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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旧事-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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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八月,卫绾接任丞相,直不疑升任御史大夫。刘启这样的任命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另有深意,卫绾做过太子太傅,与刘彻关系非同一般,而直不疑是出了名的忠厚长者,他在做郎官时,同宿舍有人误拿了别人的金子回家,丢失金子的人以为是直不疑拿的,去指责直不疑,直不疑也不辩解,拿出自己的金子给了失主。等到同舍的人回来将金子送还时,失主非常惭愧。后来有人告直不疑勾搭嫂子,直不疑只回了一句,我没有兄长。除此之外,再也不多说什么。

    刘启作出这两项任命后,又想起了早已免职的老熟人周亚夫。

    他想了个主意试探下这位昔日的功臣,便下旨传唤周亚夫前来宫中赴宴。

    周亚夫很快奉诏前来,刘启命人将酒食抬了出来。

    周亚夫受宠若惊,但仔细过目之后,周亚夫就迷糊了。

    酒桌上除了酒没有筷子,有一块大肉,却没有可以切肉的餐具。

    宴席中顿时散发出一阵诡异的氛围。

    陛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周亚夫在心里犯嘀咕。

    刘启装作若无其事的说道,吃!

    周亚夫对着边上的侍厨说道,去取筷子。

    侍厨的反应是没反应。

    刘启笑道,“还不满意么?”

    周亚夫马上面红耳赤,向刘启下拜,刘启说道,起来吧。

    但在众人的惊愕中,周亚夫起来后,也不回宴席,直接就出了宫门。

    刘启看着周亚夫的背影,喃喃说道,此人怏怏,非少主臣。

    这次宴席,其实是刘启最后一次试探周亚夫,但是周亚夫实在令刘启失望,也是从那一刻起,刘启决定彻底抛弃昔日的功臣。

    同年,周亚夫经历了他父亲同样的痛苦,进牢房,不一样的是他父亲熬了过去,而他没有。

    周亚夫的儿子为他买了五百具盔甲,准备父亲百年之后作为葬器用,因为工钱问题,周亚夫儿子与雇工发生了经济纠纷。雇工一怒之下,把周亚夫儿子告到了官府,告他私自购买兵器,意图谋反。

    事情牵连到周亚夫,廷尉传唤周亚夫,周亚夫也是一头雾水,与廷尉问的风马牛不相及,廷尉将事情报告给了刘启,刘启勃然大怒,下旨严查。

    为了得到周亚夫的罪状,廷尉再次传唤周亚夫,问道:“君侯为什么要谋反?”

    “我儿子买的都是葬品,怎么说是谋反?”

    周亚夫话音一落,廷尉就说出了让周亚夫吐血的一句话,“恐怕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在地下谋反吧!”

    面对这种无理的诬陷,周亚夫只能无言以对。

    他被关在了廷尉府,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选择了非常极端的方式,绝食。

    在绝食五天之后,一代名将周亚夫呕血而死。

第105章 刘启的盛世13 落幕() 
我们在为名将周亚夫的屈死扼腕痛惜的时候,景帝刘启也提早跨入了风烛残年的岁月。

    他才四十几岁,却已是垂垂老矣,皱纹爬满了脸庞,干瘦的身体已渐渐地失去了活力,一眼望去,活脱脱像一个行将入木的老头,只剩下喘气的劲了。

    十七年的高强度工作耗尽了他的健康,透支了他的身体,作为最有权力的人,他可以选择享受,选择挥霍,可是他没有,而是选择了勤奋努力的工作,即便没有人会给他颁发劳模的奖章,他也无怨无悔。十几年来,他为祖宗留下的万里河山耗尽了心力。他犯过不少错,他急躁,他疑心,他像他的祖父刘邦一样,炮制了不少的悲剧,他甚至不是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但他仍然是一个好皇帝。

    无可否认,大汉的江山在他的手上真正的富庶起来了。国库里堆满了钱粮,穿钱的绳子烂了,太仓粮食溢出来发霉。街巷繁华,田间地头,骏马牛羊成群。那时真是个好光景,家家富余,人人以犯法为耻。

    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盛世。

    刘启做到了,他信守了对父亲的承诺,把大汉江山带向了更高点。

    用皇帝职业的行话来说,刘启已然无愧于祖宗社稷,无愧于天下万民。

    刘启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明白时日无多,但他仍然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从他登基到现在,匈奴边患这件事一直挂在他的心头,然而他一直隐忍不发,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彻底清除这个北方的凶蛮对手。

    然而他已经做不到了。

    他所做的只能是祈祷匈奴人能在他最后的日子不要再杀戮他的子民,不过匈奴人没有给他面子,在他疾病缠身之时,边境再一次传来了噩耗。

    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年)三月,匈奴军队长驱直入雁门,雁门太守冯敬战死,吏民财货损失无数。

    失败的战报让刘启本已病弱的身体雪上加霜,他气得躺在卧榻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只能找来稚气未脱的太子刘彻,再一次提醒他将来要痛击匈奴这个虎狼部族。

    他已无力亲自发动一场战争来要回大汉的光荣,唯一的安慰只有太子眼神中的那种坚定了。

    刘启还是做了积极的准备,他下令各郡调派车骑,材官屯守雁门。

    同月,又下令内郡不得食用马粮,由官府统一收购,目的是为了边郡储藏战略物资。

    刘启就是这样带病坚持工作的,而繁重的工作终于把他带到了死亡边缘。

    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刘启预感到了最后的时刻的来临,他召集了该召集的所有人,开始了最后的告别。

    他要向这个为之奉献一切的帝国告别了,他要向这个由自己一手缔造的时代告别了。虽然有诸多遗憾,诸多不舍,但是他还是很欣慰的。

    他相信眼前的这个儿子一定能完成他的遗命,各位臣工一定都能继续克尽职守,守住大汉帝国的每一片疆土。

    当得到刘彻和大臣们坚定的回答时,刘启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只见他安详的遗容中带着微笑。

    在刘启的生命中,风浪不断,他失去过恩师,失去过妻子,也失去过儿子,也失去了臂膀,他的母亲和弟弟时常给他制造麻烦和痛苦。然而,他依然走过来了,从风浪中走过来的刘启成了一个勇于担当的人。

    当我们想念起刘启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他与他的父亲联系起来,我们称之为文景盛世。

第106章 建元征召令() 
送别刘启的场景中,我们又看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情一幕。

    窦太后与他的儿子这辈子有很多的互不理解,但在天人永隔的这一刻,哭得最伤心的还是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在这一刻,她不是太后,她只是一个母亲,一个永远失去儿子的可怜母亲。

    年少的刘彻站在祖母的旁边,看着祖母伤心欲绝的样子,他有丝不忍,却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来劝慰。

    有些时候,宣泄的眼泪往往比任何的话语更加给力。

    躺在棺樽里的人同样是他的至亲。刘彻能感觉到,他的父亲能够含笑而去,大半的原因在于自己。那笑容,包含着期待,也包含着信任。

    公元前141年,送走了刘启,十六岁的少年刘彻继位为帝,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从此拉开了序幕。

    要说汉武时代,得先从年号开始说起。

    年号这玩艺儿,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发明,而他的发明人便是刘彻,这东西有什么用呢?

    顾名思义,年号是给纪年取个名字。刘彻在公元前113年创立年号,他的初衷是不仅要给这个时代烙上强烈的印记,更要避免父辈们那种简单的纪年办法。以前的帝王纪年帝号或庙号,所谓庙号,是指在庙里的灵位,比如太祖,高祖,太宗,而帝号可以理解为谥号,可以看作帝王一生的概括,比如文帝,景帝。

    由此看来,帝号和庙号是皇帝死了之后才能议定的。

    所以,在史学资料中,随便一翻都可以看到这种纪年法,而且感觉也不奇怪,因为一旦表明某帝某年,就大概清楚是什么时代。

    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试想假如你是文帝时代的人,你要写一封信给别人,洋洋洒洒热情洋溢写了一大篇,最后需要表明一下时间了,放在有年号的年代,这根本不是问题,但是那时代没年号,那就得犯难了,总不能落款太宗某年,笔这样落下去,相信不久之后你的人头也得跟着落下去。皇上他老人家又没翘辫子,你就给他定了个庙号,到头来不但庙号不成立,你自己得进庙里了。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直呼其名吧!显然不能直呼其名,不避讳也是严重的犯罪。

    不过,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有文化的人可能会用天干地支,或者大汉某某年,没文化的就干脆不写,收信的人自个儿去琢磨吧。

    由此看来,没有年号确实麻烦。

    汉文帝时,为了方便,刘恒使用前元,后元来纪年。而到景帝时,他使用了前元,中元,后元来纪年。

    如今,刘彻认为自己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身强体壮,一口气活到七八十岁,应该没有问题。仅用前中后那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种纪年办法无法反映国家大事和他的心情,实在不像话。

    刘彻在公元前113年,也就是他即位后的第二十九年创建了年号,并且将年号追溯到他登基开始,也就是说他在前141年登基,登基第一年不能改元,所以第二年(前140年)为建元元年。

    他的这一创举被一直延续下来,年号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复杂的意义,它代表了一个合法的政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在历史中,臣服的政权都会被要求“奉正朔”,这个正朔就是指年号。

    刘彻在年号上的创举证明了他性格的一大特点,求变。

    他的一生都在求变,在攻击他的人眼里,求变可以理解为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家底给折腾光了。当然,在赞扬他的人眼里,求变可以理解为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结果是创造出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

    建元元年(前140年),刘彻登基的第二年,十七岁的刘彻就迫不及待的下了一道诏令。

    这道诏令是跟人才有关的。

    他下令,各级官员,列侯,宗室必须向朝廷举荐正直贤良,敢于直谏的人。

    一道诏令,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热情,整个国家突然紧急动员起来了,为了迎合新皇上的政令,各地稍有名气和文才的人源源不断地被送到长安城。

    那段时间,在长安城的各大要道上,出现了一个以往难有的景象,客流量猛增。来来往往的人有说有笑,时而高歌,时而低吟,无论乘快马的,还是坐牛车的,身上都别着一堆书简。

    这个现象类似于以后的进京赶考,只不过那时候叫应征。

    征召制度有别于科举制度,前者没有常制,举行与否全在于天子想不想招聘新员工。而科举制度则是定制,隔年举行,以旧换新。

    因此,同样是为了搜罗人才,但汉代的群众算是开眼界了。

    长安城几天之内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除了刺激了长安消费,而且还让不少文盲们看到了斯文的力量。

    满大街的之乎者也虽然令人讨厌,但是大街小巷中开门做生意的老板们,甭管是开铺子的,摆摊的,卖包子的,卖菜的,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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