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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生于杭州，幼年时最佩服的两个人就是岳飞和文天祥，他曾手书岳飞的词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诗过零丁洋悬挂在居室的墙壁上，时时用前辈英烈的高尚道德品质来勉励自己。因此，他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可说是作者自己一生气节的写照了。
于谦先是作御史，朱瞻基时升为侍郎，曾巡抚河南，后升为兵部尚书。
“土木堡之变”在朝堂骚乱之际，于谦临危不乱，维护了朝纲，将王振的附逆奸党全部处死。力主王朱祁钰登基，从而断绝了瓦剌也先以皇帝为人质要挟的侈望。因而得罪了英宗。所以当朱祁镇复辟，重登皇位之后，头一个要处理的就是于谦了。因为朱祁镇衡量旧臣的“忠奸”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看在拥立朱祁钰当皇帝时站什么立场；一个是看在废太子的问题上抱什么态度。于谦是拥立朱祁钰的倡议人，自然是“罪不可赦”了。
不过把于谦下狱判成死罪的理由却是“意欲迎立外藩”。
这个理由是徐有贞想出的。那徐有贞原名叫徐，曾在翰林院当侍讲。在英宗被俘瓦剌大军围攻北京之际，他胆小怕死，向新皇朱祁钰建议迁都南京，遭到了于谦等人的严厉斥责，差点拿他开刀。幸亏皇上当时顾不上，不过他也弄得声名狼藉，十分狼狈。为此，后来才改名叫徐有贞。所以他对于谦恨之入骨。当时，他拿于谦没办法，现在他扶旧皇复辟有功，当上了兵部尚书，自然要将于谦置于死地而后快了。
当年南宋初时，奸臣秦桧谋害岳飞，罪名是三个字——“莫须有”。而徐有贞比他的这位前辈更胜一筹，用“意欲”两个字就把人置于死地了。
就这样，于谦被朱祁镇判为弃市；妻、子等发戍边疆。
第233章 明朝（13）（）
于谦就义那天，沿途经过的街巷，百姓夹道痛哭，北京全城都为之哀悼。偏赶上那天天气阴霾，乌云四合，朔风怒吼，雪花飘飘，仿佛天地也在表示愤怒。“犯人”弃市后，要在街头暴尸三天，任何人不得奠祭。但曹吉祥部下有个叫朵耳的指挥，却在于谦尸前酹酒奠祭，伏地恸哭。锦衣卫校尉把他送回京营，被曹吉祥鞭打了一顿。第二天朵耳却又去哭祭了。他是京营的勇将，曹吉祥对他也无办法。
查抄于谦家产的时候，发现这位一品大员少保兼兵部尚书却家无余资，四壁萧然，只有一摞一摞的图书。后来找到了一间严密的小屋，人们以为这里一定会有珍藏了。但启开一看，屋里全是景帝朱祁钰赏赐给他的蟒衣、剑器等物。都是崭新的，没有用过。抄家的军士们不禁个个泪下。
皇太后起初不知道于谦的事，等听说于谦已死，想到他保卫北京的经过，不胜哀悼。
有个都督同知陈逵，跟于谦并不熟悉。他感念于谦的忠义，便不避风险来收拾了于谦的遗体，在西山暂厝起来。第二年，于谦的女婿从南方来把于谦的灵柩运回杭州故乡，安葬在西湖边的青山上。
当初文天祥在元朝的大都街头被害，而今天于谦就义的地方恰恰又是那个街头，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却又另有一个巧合，那就是于谦的墓地跟岳飞的岳王坟相距不远。因而明末的张煌言有这样一首诗：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
八年后（公元1464年）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作了皇帝，便派行人司行人马璇，到杭州于谦的墓前致祭，宣读了祭文，并把于谦的儿子于冕赦回来，任为兵部员外郎，后又任应天府君。
土木之变
优待边境各族的朝贡贸易，终于给明朝带来了麻烦。
麻烦是瓦剌朝贡使团的规模越来越大，给明朝造成沉重的负担。不过，堂堂的天朝大国，还是打肿脸充胖子，维持着优待远人的虚荣。
更糟糕的是，朝贡使团在沿途强奸妇女、抢劫财物，无所不为，而且将严禁出口的弓箭、火器带出境外，既有伤明朝的尊严，又扰乱了明朝的社会治安，威胁着明朝的安全。但由于政治的腐败，明朝也无可奈何。
也先蓄积了力量，得知了明朝政治腐败、武备松弛，觉得一块美肉正在嘴边放着，正待他吃下去。
公元1449年1月，瓦剌向明朝派出一个1772人的朝贡使团，领赏时，报成2257人，虚报956人，让明朝官员查出，同时进贡的马匹又瘦又小，明朝给的价款也不很高。也先欺骗明朝不成，大为光火，于是诬赖明朝无理削减马价，又说明朝不把公主嫁给他，悍然发动了大规模入侵明朝的战争。
公元1449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犯明朝。东西两路分别攻辽东和甘州，也先亲率中路30万人马直冲明朝边防重镇大同、宣府。
7月20日，山西边报传到北京，英宗命令严加守备。30日，也先大军进攻大同边外的猫儿庄，明军右参将吴浩战死。消息传到北京，英宗派驸马井源等四位将领各领一万人马增援大同。王振早就想建立战功，见机会来了，便极力怂恿英宗亲征。英宗年轻（23岁）气盛，跃跃欲试，令群臣讨论亲征计划。
吏部尚书王直联合中央各部门主管上奏劝谏亲征。他们认为，对付也先入寇，应该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明军蓄气，等待战机。当时正值酷暑干旱季节，水草不丰，也先没有强大的后勤补给，势必不能持久。而且也先前进找不到与明军决战的机会，撤退又没有掠到足够的物资，乘他进退维谷、人困马乏时，明军乘锐出击，必定取胜。况且兵乃凶器，战乃危事，皇上以万乘之尊，系一国安危，亲履险地，是十分不妥当的。
英宗说：“朕为一国之主，保卫社稷江山，义不容辞。”下令安排亲征。
8月3日，英宗令御弟王朱祁钰留守京师，又安排扈驾从征的各部门大臣。就同一天，由于监军太监郭敬的牵制，大同明军主力各部互不协调，在阳和口（今山西阳高县北长城关口）与也先骑兵大战，全军覆没，三员主将二员战死，只有左参将都督石亨逃还大同。
4月，英宗与王振统帅各部门大臣和50万京军精锐，匆匆踏上征程。一路上，军士惊扰不止，王振全不顾虑。大军出居庸关，经宣府，然后西行到大同，已是18日。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密告王振：驸马井源和大同主力全军覆没。王振害怕了，让英宗起驾回师。对于回师的路线，大臣们主张尽量抄近路，从紫荆关回北京。王振不同意。他邀请英宗到他的老家蔚州去看一看，好光耀门楣。走了40里，王振担心大队人马会踏伤庄稼，给家乡带去灾难，便改变主意向东前进。大军经宣府，30日到达土木堡。
英宗一行到达土木堡时，天还没有黑，土木堡离怀来县城仅有20里，扈驾大臣建议进驻城中，可凭坚城守战，防备不测。王振可惜后面千多辆辎重车没跟上，决定驻师等待。而驻营地又选在高冈无水的地方。
31日，也先骑兵将英宗和他的部队团团困住，切断他们通往营地南边15里的溪流的道路。明军掘井2丈深，不见泉水，饥渴难忍。
9月1日，英宗令明军突围，不成。这时，也先派使者来议和，英宗也派使臣前往也先营。王振天真地以为瓦剌骑兵放松了斗志，便矫旨下令部队移营就水。匆忙间，明军乱了阵脚，瓦剌骑兵猛冲，明军大败，随驾的大臣活着逃走的没几个，50万部队伤亡过半，骡马20万匹和所有的辎重装备全部被也先获得。英宗则大大方方做了俘虏，王振被愤怒的明军将领打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土木之变”。
明英宗复辟
明英宗朱祁镇，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在“土木之变”中不幸被蒙古族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获。其弟王朱祁钰原为“监国”，但在此后的抗击瓦剌入侵保卫北京战中，被以兵部侍郎于谦等广大抗战派官僚拥立为皇帝，是为景泰帝。以明年为景泰元年（1450年）。英宗被遥尊为“太上皇”。由于景帝紧紧依靠了抗战派，并积极备战参战，因而既取得了抗敌保卫战的巨大胜利，保卫了首都和北方地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又迫使也先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以释放英宗为条件，妄图向明廷勒索巨额赔偿。景帝对此，又以拒绝迎请英宗回朝的强硬举动，表示了抗战派的决心，粉碎了敌人的无理要挟，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英宗也被无条件地释放回朝。
但在对待英宗回朝后如何处置的问题，景帝虽然主要是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但同时也暴露了其害怕英宗回朝会危及自身帝位。在英宗被放回京后，他只是假惺惺地谦让一番，便将其幽禁于南宫。不但自己不加以礼遇，而且也不许群臣与他往来。凡有言首于善待英宗者，均遭贬责。不久，景帝又不顾群臣劝阻，坚持立己子为太子，以取代早已确立的英宗之子沂王朱见深。景帝的这些所作所为，不仅激化了自己同英宗兄弟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引起了一部分官僚的不满，更使极少数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分子，乘机活跃起来。总兵武清侯石亨、都督张、张车兀，左都御史杨善，尤其是副都御史徐有贞等，都以为与其谋立太子，不如请太上皇复位。于是借机投靠英宗，开始密谋策划政变。
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景帝病于南郊斋宫，后转到宫中养病。群臣极力请求早立太子。景帝降旨：“候十七日御朝再议”。十六日晚，石亨、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再次密谋策划加速政变进程。于是在当晚夜半，率兵从南宫拥出英宗，闯入宫中，直升奉天殿。十七日晨，当百官上朝后，才知有变。徐有贞大呼“众人听着，上皇今已复辟矣！”在武力迫胁下，群臣均不得不就班朝贺。当时在重病中的景帝听到钟鼓乐声，一问方知其兄已经复辟，无可奈何地连声说：“好，好！”次日，英宗正式临朝，立即下诏，逮捕了兵部尚书于谦和大学士王文，以及都督范广等，投入监狱。同时，升任复辟有功的副都御史徐有贞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入值内阁，参与机务，后又晋升为兵部尚书。二十一日，英宗又下诏，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二十二日，徐有贞迎合英宗意，以“意欲迎立外藩”罪，判于谦等死刑。当时英宗还认为于谦抗战功巨不忍诛杀，徐有贞则又以“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为理由，才使英宗决定杀于谦心。于谦、王文、范广等终于被屈杀于东市，妻孥戍边。于谦死后，抄没其家时，除书籍外，无余财。正室封锁，打开后才知道知全是皇帝赏赐之物，只写着“x年x月x日，圣上赐”等字样，原封未动。正如他青年时代所写的石灰吟诗所称：“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当时京师人民为表示对于谦等爱国将领的怀念，编了如下的谣谚：“京师柴米贵，哪里得饭广（范，饭谐音）；鹭鸶水上走，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