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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已成气候,到了“*”前,他们的级别一般都在司局级以上。至于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参加革命的干部,一是年龄较轻,二是级别较低。在一些高干子女眼里,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干部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那会儿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其规模已成气候,军队也达到上百万人。干部子弟们开口“攀道”,侃的都是抗战或红军时期的家世。他们“攀道”是有些规矩的,如果你的父亲是新四军系统的,对方先要问问是几支队的或是几师的。这种问法是很内行的。你要是张嘴就说“我父亲1938年在新四军五师”,那就是找挨骂呢。因为新四军的建制以1941年的皖南事变为分水岭。皖南事变之前军部以下的建制为4个支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宣布为“叛军”,被撤销了番号,是共产党自己重建的。重建后的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所以说1938年的新四军还没有师的建制。如果他们的父辈是八路军系统的,则要问问是属于哪个军区的、几分区的,原因是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大多集中于晋察冀一带,晋察冀军区是八路军于1938年4月在华北完成了战略展开后组建的第一个军区,下辖若干个军分区。可别小看了这个不起眼的军分区,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当年的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大部分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成了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
老百姓家的孩子都觉得干部子弟们脑子有毛病,两个不认识的人一见面,张嘴就是“你爸是几分区的”,这不是傻逼是什么?由此看来,干部子弟这个圈子不是谁都能进入的,就这么几句简单的对话,你要是没有点儿党史、军史的基础知识,马上就会露馅,大部分干部子弟对党史、军史都是无师自通。
杜卫东的出身和“几分区”并不搭界,他压根儿就不是中国人,而是个纯粹的日本人。他的父亲杜源平五郎是外文编译局请来的外国专家,长期在中国工作,杜卫东从小就生长在北京,说得一口京油子话。“*”前他不叫杜卫东,叫什么谁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日本名字。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时,北京的大学、重点中学,都有外国留学生。这些外国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在北大附中读初二的杜卫东表现得比他的中国同学还要激进,他把自己的日本名字给改了,改叫“杜卫东”,意思自然是要保卫*了。他很执着,不管*是否需要他保卫,反正他是打算保卫到底了。
“*”开始后,杜卫东也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起反来。不知为什么,他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也划为“干部子弟”,愣说他爸爸享受司局级待遇,勉强也算是“高干”。老红卫兵的历次活动——成立红卫兵纠察队、以“联动”的名义冲击公安部等他都参加了。
“大串联”开始后,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孩子,也扛了面红旗徒步去“长征”。在延安枣园,杜卫东向接待方提出,他们是日本左派,是来中国取经的,回去准备在东京进行武装起义,推翻日本反动派的统治。在未来的战斗中,他们可能会牺牲,在牺牲之前他想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睡一夜。对于一个马上就要牺牲的人来说,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但由于有这类要求的外国人太多,所以作了一些限制,每人只能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睡两个小时。杜卫东睡了两个小时还觉得不过瘾,又花了两天时间排队,再度体验了一次毛主席住窑洞的峥嵘岁月。从延安出来,他们又徒步“长征”去了韶山,他神情肃穆地对身边的几个日本哥们儿说:“如果毛主席当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国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然,这都是杜卫东1966年、1967年这两年的表现。他是个喜欢跟潮流的人,既然杜卫东也属于“老兵”圈子里的人,那“老兵”干什么杜卫东当然也干什么。时间进入1968年,当年的老红卫兵们在政治上早已失势,他们心灰意冷地远离了政治,干起了打架、拍婆子的勾当。此时的杜卫东自然也不会闲着,他也弄了身将校呢穿上。他父亲杜源平五郎的工作关系归外国专家局管理,于是杜卫东也像北京大院里的孩子一样,对外交谈时总有个归属问题,所以他自称是“外交部的”,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城顽主。
钟跃民有时碰见杜卫东就拿他开心:“卫东,你丫怎么还没走?”
杜卫东说:“我他妈走哪儿去?”
钟跃民说:“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咱们那东京武装暴动的计划可是两年前就制订好了,怎么现在还没动静?要都像你这样磨磨蹭蹭,世界革命还干不干了?咱不是最后还要到美国打白宫吗?”
杜卫东说:“狗屁,那不是两年前的作战计划吗?早他妈改戏啦,攻打东京那样的大城市,咱们的力量够吗?这分明是‘左倾’盲动主义,万一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算谁的?咱还是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世界革命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着什么急呀。我现在的工作性质变了,主要是发动群众,等待革命*的到来。”
这些套话都是从当时的广播中学来的,成了钟跃民等人穷开心的语言。
杜卫东到底是大和民族的种儿,打起架来心毒手狠,骨子里有种嗜血的渴望。他和钟跃民合伙打过几次群架,杜卫东总是带着刀子,出手便见血。钟跃民从杜卫东身上体会到老爸当年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确很不容易,这小鬼子真是挺强悍的,难怪当年战争打了8年才惨胜。
冰场的一角,两伙青年正准备进行一场厮杀,冰场的各个角落仍然有人流涌向这里,人越聚越多。
杜卫东穿着一件黄呢子军装上衣,他最近喜欢剃光头,大冬天的故意光着刮得泛青的脑袋,显得很是与众不同,他正和一个穿棉军大衣的青年对峙着。
穿军大衣的青年从袖子里掣出了一柄日本*,刺刀在水银灯下闪着寒光,他沉着地提刀在手,问:“哥们儿怎么称呼?”
杜卫东接过一把手下人递来的斧子,*地回答:“外交部杜卫东。你呢?也报报名嘛。”
那青年笑了笑说:“和平里的,人称‘*’。”
杜卫东嘲讽地说:“绰号倒挺唬人的,干吗不叫‘*’?”
*冷冷地回答:“哪儿这么多废话,咱是单练呢还是一起上?”
“随便,我奉陪就是。”
钟跃民带着袁军等人从圈子外面挤进人群,杜卫东微笑着向他点点头打招呼:“跃民,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你丫最近忙什么呢?”
钟跃民问:“卫东,怎么回事?”
*轻蔑地上下打量着钟跃民。
杜卫东懒洋洋地说:“谁知道怎么回事,有个小子不长眼撞了我一下,我给他两个嘴巴,这哥们儿就不干了,说我打狗欺主,我打了又怎么样,谁让他不长眼?”
*露出一脸凶相:“我看你是活腻了。”
杜卫东说:“跃民,你用不着出手,在旁边看会儿热闹,等我剁了丫的,一会儿请你去老莫吃饭。”
钟跃民伸手拦住杜卫东,转身问*:“你是和平里的,吴平津你认识吗?”
*绷着脸道:“别跟我提这个,我谁也不认识,就认识我这把刀。”
袁军从挎包里抽出菜刀:“给脸不要脸是不是?我剁了你丫的。”
钟跃民拦住袁军:“冰场上不是打架的地方,谁把谁放倒了也脱不了身,我看咱们约个地方怎么样?”
*把刺刀揣回袖子,无所谓地说:“好啊,那咱们就约个地方,后天上午10点在月坛公园怎么样?”
杜卫东收起斧子道:“就这么说定了,谁不去谁是孙子。”
钟跃民向围观的人群说:“行啦,不是说好了吗?大伙都散散,都别扎在这儿,冰面都快被压塌了。”
人群渐渐散去。
杜卫东铁青着脸对钟跃民说:“跃民,后天带上你的人给我助助威,我非剁了这小子不可。”
钟跃民大包大揽道:“没问题,我肯定去。这小子叫*,和平里有这一号吗?我怎么没听说过?我看这孙子是欠收拾,后天你能叫多少人去?”
杜卫东回答:“有个百十号人就够了,再多了就耍不开了。”
钟跃民说:“人多了就打不起来了,这我有经验,两拨人里肯定有互相认识的,一打招呼,得,说合吧。”
杜卫东咬牙切齿地说:“去了再说吧,我倒希望和那个*单练一场。”
袁军见这场架没打起来,觉得很扫兴,便埋怨钟跃民多管闲事:“你跟他废什么话?上去一菜刀剁了丫算了,还和他约什么?没准儿到了后天我还懒得去了呢。”
钟跃民忽然想起了什么:“咦,袁军,你还欠我一顿饭呢,好像是新侨饭店吧,你怎么连提也不提啦,装糊涂是不是?”
袁军一脸的无辜:“是吗,我怎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你是把梦里的事当真了吧?”
钟跃民抓住袁军的胳膊一拧,问道:“看来我得提醒你一下,再仔细想想,想起来没有……”
“哎哟,你丫轻点儿,想起来了,我终于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明天……明天就去,行了吧?”
“这就对了,年纪轻轻的记性怎么这么差?看来提醒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1968年的北京,偌大一个城市,只有两家对外营业的西餐厅:一家是北京展览馆餐厅,因为北京展览馆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当时叫苏联展览馆,它的附属餐厅叫莫斯科餐厅,经营俄式西餐。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但人们叫惯了以前的名字,一时改不过口来,北京的顽主们干脆叫它“老莫”。另一家西餐厅是位于崇文门的新侨饭店,经营的是法式西餐,不过这种法式西餐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这两家西餐厅是当时京城的顽主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其中的新侨饭店用餐环境还算是比较考究的,墙壁上挂着装饰性的油画,内容也不显得很激进,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每张餐桌上都摆放着精致的桌牌和一种用玻璃制成的调料容器,椅子都是带弹簧的软椅,椅垫和椅背都套着米黄色的布套。还有一点很重要,这里的女服务员都很年轻,而且没有太丑的。
袁军自从卖古瓷瓶得了笔钱后,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说话都比以前气粗了,感觉上已是一览众山小了。他的这种感觉得到钟跃民、郑桐等人的怂恿,大伙儿巴不得袁军保持这种富人的感觉,直到这笔钱花完为止。于是大伙儿见了袁军就拼命吹捧,都说袁军是个仗义疏财的汉子。什么叫顽主?首先是仗义,一掷千金,拿钱不当钱。郑桐说他平生最烦的就是抠抠搜搜,有点儿钱就恨不得在贴身裤衩上缝个兜儿,把钱藏进裤裆里,那叫爷们儿吗?袁军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哥儿几个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客气,但是不管真的假的,互相吹捧总比互相诽谤要好。何况这笔钱明摆着得花光了算,不然他们能饶了你?总之,无论他们是吹捧你还是诽谤你,结果都一样,不如主动点儿,落个仗义疏财的好名声。
钟跃民、袁军、郑桐、二毛子等人围坐在新侨饭店的餐桌前闹闹嚷嚷地点菜,身穿白色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