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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跃民，你油嘴滑舌说了半天，就是想蹭饭吧？”
“别说得那么难听，我只是想借点儿粮食，你看，一个是蹭，一个是借，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钟跃民嘟囔着。
蒋碧云直截了当地拒绝：“不借。”
“要不，算是高利贷吧，借一斤还两斤，怎么样？”
“我不稀罕。”
钟跃民想发作又忍住，悻悻地走了。蒋碧云望着钟跃民的背影，脸上充满了轻蔑的表情。
村支书常贵正坐在自家炕桌前吃饭，桌上摆着几个窝头，他和老婆孩子每人都端着一个大碗在呼噜呼噜地喝着野菜糊糊。
钟跃民在外面喊：“常支书在家吗？”
常贵紧张地小声说：“快收起来。”
婆姨飞快地把剩饭收走，常贵这才披着老羊皮袄走出门：“是跃民呀，窑里坐。”
钟跃民走进窑洞，常贵按照村里的习惯用语寒暄道：“吃了吗？”
“没有。常支书，你吃了吗？”
常贵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吃啥吗？我家断顿啦。”
钟跃民似乎没有料到，他愣了一下，欲言又止，他仔细地审视着常贵，常贵也若无其事地眯起小眼睛和钟跃民对视。
钟跃民忽然笑了：“既是这样，那我就什么也别说啦。常支书，明天我们去讨饭，村里还有谁一起去？”
常贵蹲在炕前，装满一烟锅烟叶点上火说：“把老弱病残都带上，这是规矩。”
钟跃民用哀求的口吻说：“常支书，我们今天就有点儿过不去了，村里能先借我们点儿粮食吗？让我们把今天先过去。”
常贵不为所动：“哪里还有粮食？咱村的人饿上一两天是常事，这不算啥，习惯了就好啦。”
钟跃民只好站起来告辞，他走到门口又站住，转过身来：“支书，咱村没来过日本鬼子吧？抗日战争时，日本人没过黄河嘛，咱村到哪儿学的这套‘坚壁清野’的功夫？”
常贵装糊涂：“你这娃说啥？”
“没说啥，支书，你歇着，我走了。”
钟跃民没想到粮荒来得这样快，也没想到粮食没了，后果会如此严重。自从中午发现口粮已经用光，一直到晚上睡觉，男知青四处借粮，竟没有借到一粒粮食，大伙生生饿了两顿。钟跃民明白，这里的农民已经被饿怕了，他们把粮食看得比命还重要，你朝他借老婆也比借粮好开口。再说有些农民家里肯定也是早已断顿了，既然钟跃民曾经大包大揽地答应过支书，要带队去讨饭，那村民就老老实实地等着。钟跃民以前一直认为凡事都一样，车到山前必有路，却没想到现在居然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就是想偷都没地方偷去。
傍晚的时候，钟跃民和郑桐走了十几里地，到相邻的许家围子去偷鸡，谁知在贫困地区鸡比凤凰还金贵，家家都看得很紧，他们一进村就被村民盯住，走到哪儿都有人监视，根本没机会下手。再溜达一会儿，他们就发现许多村民手里都拿着扁担、镰刀之类的家伙望着他们，钟跃民知道今天偷鸡是没戏了，闹不好再让人家暴打一顿，他们便识趣地打道回府了。谁知走到半路上两人就没劲了，只好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用了两个小时才走回村。
在知青点的男宿舍里，男知青们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郑桐有气无力地说：“跃民，我浑身没劲，头也有点儿晕。”
钟跃民道：“这是低血糖症状，睡着了就不觉得了，睡吧。”
“扯淡，我睡得着吗？胃里火烧火燎的，这叫什么事啊，咱们招谁惹谁了？把咱们送到这鬼地方挨饿。”郑桐大发牢骚。
钟跃民不满地说：“郑桐，你烦不烦呀，才两顿饭没吃就扛不住了，要不你把我吃了得了。”
郑桐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嘿，你还别馋我，有能耐你把屁股上的肉给我割一块，谁不吃谁是孙子。”
钱志民也睡不着，便索性坐起来：“操，早知道到这儿来挨饿，我他妈打死也不来。我们学校的孙洪就是不报名，老师、同学、居委会的老娘们儿，走马灯似的到他家动员，这孙子真沉得住气，你说破大天，他就是一声不吭。到了晚上，这哥们儿就开始脱衣服上床，嘴上还说着‘女同志请回避一下，我里面可没穿裤衩’。”
男知青们大笑起来。
曹刚说：“就咱们这帮人是傻逼，一动员就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听说不来的最后也在北京分配工作了。”
郭洁问道：“跃民、郑桐，你们育英学校的人下乡的不多，多数都当兵去了，你们怎么没当兵？”
钟跃民反问：“你们不是也没去吗？”
郭洁说：“我们是平民子弟，本来就应该来插队。”
郑桐插嘴道：“我们还不如平民子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连他妈的征兵体检都不让参加。”
郭洁感叹着：“我算明白了，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世上哪有什么平等？人的地位有很多层，好比我住在一楼，跃民住在二楼，有一天二楼的楼板上破了一个窟窿，跃民一不留神掉下来，这才刚刚和我拉平。要是我的楼板也破了个窟窿，得，我该掉到地下室里去了。”
钱志民也加入了讨论：“没错，要是跃民一挣巴，又顺着窟窿钻回二楼了，你小子肯定还在地下室里听蛐蛐儿叫呢。人哪，争不过命，因为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钟跃民觉得这类话题很无聊，忙岔开话：“我说哥儿几个，都不饿是怎么着？少说两句，节省点体力，明天到县城还有四十多里地呢。”
钱志民灰溜溜地说：“去他妈的，走不动了我就当‘路倒儿’啦，反正活着也没劲。”
郭洁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那3个女的真不仗义，眼看着咱们挨饿也不借粮，女的就是抠。”
钟跃民无所谓地说：“是咱们提出分伙的，现在就是饿死，也不能说软话，丢份儿的事可不能干。”
其实他们误会这3个女知青了，此时她们正在知青点的伙房里做饭。王虹和李萍在贴饼子，她们已经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了。蒋碧云坐在灶旁拉风箱，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她忧郁的脸。她很后悔自己今天中午对钟跃民的态度，她不是小气的人，也知道这点粮食无论怎么省也撑不了几天，他们早晚要去讨饭，她是对钟跃民有气，有意要难为他。
蒋碧云的父亲是大学教生物学的教授，母亲是和父亲同系的讲师，她从小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类好学生对钟跃民这样的坏孩子向来有成见，更何况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一向看不上出身干部家庭的孩子。他们从小就被父母灌输了一套观念：咱们这样的家庭无权无势，父母帮不了你们，你们的将来只能靠自我奋斗。蒋碧云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她对干部子女有着一种很极端的看法，八旗子弟、衙内，喜欢吹嘘父母的地位，目中无人，不学无术，虚荣浅薄，很多干部子女还缺乏教养，继承了他们土包子父母的禀性，以无知为荣耀。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蒋碧云的父母被揪斗，当时她还在学校跟着红卫兵们“破四旧”，像她这种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她只能参加“红外围”。她很感谢红卫兵能给她这个参加革命的机会，于是几乎每天都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直到有一天，父母的单位通知她去处理他们的后事，蒋碧云才知道父母已经双双服毒自杀，尸体已经被火化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蒋碧云一下子就垮了，她疯了一样回到家，在家里翻了整整一天，她什么也没有找到，父母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连一封遗书都没留下。从此，蒋碧云再也没有笑过。
蒋碧云从那时起，就开始对红卫兵产生了一种极强的仇视心理，继而扩大到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刚来的第一天，她就开始讨厌钟跃民，把他当成了无赖，而钟跃民似乎也有意作出一副流氓相来招她烦，仇就是这么结下的。
李萍和王虹知道钟跃民借粮的事后，都埋怨蒋碧云做得太过分，王虹很不满地说：“碧云，你不该这样，咱们是个集体，眼看着他们挨饿，咱们吃得下吗？”
李萍叹了口气说：“这些男生真可怜，两顿没吃饭了。钟跃民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在借粮之前肯定是左右为难，鼓足很大勇气才开的口，你一下子就把他顶到南墙上，他饿死也不会求咱们了。”
蒋碧云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立，原来李萍和王虹对钟跃民的印象不错，她们可能真的认为蒋碧云是舍不得借粮，把她当成了小气鬼，蒋碧云委屈得捂住脸哭了。
在男知青宿舍里，大家都聊得没劲了，郑桐不停地翻身，唉声叹气。
钟跃民踹了他一脚：“郑桐，你他妈安静点儿行不行，老挤我干什么？”
郑桐有气无力地说：“我想起那次和袁军买冰激凌的事，当时吃得哥儿几个直拉肚子，我当时还发誓，以后再不吃冰激凌了，现在一想，要是有冰激凌，哥们儿能吃一桶。”
钟跃民坐了起来说：“郑桐，我知道你饿，但你得学会忍耐，忍不住也得忍，不但要忍过今夜，明天还要忍到县城。到了县城能不能要到吃的还不一定，就算要到一点儿吃的，咱还不能吃，因为还有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咱们还得忍。不为别的，因为咱们是男人，你明白吗？”
“明白啦，这辈子我忍了，下辈子打死我也不当男人了。跃民，有什么法子不让我当男人？”
钟跃民笑了：“这倒有办法，曹刚，你那镰刀还在吗？拿过来，我要阉了这小子。”
男知青们起哄：“对，阉了丫的。”
大家正闹着，郑桐听见有人在敲门，门外传来蒋碧云的声音：“是我，蒋碧云。”
钟跃民吼了一声：“有事明天再说，我们都没穿衣服，别招我们犯错误啊。”
蒋碧云也不示弱，她大声喊道：“钟跃民，你浑蛋，把门打开。”
郑桐把头伸出被窝起哄道：“蒋碧云同志，我们已经不行啦，永别了，我身上还有两毛钱，就算我这个月的党费吧，你千万不要太悲伤，掩埋好我们的尸体，继续前进吧，等到全人类都得到解放那一天，别忘了在我们墓前献一束鲜花……”
王虹在门外笑骂道：“都饿得爬不起来了，还臭贫呢，我们这儿还有点儿吃的，你们要不开门，我们可走了。”
男知青们像火烧屁股一样蹦了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服。
门开了，3个女生端着一些玉米面饼子走进来。李萍笑道：“都饿了吧？我们特意晚点儿来，让你们多饿一会儿，省得你们不珍惜。都起来吃饭吧，我们也把粮食都用光了，明天咱们一起去要饭。”
男知青们欢呼着女生万岁，纷纷抓起饼子狼吞虎咽起来，只有钟跃民用被子蒙住头在装睡。蒋碧云过去推了他一下说：“钟跃民，你装什么蒜？起来吃饭。”
钟跃民翻了一个身，脸朝里道：“不饿，君子不食嗟来之食。”
“那白天是谁去我那里想蹭饭？”
“此一时彼一时也。”
“这话怎么讲？”
钟跃民无奈地坐起来说：“那时我拿你当革命战友，向你借粮，现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