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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那好，首先我得向您道歉，请原谅我出口不逊，对不起。不过您刚才对您的学生讲到的对马拉的评价很不入耳，坦率地说，您在误人子弟。”
“哦，愿闻其详。”
“您凭什么认为马拉是个英雄？我看他不过是个嗜血者，除了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民所爱戴，稍有理性的人都认为马拉是个刽子手。说到英雄，我认为恰恰应该是刺杀马拉的人——夏洛蒂·科黛，她才是英雄。”
一个女大学生说：“先生，我对法国大革命不太了解，教科书上说它是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马拉是当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是被称为‘人民之友’的英雄。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和我们探讨一下。”
“可以，首先我要讲明的是，‘人民之友’并不是马拉的称号，而是马拉在1789年创办的一份报纸。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的，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戮成了主要目的。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由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40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都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诸位应该感到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小姐的气质、谈吐、衣着及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作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可以作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马拉先生复活了，而且嗜血的恶习未改，他现在正藏身于北京某个胡同里为《人民之友》撰写文章。马拉先生固执地认为，今天来参观画展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这种爱好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并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贵族，也不会来自底层民众。如果杀掉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类获得幸福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不知各位是否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做那被献上祭坛的羔羊。”
那个老师不以为然地反驳道：“对待历史，要看它产生的后果，您不觉得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给世界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整个欧洲民主化的进程？”
郑桐说：“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了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应看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应看它是否给当时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指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那位老师说：“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来看，它丝毫没有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郑桐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您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像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
“等等，请允许我把书名记下来，我要读过以后再得出自己的观点，因此您刚才说的也只能是您的一家之言。”
“我欣赏您此时的治学态度。顺便问一句，看您的岁数，‘*’初期您已经当教师了吧？”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两年。”
“您是否被运动触及了灵魂？遭到过暴力攻击吗？”
“当然，那时候当教师的大都在劫难逃，挨斗和挨打是免不了的。”
“那我提醒您注意，如果您还认为暴民政治的鼓吹者和嗜血者是英雄的话，并且继续把这种观点灌输给学生，那么您将来免不了还要挨揍。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重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社会。对不起，我的话有点儿尖刻，请您不要介意。”
郑桐和蒋碧云走开了。
正当钟跃民忙着闹转业的时候，袁军却意外地发现，有时天上也会掉下馅饼。
坦克三营营部的电话突然在夜里两点的时候响了，袁军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这么晚的电话肯定是有大事。他抓起电话：“喂，我是三营营长袁军。”
电话里传来周晓白低低的声音：“袁军，我是周晓白。”
袁军惊讶地问：“你在哪儿？”
“我在医院值班室，袁军，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吧。”
“以前你对我说过，想把咱们之间关系再向前发展一下，这句话现在还有效吗？”
袁军严肃起来：“当然，永远有效。”
“那好，现在我同意，袁军，咱们结婚吧。”
袁军惊讶地张开嘴：“结婚？马上？是不是太急了些？”
“你不愿意吗？不愿意就明说。”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我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因为在几分钟之前你我的关系还是一般朋友，而你突然提出要做我的未婚妻，连让我适应一下的时间都不给，我怎么有点儿做梦的感觉？”
周晓白轻声说：“咱们认识多少年了，还用再了解吗？以前你向我提出过，我说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我考虑成熟了，你又觉得突然了，要不咱们就假装刚刚认识，再接触它几年？”
袁军忙不迭地说：“我又没说不愿意，你怎么又不高兴了？总得让我请假吧？我是一营之长啊，能说走就走？我马上去找团长请假，应该没问题，我今年的探亲假还没休呢。”
“那好，你马上请假，我等你。”
袁军放下电话，一阵发愣。
刚被吵醒的营教导员揉着眼睛问：“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袁军若有所思地回答：“是出事了，出他妈大事了。”
蒋碧云走出很远后回头看看，发现那位老师和几个学生还在望着他们。
“郑桐，刚才我怕露怯，没好意思问。我也看过《法国革命史》，怎么对刺杀马拉的那个夏洛蒂·科黛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那是个24岁的姑娘，她受的是传统教育，熟读伏尔泰和卢梭的经典著作，她认为共和制是改造法国的唯一途径，而雅各宾派制造的血腥恐怖正在破坏革命，所以她决定干掉马拉。当她来到马拉的寓所时，马拉正坐在浴盆里洗药浴，这哥们儿也不像话，赤条条地就让人家一个大姑娘进了门，是不是还有点儿别的想法，史书上没说，科黛可是个美丽的女人。结果科黛一刀就干掉了马拉，最后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蒋碧云沉思道：“关键是科黛的刺杀行动对历史本身的作用有多大。”
郑桐说：“确实作用不大，她认为刺杀了马拉就可以拯救共和国，其实于事无补，因为暴政不是系于一个人，而是系于一个党派和共和国的暴乱形势。但科黛的动机和行动无疑是一种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
“这姑娘很漂亮吗？”
“据说很漂亮，当科黛站在将她载往刑场的马车上时，在沿途观看的人群中有个叫皮埃尔·诺特莱特的男子目睹了这一幕，科黛的形象在他脑海中萦绕了很久都没有消失。他后来回忆道：‘科黛美丽的脸庞平静得像一尊雕像，我已经爱上她了。’你看，是不是很浪漫？在一片腥风血雨中，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浪漫爱情。”
蒋碧云喃喃道：“血色浪漫，很令人震撼啊。”
“是啊，血色浪漫，我们好像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郑桐耳语般地轻声回答，他的身体有些颤抖。
“郑桐……”蒋碧云轻轻叫了一声。
“嗯，怎么了？”郑桐回过头来问。
“我们结婚吧。”蒋碧云的眼中泪光闪闪。
郑桐的眼睛也湿润了，他张开双臂搂住蒋碧云低声道：“亲爱的，我早盼着这一天呢。”
第十六章（）
钟跃民的转业问题一直拖到1984年，这一年中国政府宣布裁军100万，使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春天，钟跃民接到了去军事学院进修的通知，他发现张海洋的名字也列在正营职进修人员的名单上，这已经表明了上级的意图，尽管要有大批的军官转业，但钟跃民和张海洋还是要留的人员，不然不会送他们进院校深造。钟跃民认为他的命运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如果自己去军事学院进修，那么回来后只能死心塌地在部队干一辈子，再想转业，恐怕不会有机会了。钟跃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转业回北京。因为营职军官想走的并不多，政治部正头疼转业干部的工作不好做呢，这会儿要求转业还显得钟跃民的姿态很高，有点儿主动为国家分忧的意思。
在军司令部大楼前，张海洋从大楼里走出来，两个哨兵向他敬礼，他匆匆还礼，沿着军部大院的水泥路向宿舍走去，时时向迎面而来的军官和士兵还礼。钟跃民开着一辆敞篷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猛拐方向盘，吉普车横在张海洋面前。
张海洋惊喜地问：“跃民，你好久没来了，今天怎么想起找我了？”
钟跃民说：“我到军务处办事，顺便来看看张参谋。”
“骂我呢是不是？司令部参谋一大把，咱不过是个听喝儿的，比不了你钟大队长，特种侦察大队你说了算。”
钟跃民单刀直入地说：“听说了吧？这次要裁军100万。”
“当然，这谁不知道，你小子肯定又有想法了。”
“旧事重提，还是转业的事，这次裁军可是个机会。”
张海洋沉吟道：“你知不知道，这次去军事学院进修人员里有咱俩？”
“我知道，正因为这一点，我才决定转业。对你我来讲，现在是咱们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一旦去进修，就意味着从此一辈子做个职业军人，再回头是不可能了。要是现在就转业，很多事还可以重新开始。”
张海洋说：“跃民，这个问题我考虑考虑，行吗？”
钟跃民嘲讽道：“你还真想当将军？以后没有仗打了，部队已经没得玩啦。”
张海洋想了想说：“嗯，有道理，你这一说我的心也活动了。这次裁军倒是个机会，要不然部队也不会放人，你决定了吗？”
“我的决心已定。”
“跃民，你容我再想想。”
“那你就想吧，我已经把转业报告交上去了……”钟跃民一踩油门，吉普车箭一样蹿出去。
张海洋愣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