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年）编定了217卷的明文集。次年，又撰写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大规模的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它第一次把一代思想家及主要代表作系统排比、分清流源、渊源，考订著作的性质、年代，“不拘定局”地写成首尾一贯、体例明晰、评说力求公允的学术思想史。黄宗羲的学术成就顿时震憾朝野，康熙十六年，学士叶方蔼以诗讽黄宗羲出山辅政，黄婉言拒绝，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完成了诸如明史案（此书佚）、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明文海等书，自定编成南雷文定，写了宋元学案的一部分。
这时，清初的几位大思想家有的进入暮年，有的已经谢世。王夫之虽年老身病，仍顽强投身学术研究。康熙十四年（1675年），他迁至“湘西草堂”之后，在石船山写作读通鉴论一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书成。该书以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所载史料为背景，上自秦始皇，下止五代，涉及宋元明，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问题做了广泛论述。批驳了“君权神授”的观点，提出“理在势中”、“势相激而理随以易”的思想，充分体现了清初学术的客观历史主义及批判论的精神。
此前，颜元因广泛的游历，见学者“人人禅子，家家虚文”，发现程朱之祸“甚于扬、墨，烈于嬴秦”，专门撰成存学编、存性编，批判程朱陆王等空泛之学。接着所写的存人编则肯定“情欲”是人的“真情至性”。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颜元开始撰写四书正误和朱子语类评，两书专门摘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和朱子语类中的语言逐条加以批判，语辞甚为激烈、大胆，主张结合实际的作法和风气。
与此相呼应，则又有朱之瑜、陈确、傅山、唐甄等也纷纷撰书讲学，终于开创了清始以来的一代新的学风，他们对封建制度、宋明理学的批判，尤其是对学以致用、经世之学的学风的倡导，对后代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留下大量丰富、厚实的学术成果。
学士高士奇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所幼好学，善作文章。家贫，以监生资格到顺天府参加乡试，充任书写序班。擅长书法，因明珠推荐，进内廷供奉，授予詹事府录事。调任内阁中书，享受六品官俸禄，朝廷赐他在西安门内居住。康熙十七年（1678年），圣祖颁降敕命，因高士奇书写密谕以及纂辑讲章、诗文，供奉有一段时间了，特别赏赐表里10匹、银500两。十九年（1680年），朝廷又告谕吏部优先顺其官序，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不久补为侍读学士，担任日讲起居注官，调任右庶子。累官提升为詹事府少詹事。
日知录二十六年（1687年），圣祖谒陵，于成龙在路上把明珠、余国柱的隐私都揭发出来。圣驾回到京城正值太皇太后驾崩，圣祖不入宫，以于成龙的上言问高士奇，也把情况都说了。圣祖说：“为什么没有人上奏弹劾？”高士奇回答说：“人谁不怕死。”圣祖说：“你们重于四大辅臣吗？想除去就除去，有什么可怕的？”不久，郭琇的上疏奏上，明珠、余国柱于是被罢相。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汧因携带银两前往北京行贿的事情被揭发，捉拿法办，在供辞中涉及到高士奇。适逢奉圣谕告诫不要株连，于是将此事搁置不加审问。高士奇因此上疏说：“臣等研究、编纂，只在值宿之处。宣谕奏对，都经过内廷使者。不是进讲，或许几个月也不能觐见圣上，从来不曾干涉政事。不只臣这样做，以前入宫当值的诸臣，如熊锡履、叶方霭、张玉书、孙在丰、王士祯、朱彝尊等，现今与我同事的诸臣，如陈廷敬、徐乾学、王鸿绪、张英、励杜讷等，没有不这样做的。只是供奉圣上时间长了，嫌疑一天天增长。张汧无端地怀疑怨恨，含沙射影地进行污蔑，臣将难以自己表明心迹，幸亏依赖圣明在上，诬陷致罪难以得逞。但宫禁清静而幽深，到这里来的都是文采出众的人，怎么能继续玷污这些文学侍臣？臣伏请恩赐回归乡里。”圣祖下令解除高士奇的职任，仍然担任修书的事。二十八年（1689年），跟从圣祖巡察南方，到达杭州，圣祖临幸高士奇的别墅西溪山庄，亲笔题“竹窗”的榜额赐给高士奇。
第257章 清朝（11）（）
不久，左都御史郭琇上奏弹劾，说：“皇上天未亮即起、很晚才进食，为政事焦虑操劳，励精图治，任用人，治理国事，未曾有丝毫借助于左右。却有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鸿绪等人，他们表里为奸，结党营私。试略陈述他们的罪行。高士奇出身微贱，他开始徒步来到北京，寻觅教家馆的活计聊以为生。皇上因他对书法颇为擅长，不拘资格，提拔他补翰林，让他入南书房供奉，不过是让他考订文章，原来并没有给他参与政事的权利。而高士奇天天想着与人结交，谄媚依附大臣，兜揽政事自取权力，以此谋划分享利益。朝廷内外大小臣僚官吏，没有不知道高士奇的。高士奇的声望名气显赫，乃至于如此。这是可以诛伐他的罪行之一。高士奇入内廷时间长党羽已经很多，于是自立门户，又勾结王鸿绪为他的死党，给事中何楷是他的结义兄弟，翰林陈元龙和他是叔侄关系，王鸿绪的哥哥王顼龄和他是儿女姻亲，都被高士奇委以心腹，在外招揽权势。凡是总督、抚台、藩台、臬台、道台、府台、厅台、县令以及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由王鸿绪、何楷等人为他们安排住宿，哄骗他们带来馈赠的财物，多达成千上万。或者不属于他们一伙保护的，也有一般的规矩，称之为平安钱。高士奇等人的贪贼枉法，全无顾忌，这是他可诛伐的罪行之二。光棍俞子易，在北京横行无忌多年，事情败露逃跑。他在虎坊桥有瓦房六十多间，价值八千两，馈送给高士奇。此外高士奇在顺成门外斜街以及各处房产，是让心腹出面置买的，这里寄留着受贿银两达四十余万。高士奇又在原籍平湖县置田产一千顷，大兴土木，在杭州西溪又广置园囿宅第，凭他这个寻家馆谋生的穷书生，忽然间变成为一个拥有数百万家私的富翁。试问钱是从哪儿来的？无非是从各官吏那里取得的。官吏的钱又从何而来？不侵吞国家的钱，就是括民脂民膏。这高士奇等人是真正的亡国蠹虫民之盗贼，这是他可诛伐的罪行之三。皇上洞察了解高士奇的罪行，因为各馆编纂诸书尚未完峻，下令解除高士奇的官职只管修书，爱惜保全他的恩德太大了！但高士奇不想改过自新，仍然坚持作恶，毫不悔改。当圣驾到南方巡察，皇上告谕臣僚严禁馈送，否则以军法治罪。只有高士奇和王鸿绪实在不怕死，王鸿绪在淮、扬等处收罗各官吏馈送的钱一万两，暗中送给高士奇。淮、扬如此，其他地方也可想而知。这高士奇等人欺君不法，背公行私，这是他可诛伐的罪行之四。王鸿绪、陈元龙是殿试一等出身，俨然是文士中的杰出人物，竟然不顾公正的舆论，曲意依附大臣，无所不至。这些人苟且贪图富贵，伤名声毁教化，难道不玷污朝廷而羞辱当代文士吗？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之龙、何楷、王顼龄等人，有豺狼的本性，蛇蝎的心肠，鬼蜮的形骸。害怕权势的人已观望到情况但不敢说，趋向权势的人还拥戴他们而且不肯说。臣假若不说，就有负圣上的恩遇。所以不回避嫌疑怨恨，请求立刻把贬斥赐给他们，依法公开处置，这将是天下最值得庆幸的事。”上疏进呈，高士奇等人都以年老而去职回到原籍。副都御史许三礼又上疏弹劾卸任的尚书徐乾学与高士奇是姻亲，他们招摇接受贿赂，相互为表里。吏部议论因所弹劾的内容没有根据，结果搁置一旁。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高士奇被召到北京修书。高士奇到京以后，仍然当值南书房。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因要赡养母亲请求还乡，朝廷下诏允许他还乡，特别授予詹事府詹事。不久提升为礼部侍郎，因母亲年老未前往赴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圣祖南巡视察，高士奇在淮安迎接圣驾，扈驾到杭州。至圣祖回京，高士奇又随从到京师，多次入宫策对，赐予优厚。圣祖看着侍臣说：“朕开始读书，内监以四子本经教授，作应试之文；得到高士奇，开始懂得作学问的门径。起初见高士奇拿到古人诗文，一看就知道它的时代，心里感到奇怪，不久，朕也能这样做。高士奇没有战阵之功，而朕待他优厚，因他裨益我的学问，作用很大。”不久遣送高士奇回乡，这一年其在家里去世。
顾炎武
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江苏昆山人，是明朝的生员。出生时眼珠有两个瞳孔，中间白而四周黑。读书时一目十行。他看到明朝变故很多，所以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在南京亡国后，侍奉继母王氏躲避兵祸到了常熟。昆山县令杨永言组织了义军，顾炎武和归庄便投向杨永言。南明的鲁王授他为兵部司务，事情没有成功，幸而得以脱身，他的母亲便绝食而死，死前告诫顾炎武不要到异姓的清朝做事。南明的唐王朱聿键征召他为兵部职方郎，因为母亲的丧事没有赴任，便离家不再回去。顾炎武认为自己怀有为世所用的策略，不得一展自己的志愿，因此在所到的地方就稍稍地试一下。他在山东的长白山下开垦农田，在山西的雁门北面、五台的东面放牧，积累了千两白银。顾炎武走遍了边关要塞，四次到明孝陵拜谒，六次拜谒明思陵，才在陕西的华阴去住下来。他认为“陕西人仰慕经学，尊重不在朝做官的读书人，支持公正的评论，这一些都是别的地方所缺少的；而华阴控扼潼关和渭河的路口，虽然足不出户，也能见到天下的人，听到天下的事。一旦有警报，就能进山把守险要的地方，不过只有十里路那样的距离；如果有志于东南西北四方，那么一出潼关的关门，也有居高临下其势不可阻挡的便利”。因此在这里定居。
顾炎武像顾炎武生平精力过人，从少年到老年，没有一时一刻离开书本。他所到的地方，常常用二头骡二匹马装载了书籍，经过边境要塞和驻兵的堡垒，就叫来老兵向他们询问当地事情的曲折经过，凡是有跟平时听到的不符的地方，就取出随身带的书籍查对；如果是在平原旷野，就在马鞍上默读各种经书的注疏。他曾经和朋友在谈论学问时说：“一百多年来做学问的人，往往说心说性，而使人茫然得不出它的正确解释。命和仁，是孔夫子很少提到的；性和天道，是子贡所没有听到的。性命的道理，在易传有所提到，而未曾屡屡告诉别人。他回答问学的士人，就说‘行己有耻’，做学问，就说‘好古敏求’。孔子告诉鲁哀公要取得聪明善良的成效，首先是博学。颜回几乎是圣人，还说‘博我以文’。从曾子以下，笃行诚实没有超过子夏的，谈到仁，就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聚集起几十上百宾客学生，和他们说心说性，舍弃多学习而增长知识，却求得用一种道理贯穿於事物中的方法，把天下的困苦贫穷搁置一旁而不述及，却在讲什么危言微旨精粹纯一，这难道是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比孔子高明，而他们的学生都比子贡贤良吗？孟子这本书里，说到心和性时都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