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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跃民看了他一眼说：“你怎么像个特务？什么都知道。”
郑桐推心置腹地说：“哥们儿，我没你那么好高骛远。你的心思不在这儿，早晚得飞了，我家情况不一样，我爹恐怕起不来了，我得老老实实在这儿务农，咱村知青不是狼多肉少吗？我得早下手，踏踏实实地从眼前做起，动手晚了连汤都喝不上啦。”
钟跃民大笑道：“你瞄上谁了？”
“不瞒你说，蒋碧云是我的首选目标，可现在形势很严峻，她开始注意你了。我算是明白了，只要你小子在这儿，我就没戏，实话告诉你，哥们儿现在谋杀你的心都有。”
钟跃民笑着：“别别别，为这点儿事不值当的，我让给你了，千万别这样。”
两人面对面坏笑起来。
第十章（）
白店村知青点也实行炊事员轮换制，每个知青都要轮上10天。不知这个制度是谁发明的，几乎所有的知青点都采用这个办法，这也表达了一种要求平等的愿望，当火头军总比下大田要轻松，这种好事当然要人人有份儿。
这几天轮上秦岭做饭，她很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差事。其实她宁可下大田劳动，也不愿当炊事员，因为她实在是怕去井台打水。白店村属于干旱区，自古以来就缺水，外人一看井台上的辘轳就明白了，那提水的井绳足有百十米长，井水的水位随着季节的变化有规律地升降，水位最低时距地面将近100米，水位高时距地面也有四五十米。秦岭是个身材苗条的女孩儿，体形颀长，长颈，削肩，细腰，长腿，走起路来好似弱柳扶风。这种美人儿应该生活在城市里，过着宝马香车的富贵日子，可秦岭却没这个命，也没赶上好时代。像她这种人来到陕北农村，就好比橘子被移植到淮南，成了废物。农村可不需要这种美人儿，这里需要的是粗手大脚的婆姨，能上锅台能下田，还要能一个接一个地生娃。秦岭第一次打水时，一桶水还没摇上一半儿就没劲儿了，她一松手，险些被辘轳把打进井里。从此秦岭一见井台上的辘轳心里就哆嗦，她实在是被吓怕了。
今天她必须去井台打水，不然就没法做饭，就是再害怕也得硬着头皮去。秦岭挑着桶来到井台上，她向井口里看了看，里面黑乎乎的，深不见底。她扔进一块小石头，半天才听见石头进水里的声响。秦岭知道这会儿发愁也没用，为今天打水，她昨天晚上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个办法，她拿出一卷行李绳系在腰上，又把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井台旁的一棵老槐树上，这是为防止她万一被辘轳把打进井里的保险措施。
秦岭作了一个深呼吸，毅然把水桶吊进井里。尽管她为这次打水作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可她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当一桶水被摇到一半儿时，她的力气已经用尽，她拼命抓住摇把不敢松手，因为这时松手更危险，沉重的摇把很有可能打断她的肋骨。她慌了起来，明知道此时不会有人来帮助她，但她还是本能地喊起来：“谁来帮帮我，救命啊……”秦岭已经绝望地打算松手了，这时奇迹终于发生了，一只有力的手伸过来抓住摇把，秦岭像虚脱了一样一下子坐在井台上……她看见钟跃民和郑桐站在面前。
钟跃民接过了摇把，只几下就把水桶摇上来提到井沿上。
秦岭认出了钟跃民，她感激地一笑：“哟，人参娃娃来啦？”
钟跃民真的很愤怒：“你们知青点的男同学也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让女同学干这种活儿呢？他们怎么好意思？刚才要不是我看见，非让桶把你摇进井里去不可。”
秦岭喘着气，无力地解释着：“今天轮到我做饭，这是我分内的活儿嘛。”
“那也应该找个男同学先把水缸挑满嘛。”
秦岭不好意思地承认：“这怨我自己，我真是太没用了。”
郑桐忽然看见秦岭绑在腰上的行李绳，不由大笑起来：“这是你想出来的主意？”
秦岭垂下眼皮：“我怕掉进井里……”
郑桐抻了抻行李绳道：“这绳子留得太长了，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如果你掉进井里，就会整个身子吊在半空中，这么细的绳子勒在腰上再加上你的体重，有一个小时就能要了你的命。”
秦岭红了脸，她真的觉得自己很无能，怎么别的女同学就不像自己这么笨。
钟跃民已经提满了两桶水，喊道：“郑桐，还不接过扁担，怎么没眼力见儿？”
郑桐大为不满：“你他妈怎么支使上我啦？”
“帮帮忙，哥们儿，我和秦岭要谈谈艺术。”
郑桐不情愿地接过扁担：“还谈艺术？你还真拿自己当艺术家啦？”
钟跃民和秦岭并肩往回走，郑桐挑水跟着。
钟跃民说：“我和你们村的李奎勇是朋友，早就想来看看，没想到来早了点儿，他们还没收工呢。这样吧，我们先帮你做饭，你放心，我们自己带着干粮呢。”
秦岭笑道：“你们还当真了？都是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儿来能不管饭？”
“都不容易，你们的粮食肯定也不够，不瞒你说，我们还去县城要过饭呢。”
秦岭恍然大悟：“噢，上次在县城闹事的就是你们？我们都听说了，老乡们都说从北京来了一群土匪。”
他们走回知青点开始做饭，钟跃民和秦岭一起捏窝头，郑桐坐在灶旁往灶洞里塞柴火。
钟跃民问：“秦岭，你为什么叫秦岭？”
秦岭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老家在关中地区，我爸又姓秦，我刚生下来时，我爸一时想不起该给我起什么名字，我妈说干脆就叫秦岭吧。”
钟跃民说：“那天你一唱歌，可真把我震了，够专业的，你在哪儿学的？”
“和我妈妈学的，她是民族歌舞团的民歌演员，就是唱陕北民歌的，我从小听也听会了，可你怎么也会唱呢？唱得也很不错嘛。”
“我爸在延安待过，他喜欢陕北民歌，我小时候也经常听他唱，到这儿插队以后，我和我们村放羊的杜老汉学了不少。”
秦岭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你是干部子弟，肯定是家里受冲击了吧？”
“你怎么知道？”
“干部子弟来陕北插队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类是理想主义者；还有一类是父母在政治上失势，株连到子女，又没有别的门路，所以只好来了。”
“那我也许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吧。”
“你肯定不是，也许你曾经有过理想，但至少是现在没有了。我很熟悉你们这类人，我们学校也有一些，从气质上看，你们都差不多。”
钟跃民严肃起来，他很想听听别人是怎样评价自己这类人的，他问道：“秦岭，你说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秦岭笑笑说：“真想听？我说了可别不高兴啊。简单地说，第一，这类人首先是好勇斗狠，有暴力倾向，一句话不合便拔刀相向。第二，这类人反感一切正统的说教，在别人看来很神圣的东西，到了他们嘴里便成了笑料。第三，这类人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也喜欢看书学习，其主要动力是不愿把自己和芸芸众生混同起来，他们喜欢表现自己与众不同，因此也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
钟跃民说：“按你的意思，这种人大概属于有点儿文化的流氓，你很反感这种人吗？”
秦岭淡淡地说：“谈不上反感，这不过是人群中的一类人罢了，既算不上流氓也无所谓好人，毕竟在世界上好人和坏人都不太多，大部分人属于中间状态。就像《在路上》里的狄恩、《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他们不过是厌恶平庸的生活，喜欢选择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本身没什么错。”
郑桐有些吃惊地问：“这些书你都看过？”
“不但看过，我还挺喜欢呢，还有《向上爬》《带星星的火车票》，都是我喜欢的书。”
钟跃民也惊讶地看了秦岭一眼，他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看来刚才的几十里地山路没有白走。秦岭提到的这些书都不是公开出版的书籍，只有供高级干部出入的内部书店才有，据说是供高干们“学习批判”用的，书的封面是灰色或黄色的，没有任何装潢，俗称“黄皮书”“灰皮书”。这些书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子里很时髦，钟跃民和郑桐都看过。
“你说得没错，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当乖孩子，在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有资格去教训别人，哪怕是长辈也不行。咱们先是被告知要解放全人类，后来又要接受再教育，我就纳闷，凭什么就老得有人教育咱们，还给你指好了一条路，让你别无选择，必须走别人希望你走的路。这实在太不讲理了。我羡慕狄恩，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感觉，那无非是要体验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钟跃民说。
秦岭表示赞同：“人总要有些梦想，人生最重要的是体验，是过程。去年有支外国登山队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遇到雪崩，登山队员全部遇难了。有人认为他们的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论你是否登上顶峰，都不会给人类的实际生活带来任何改变。可我却为这些运动员哭了，我相信他们是因为心灵深处的呼唤而踏上征途的，我也相信他们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已料到这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雪山对他们的召唤，因为那就是他们心中的终极精神世界。他们是为梦想而死的，他们一定拥有许许多多美好和纯粹的体验，他们不该有遗憾。泰戈尔说，过于功利的人生就像把无柄的刀子，也许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需要一些纯粹的本质的体验、最初的体验的。”
钟跃民说：“凯鲁亚克的那句话说得真好，‘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郑桐问道：“秦岭，你属于哪类人呢，怎么也来陕北了？”
秦岭笑笑说：“我就应该来陕北，不来倒怪了。”
钟跃民说：“不说这些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听你唱歌的。我喜欢陕北民歌，小时候听我爸唱信天游，听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其实我爸是个破锣嗓子，唱得不怎么样，甚至还跑调儿。当时我就想，就这么个破锣嗓子怎么能把我给唱哭了？后来我才明白，还是歌儿好，陕北民歌里有种很悲凉的东西，听起来让人心里酸酸的。”
秦岭惊讶地注视着钟跃民：“你的感觉很好，抓住了陕北民歌的魂。”
钟跃民想了想又说：“陕北这块地方很奇特，从表面上看，这是块很贫瘠的土地，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表象后面隐藏着一种很深奥的东西。”
秦岭表示赞同：“这是一种文化的厚重感，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现在的陕北方言里保存着很多古语，比如老乡们把‘喊一声’，叫‘呐喊一声’，听着文绉绉的，而实际上说话的人可能目不识丁。为什么大部分地区的方言中都没有留下古文化的痕迹，唯独陕北方言里却保存下来了，这大概也是由于陕北地域上的特点所致，民歌好像也是这样。”
钟跃民把捏好的窝头码在笼屉上，说：“我想，陕北民歌中的悲凉感是一种人对苦难的无奈，是从心灵中自然流淌出来的。还有个问题，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