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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贵呆了。
郑桐插话道：“支书，你没进过局子吧？我在北京进去过，哎哟，现在一想起来我就心里哆嗦。一进去，人家二话不说，小绳儿一捆，噌的一下，把我吊房梁上了，当时我就哭爹喊娘啦，受不了哇。谁承想，这还是最轻的，老虎凳你听说过吗？8块砖一垫，你那腿就跟面条儿似的弯过来……”
钟跃民推心置腹地说：“常支书，咱爷们儿平时混得不错，这事要是搁旁人身上，我们才不管呢。你听说了吧？这次我们去县里讨饭，把事情闹大啦，县里正准备查处利用职权克扣知青口粮的村干部，县委书记还点了你的名，说石川村的常老贵最坏，克扣得最多，除了经济上的问题，好像还有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是不是，郑桐？”
“没错，常支书，有人反映你经常利用职权调戏村里的婆姨，还和村东头儿的张寡妇有一腿。你糊涂啊，支书，这年头儿哪儿犯错误都不要紧，就是裤裆里那东西不能犯错误。这次县里要严肃处理你，我们哥俩冒着生命危险来通风报信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因为咱爷们儿平时混得不错吗。”
钟跃民接过话来：“支书啊，趁公安局的人还没来，你有什么后事要交代？你得快点儿说，你放心，你的娃就是我们的娃，我们吃干的，就决不能让他们喝稀的。”
郑桐附和道：“对，你的婆姨就是我们的……”
“郑桐，你他妈辈分乱啦，支书的婆姨是咱婶子，咱们拿她当婶子养。实在不行，咱就给婶子再找个主儿，就算娃们姓了别人的姓，也比饿死强。”
乡下人经不住这么吓唬，常贵吓得鼻涕、眼泪都出来了，他结结巴巴地哀求道：“跃民啊，郑桐啊，我……我是扣了你们的口粮，是……是扣得狠了些，可咱村不是穷吗，乡亲们饿怕啦，我觉着，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娃，还能饿着你们？公家不能不管……”
郑桐显得很同情：“支书，你这次祸闯大啦，你明明知道我们是毛主席的娃，还敢饿着我们，这不是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叫板吗？按你这罪过，是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上山下乡的号召，不枪毙也是无期徒刑。别说啦，你快准备准备吧，下辈子可得好好活呀。”
常贵抹了一把泪：“大侄子，叔错啦，你们都识文断字的，主意多，帮叔想想办法嘛。粮食我是扣了，可……我没对村里婆姨们不规矩，冤枉呀。”
钟跃民哼了一声：“得，这会儿又成我们叔了，天下有这种叔吗？自己吃得饱饱儿的，让侄子们要饭去。”
郑桐追问道：“你说你没调戏婆姨，这可说不清楚，你以为怎么才算调戏？非把人家按在炕上才算？上次你在二黑家婆姨的屁股上捏了一把，这没冤枉你吧？这就叫调戏。”
常贵鼻涕一把泪一把：“大侄子，帮帮叔嘛。”
郑桐继续施加压力：“哎哟，支书，这可不是小事，是枪毙的罪过啊，你当是过家家呢？说不玩就不玩啦。虽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娃，可毛主席他老人家娃多啦，也不能什么事都管。”
钟跃民突然一拍脑门：“郑桐，你不是有个亲戚在县里工作吗？”
“噢，那是我一个表兄，在县委当个主任什么的，怎么啦？”
钟跃民沉吟道：“咱找你表兄说说，让他作作工作，把咱支书的案子给抹了行不行？”
郑桐作为难状：“这……”
常贵像抓到了救命稻草：“大侄子，大侄子，你可不能不管啊。”
郑桐像是下了决心：“行，咱们去试试吧。支书，这件事恐怕得跑几天，我们的工分……”
“照记，照记，记满分。”
钟跃民问：“我们的口粮……”
“全给，全给。”
钟跃民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常支书啊，以后可要好好做人哩……”
钟跃民和郑桐找常贵谈过话以后，常贵果然对知青们热情多了。前两天县知青办的马主任从石川村路过，他特地来看望钟跃民。马主任坐着一辆破旧的苏制嘎斯69型吉普车，直接开到知青点的窑洞前，还给钟跃民带来不少食品。这消息马上传遍了全村，农民们一见到坐小车的干部就觉得来了大官儿，这在村里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等惊慌失措的常贵赶到知青点时，马主任已经走了，这下可把常贵吓得够呛，他以为这是县里来调查他的干部。钟跃民继续吓唬他，说他已经和县委打了招呼，说常老贵的案子是否可以先压一压再说。但县委表示，这件事还没完，县委当前的工作是要抓一两件破坏上山下乡政策的坏典型，石川村的常老贵问题很严重。不过这两天郑桐正在县里找他表兄上下活动，已经很有进展了，估计这件事还是可以摆平的。
常贵眼见小车都进了村，他不再怀疑钟跃民的话的真实性，于是真有大祸临头的感觉。他对钟跃民和郑桐千恩万谢，还买了酒、割了肉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两人坐在常贵家炕上已经大模大样地吃了两顿了，曹刚他们简直嫉妒死了。
郑桐的一个表兄在罗川公社插队，他这几天干脆到表兄那里串门去了，而常贵以为郑桐正在县里为他的案子奔走，每天给他按全劳力记满分，把郑桐惯得简直不想回村了。
钟跃民也得到了一个美差，常贵派他和村里的老羊倌杜老汉一起放羊，这可算是个轻松活儿。钟跃民很满意，因为他正在和杜老汉学唱陕北民歌，这等于给他送来一个机会。
钟跃民和杜老汉坐在石川村外的山坡上，钟跃民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腰间扎着一根草绳，上面插着烟袋荷包，显得不伦不类，显然是在出洋相。
杜老汉的孙子憨娃在一旁扔石头轰羊，憨娃有七八岁，穿得衣衫褴褛，头发被剃成锅盖形。杜老汉的儿子栓栓前几年得了一种怪病，症状是能吃不能干，吃起饭来能顶两个棒小伙儿，却没劲儿干活，再后来干脆连路都走不动了，只能在炕头上吃饭。一个贫困地区的农民若是得了重病，其结局无疑是等死。栓栓在炕上躺了两年，最后连碗都端不动了，吃饭要靠人喂。家里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栓栓的媳妇终于过够了，她在某一天晚上突然失踪了。杜老汉带着孙子憨娃找遍了方圆几十里，也没找到栓栓媳妇的踪迹。有人告诉杜老汉，栓栓媳妇跟一个走村串巷的小木匠跑了。杜老汉这才模模糊糊想起来，村里是来过一个小木匠，他的手艺不错，除了会打柜子、炕桌，还会在箱子上画画儿，画个喜鹊登梅什么的。那小子长得很壮实，又有张巧八哥嘴，再加上他长年走江湖见多识广，所以很讨女人喜欢，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有事没事都爱往他住的那口破窑里跑。至于小木匠和村里的婆姨们之间都发生过什么故事，没人说得清，反正他走后栓栓媳妇不见了。奇怪的是，栓栓媳妇失踪后不到3天，栓栓就咽了最后一口气，这个家转眼就只剩下祖孙俩了。
杜老汉年轻时因家贫娶不起媳妇，在他48岁时的一天晚上，一个外乡逃荒的女人饿昏在他窑洞前。这个三十多岁、来路不明的女人正撞在光棍儿杜老汉的枪口上，杜老汉自然是来者不拒，他把女人背进窑洞，喂了几口吃的，然后就势钻进了女人的被窝……至于栓栓到底是不是他的种，他闹不清，反正从他第一次和那女人睡觉到生下栓栓，只有8个月。杜老汉不大在乎这些，他认定这女人是老天爷看他可怜，给他送上门来的，他再挑三拣四就不像话了。这一辈子过得很快，杜老汉觉得像一场梦，先是打光棍儿熬到快50岁，这将近50年的时间几乎没给他留下什么记忆，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既没有欢乐，也想不起来有什么太痛苦的事，唯一能记起来的，还不是什么灾年饿肚子的事，反正从他记事起就没放开肚子吃过饱饭，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他只记得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是如何地渴望女人，年轻时炽热的情欲如同地层下的岩浆，汹涌澎湃地寻找着发泄口。他曾一夜夜地在炕上辗转反侧，有时突然从炕上蹿起来冲到井台上，将一桶冰冷的井水兜头浇下，以此来熄灭心头燃烧的烈焰。那时他最喜欢的事就是赶集，其实集市上没有什么他需要的东西，他只为看一看女人，这是他对生活唯一的要求。在集市上，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两眼死死地盯着女人看，有如饿狼盯着羊羔的眼神。
如今回过头来想一想，杜老汉觉得这辈子也没有白过，毕竟他有过女人，有过儿子，现在还有个孙子。虽然女人和儿子都早早地去了，但他却很知足了，村里有些和他同辈的老人，如今也七十多岁了，他们不是打了一辈子光棍儿吗？这辈子连女人都没沾过，真是白活了。
钟跃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陕北地区有很多打了一辈子光棍儿的老汉竟是民歌高手。杜老汉虽然不算真正的光棍儿，但他这一生几乎都是在性压抑中度过的，那个来路不明的婆姨只和杜老汉生活了一年多就病故了。如此算来，杜老汉这辈子除了这一年多的时间，基本上还算是个光棍儿。钟跃民似乎有点儿明白了，这是人类的一种习性，你缺少什么就向往什么。物质生活的极端匮乏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人类在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对自身的痛苦时，常常表现出一种无奈的求变通的情绪，这就是苦中作乐，借以稀释现实的苦难。对杜老汉这类老光棍儿来说，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很直截了当的，他们要的是女人，或者是女人的肉体，是否美丽温柔并不重要。他们对生活没有多高的要求，能吃饱肚子，炕上再有个婆姨就已经是神仙过的日子了。可是就这点儿希望他们也得不到，于是，酸曲儿就产生了。
钟跃民惊讶地发现，陕北民歌简直是个富矿，流传在民间的歌词至少有数千首，其中大部分歌词都是表现男欢女爱的，在那种热辣辣、*裸的语言面前，中国上千年封建礼教的浸染竟荡然无存，这就是真正的酸曲儿。
杜老汉扯着嗓子唱起来：
沙梁梁招手沙湾湾来，
死黑门的裤带解不开，
车车推在路畔畔，
把朋友引在沙湾湾。
梁梁上柳梢湾湾上柴，
咱那达达碰见那达达来，
一把搂住细腰腰，
好像老山羊疼羔羔。
脚步抬高把气憋定，
怀揣上馍馍把狗哄定。
白脸脸雀长翅膀，
吃你的口口比肉香。
白布衫衫怀敞开，
白格生生的奶奶露出来。
哎哟哟，我两个手手揣奶奶呀哎嗨哟，
红格当当嘴唇白格生生牙，
亲口口说下些疼人话。
杜老汉的两颗门牙早掉了，因此唱歌也有些漏风，但他唱得很动情，很投入，眼睛半合着，似乎已经看见那“红格当当嘴唇白格生生牙”。
钟跃民忍俊不禁，开怀大笑：“杜爷爷，再唱一首，太有味儿了。”
杜老汉唱得兴起，又换了一首歌：
一更子里叮当响，
情郎哥站在奴家门上，
娘问女孩什么响，
东北风刮得门闩闩响。
二更子里叮当响，
情郎哥进了奴家绣房，
娘问女孩什么响，
人家的娃娃早上香。
三更子里叮当响，
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