不愿意自己的这张“乌鸦嘴”，会不幸地一言中的，只得硬生生地打住。
“这倒不用太担心，有玉民在，这场仗即使是我们不能大获全胜，也至少会是个惨胜。”陈布雷停顿了一下，又说道：“我担心的是，玉民会怕您怪他在湘北填进去这么多部队，因而以死相拼鬼子，把整个十二军拼光在长沙城下。”
“他会这样做吗？”
“以我对他的了解，十有八九，兰封一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是啊，他的战神名号就是在兰封战场上一炮打响的，土肥原师团连同土肥原本人，此战过后几乎一起在中国战场上消失。”老蒋叹了口气，点头说道：“如果正如你所估计，那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老蒋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相对于孙玉民和十二军，他更在乎的是战事的胜利，其次才是这个人和他掌管的部队，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