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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盐遗艘欢佟！�
钟跃民情绪激动地嚷道：“那就这么完啦？好好的一个兵，犯了这点儿事，就把人家轰出部队了？”
二排长小声骂道：“这个李主任真他妈的……”
孙教导员喝道：“住嘴！二排长，我看你嘴上也缺个把门儿的。”
钟跃民难过地说：“宁伟，这件事怨我，我要是不批你假，就不会有这事了，我对不住你呀……”
宁伟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神色平静地说：“连长，是我命不好，赶上这件倒霉事了，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复员就复员吧，我认命了，谢谢各位。”
大家都不说话了，所有的人都表情复杂地望着宁伟。
这年年底，宁伟等一大批老兵都复员了，随之又是一批新兵拥进军营。此时钟跃民也向上级递交了转业报告，谁知被上级驳回，还捎带着一顿批评，这使他很恼火。
有一次，他去司令部大楼找张海洋，结果在楼道里碰见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和钟跃民很熟，他见到钟跃民很高兴，还热情地邀请钟跃民去他办公室坐坐。钟跃民一见李主任情绪不错，便以为有机可乘，于是旧调重弹：“李主任，我还想和您谈谈关于转业的问题。”
李主任一听就收敛了笑容：“谁想转业？”
“我想转业。”
李主任火了：“胡闹，这会儿和我谈转业的事，亏你想得出来。当兵不是逛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转业不转业不是你说了算，是组织说了算，想在部队长期干的，组织未必让你干，不想干的，组织未必同意你走。钟跃民，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向你明确表态，想走？没门儿，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部队干吧。”
李主任转身走了，钟跃民站在那里发愣。
张海洋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得，捅了马蜂窝吧，这身军装就这么好脱？李主任的意思你明白吗？想走的，部队偏不让你走，等你不想走了，部队就该轰你走啦。”
钟跃民在李主任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自然没好气：“你幸灾乐祸什么，你不是也要调到北京总部机关去吗？”
张海洋说：“没戏了，自从去年我父亲去世以后，调北京总部的事就黄了，人一走茶就凉，以前答应帮忙的人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算了吧，我也不想调了，凑合着混吧。”
钟跃民一听便兴奋起来：“不调了？那好，明年跟我一起打报告，咱俩一起转业，这回你得听我的，当初要不是你和满囤藏起了老子的裤衩，我何至于现在求爷爷告奶奶……”
一提起吴满囤，两个人都沉默了。满囤阵亡后，钟跃民和张海洋费了不少周折，他们把满囤的大弟弟满仓弄到部队当兵，不过满仓可没有哥哥幸运，他只能当几年兵就复员，永远没有提干的可能。本来钟跃民打算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连队，也好照顾一下，但满仓只上过一年学，基本上是个文盲，要不是沾了烈士亲属可以破格入伍政策的光，他连兵都当不成。侦察分队对士兵的要求比较高，满仓实在不适合留在一连，于是被分到工兵营。钟跃民和张海洋还定期地给满囤的父母寄些钱和军装，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情绪归情绪，但工作是不能不干的，而且还要干好，钟跃民不会因为闹情绪就把连队的工作扔在一边不管。结果是他干得还不错，侦察营的3个连队里，一连的各项工作总是第一。上级认为，钟跃民带兵还是有一套的，虽然这个连长毛病很多。
在上级主官的眼里，这家伙是个典型的另类人物，他很少对士兵进行传统教育，有时还嘲笑指导员的工作方法。如果战士们对上级领导有什么不满的话，钟跃民不但不制止，还会和战士们一起大发牢骚。1979年的战争结束后，钟跃民被前指首长指定授予二等功。谁知过了些日子，政治部听到有人反映，钟跃民竟把军功章给一个来队家属的孩子玩，那孩子玩着玩着居然把军功章给玩丢了。指导员当时就急了，要发动全连战士去找，钟跃民却轻飘飘地说：“丢就丢了，谁戴不是戴？‘*’那会儿的纪念章都是抢来抢去的，我就没少抢人家的纪念章。”
指导员说：“这是纪念章吗？这是荣誉，而且是最高的荣誉。”
钟跃民说：“扯淡，就是纪念章，你要喜欢，找着了你就留下，我送你了。”
政治部李主任听到这些事的时候气得浑身哆嗦，把钟跃民叫到政治部大骂了一顿。钟跃民一脸无辜：“李主任，这好比我丢了钱包，结果警察没抓着小偷倒把我抓了，要我承担责任，这不是不讲理吗，我招谁惹谁了？”
钟跃民也觉得奇怪，命运总和人开玩笑，那个倒霉的宁伟如此热爱军人这个职业，可到头来军队却不能留他，而自己数次要求转业，偏偏军队却不放，不但不放，职务还不断地变动，先是当了副营长，后来又扶了正，成了侦察营的营长。在这期间，钟跃民还数次带领侦察分队去边境地区参加轮战。
钟跃民的职务最后一次调整是因为军侦察营的建制撤销，他指挥的原军侦察营改为军区直属特种侦察大队，钟跃民被任命为大队长。虽然他的职务还是正营职，但他所指挥的部队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是以前的普通侦察分队了，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了。
特种侦察大队成立后，特种兵的装备及训练科目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前的侦察营连钟跃民都算上，谁也没受过伞降和机降训练，而现在这些训练项目是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掌握的。不只这些，部队还装备了火箭式单兵飞行器和动力翼伞，这些新式装备是老侦察兵们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身为大队长的钟跃民不光要训练部队，连他自己也需要重新接受训练，转业的事只好先放下了。
1977年年底，郑桐以绝对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蒋碧云的成绩也不错，她如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到了1981年，郑桐和蒋碧云经过4年的大学生活顺利地毕了业，郑桐被分配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蒋碧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
郑桐到单位报到后，人事部门按惯例告诉他，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报到后有一个星期的假期，可以处理一下个人的私事。郑桐打算利用这段假期和蒋碧云好好亲热一下，这几年两人离多聚少，又不在一个学校，很难有时间在一起。郑桐觉得实在难熬，他曾和钟跃民通过长途电话，郑桐在电话里发牢骚，说自己简直成了和尚，过着晨钟暮鼓、清心寡欲的生活。电话那边的钟跃民一听就火了：“你还是和尚，那我他妈成什么啦？我他妈的快变成中性人了，军营里连母猪都看不见，就别提女人了。孙子，你知足吧。”
郑桐告诉妹妹：“咱们都对对表，现在是上午9点，从现在起，直到22点之前，家里就是出了人命也不许回来，听见没有？”
妹妹郑岚挖苦道：“哥，我看你眼里都发绿光了，就像一只饿了很久的老狼一样。”
郑桐坦然道：“没错，你哥我饿了十几年了，眼睛当然绿了。”
郑桐为今天的幽会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到底也没能如愿。蒋碧云打来电话：“郑桐，有兴趣看看画展吗？”
“那要看看是什么级别的画展，要是年画、剪纸什么的就算了。”
“告诉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法国罗浮宫藏画展，再有两天就结束了，你去不去？”
“去！”郑桐立刻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本来我打算今天和你好好亲热一下，没想到赶上了罗浮宫的藏画展。罢了，罢了，还是去看画展吧，那种事以后还可以补，要是错过了罗浮宫的藏画展，可是没地方补去。”
罗浮宫的藏画展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办在美术馆，而是办在北京展览馆，看画展的人在售票窗口前排成长队。郑桐和蒋碧云到的时候，长队排出足有500米，两人排上队以后，郑桐就想起了1968年他们排队买芭蕾舞票的往事，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郑桐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展览厅里人很多，看来都是些比较懂行的人，他们知道罗浮宫藏画的艺术价值，也知道机会难得，也许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毕竟能去巴黎参观罗浮宫的人不多。郑桐和蒋碧云看得很仔细，郑桐看着看着竟骂起人来，他认为罗浮宫的管理机构在糊弄中国老百姓，最有名的画都没拿来，只展出了一些二三类作品，比如最有名的《蒙娜丽莎》居然是复制品，还展出了一座米开朗琪罗《大卫》的复制品雕塑，说是复制品都高抬它，原作是用花岗石雕成的，你哪怕是用花岗石照原样再雕一个，也让咱没话说，可这件复制品竟然是用石膏浇铸的。郑桐大为恼火，这座雕塑的真迹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广场上竖着呢，又不是你罗浮宫的藏品，你跑到这儿充什么大尾巴鹰？你哪怕是把路易十六的马桶拎来，只要是真迹，也好歹是个文物，有这么糊弄人的吗？
这次画展中，只有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名作《马拉之死》是最有名的油画，是不是真迹不好说，但至少没有标明是复制品。画面上的马拉赤身躺在浴盆里，鲜血从创口中涌出，已经死去的马拉脸上带着一种绝望的表情。
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带着几个年轻人站在油画前评头论足，听他的口气，好像是美术学院的老师在给学生讲解。于是郑桐和蒋碧云也成了他的学生，两人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听这位老师讲解。
“我认为画面上马拉的形象是作者按照马拉真实的相貌创作的，因为大卫和马拉是同时代的人。大卫生于1748年，到1793年马拉遇刺时已经45岁了。注意，他只比马拉小5岁，而马拉当时是巴黎的名人，经常在群众集会上讲演，巴黎的市民几乎都见过他，画家大卫显然也熟悉马拉的相貌，也幸亏是大卫把他画下来了，不然我们今天怎么会知道马拉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呢？那时还没有发明照相机嘛。大卫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皇家学院院士，早期作品还带有洛可可风格，后来转为古典主义，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同学们请看，这幅油画以极为简洁的古典手法成功地将肖像的描绘、历史的精确性和崇高的悲剧性结合在一起，有力地突现了这位‘人民之友’的英雄主义特征，成为纪念碑式的现实主义历史画名作……”
郑桐突然小声说了一句：“误人子弟……”
那位老师和几个学生都把目光投向郑桐，从他们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人出口不逊表示出一种无声的愤怒。
郑桐若无其事地对蒋碧云说：“走吧，这儿的空气令人窒息。”
两人刚走出几步，后面那位老师说话了：“那位先生，请留步。”
郑桐和蒋碧云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这位先生，请您对刚才的话作出解释，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冒犯了您，使您作出如此粗鲁的反应。”
郑桐扶扶眼镜：“您真想知道？”
“当然。”
“那好，首先我得向您道歉，请原谅我出口不逊，对不起。不过您刚才对您的学生讲到的对马拉的评价很不入耳，坦率地说，您在误人子弟。”
“哦，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