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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不过是随便一说。”
“杜卫东，咱们有二十多年没见了，彼此已经很不了解了，合作的事以后再说，咱们还是先互相了解一下。在我的印象里，你当年虽然是个日本少年，但由于你在中国长大，所以你的思维方式还是很中国化的，那时我们根本没拿你当外国人。可是相隔这么多年后我再见到你，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个典型的日本人，做事有板有眼，在做一件事之前要经过周密的策划，还要隐藏自己的意图，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这是你们的民族性格吗？坦率地说，我对你们日本人有些戒备，在我的印象中，日本人都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而且还很有些让人莫名其妙的种族优越感。”
“跃民，你是不是还在翻历史的老账？就因为中日之间发生过战争，你对日本人的恶感就永远消除不了，这太狭隘了吧？”
“问题是你们的政府至今不认账，连侵略中国的事实都不认，这就有点儿装孙子了。做人不能这样，刚刚干完坏事，提上裤子就不认账，仅凭这一点就很让人怀疑你们日本人的诚信度。”
“跃民，你还记得1968年北京最时髦的衣着是什么吗？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将校呢军装，那时我也有一件将校呢大衣。当然，我们家可没有这类衣服，那是我扒别人的。当时穿着觉得神气极了，可是如果现在谁再穿一身将校呢军装参加某个酒会，别人会认为他有神经病，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髦规则。从世界近代史的角度看，19世纪到二次大战前，世界各强国之间最时髦的游戏就是争夺海外殖民地，那是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这被称为丛林法则，甚至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为这种游戏奠定了理论基础。换句话说，‘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咱们当年打架，谁敢用刀子捅人，谁就会得到大家的尊重，觉得他份儿很大。可是现在看来，这恐怕是一种劣迹，为什么？这是因为规则变了，未必是因为咱们变好了。规则的变化体现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方面也是同理。二战结束后，随着大批的殖民地独立，世界建立了新秩序，游戏的规则变了，国家独立和维护民族尊严成了主旋律，以前的游戏已经不时髦了，该玩新的了。我认为，中日两国发生的战争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没有必要耿耿于怀。”
“问题是做了坏事要认账，德国人就比你们强，人家认账，还表现出真诚的忏悔，让受害者觉得再不原谅他们就显得不宽容了。哪像你们日本人，挖空心思在字面上做文章，以为把‘侵略’改成了‘进入’就可以改变历史，这也太小儿科了，日本的青年就这么好糊弄？”
“你们中国青年难道就不好糊弄？当年的‘八一八’我可是经历过，犯病的可不止我一个，‘大串联’时我还把*像章别在肉上，以为自己最革命，后来伤口还发了炎。当时我最恨的就是我父亲，他为什么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为什么不去爬雪山过草地？我为什么不是一个老红军的儿子？那时要是*说句话，‘咱把日本灭了得啦’，我估计我他妈的会第一个报名。”
钟跃民大笑起来：“我想起来了，你当年还喊过要打到美国白宫去。”
“我声明啊，这可不是我发明的，当时不知是哪位哥们儿写了首长诗，叫《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长诗里提到红卫兵战友们横扫了世界，最后占领了白宫，一个战友在黎明前牺牲在白宫的台阶上，这个情节可能是对苏联电影《攻克柏林》的模仿。我承认，这首长诗当时使我热血沸腾，我是跟着叫嚷过一阵子。我在美国读书时，还去白宫参观过，走上台阶时我想起了这首长诗，心想这儿可是我们当年魂牵梦绕的地方，不是打算来参观，而是来作战。所以说，无论是哪个种族，人都是有共性的，一个虚幻的东西可以使你热血沸腾，使你失去理性，甚至可以使你成为暴徒。”
钟跃民说：“你能有这种认识看来哈佛还没有白读。说实话，我对你们日本人很有看法，做生意就是对手，不了解对手就容易吃亏，何况你们日本人在历史上劣迹斑斑，干了不少挺孙子的事。远的不说，就是近些年，中国有不少企业在引进日本设备时吃了大亏，不是以次充好，就是高价卖一些过时设备，要不就是先设圈套，低价卖设备，高价卖零配件。这些把戏我听得太多了，所以不得不从历史上找原因，从民族性角度上看问题。”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如果我必须和日本人做生意，我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首先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至于原则和道义则是服从于利益的。举例来说，二战结束后日本被占领期间，你们的政府为了减少美军士兵强奸日本妇女的机会，专门建立了供美军士兵消遣的妓院，以牺牲少数妇女的贞操换取大多数日本妇女的贞操，这使我很有看法。大和民族的血性都到哪里去了？在战争中，你们的神风队员可以驾着飞机撞击敌方的军舰，这是何等的勇气，可是一旦战败，大和民族的血性就消失得无影无踪，1亿多国民，五尺高的汉子伟岸得像森林一样，却要由少数妇女去承担战败的耻辱，而男人们都成了缩头乌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战败了，就该听凭占领军摆布？大和民族崇尚强者，心甘情愿地在强者面前俯首帖耳，相反，对于弱者却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嘴脸，还很有些让人莫名其妙的种族优越感，这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我说得没错吧？”
武原正树先是面带微笑地听着，但越听脸色越阴沉，显然，钟跃民的刻薄话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钟跃民，你可有点儿过分了，你别忘了，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日本人。”
钟跃民冷笑一声：“我知道，和别人我还说不着呢。”他转身端起自动步枪对远处的胸环靶又是一阵速射，枪声震耳欲聋地爆响起来……当他射空了弹匣转回身子时，见武原正树正眯着眼睛注视着自己，钟跃民也微笑着和他对视起来。两人对视了一会儿，武原正树突然笑了：“跃民，你还是老样子，我想起当年在什刹海冰场上你就是这副好斗的样子。”
钟跃民微笑着说：“卫东，你倒是变多了，当年你打起架来出手果断凶狠，不计后果，很少动脑子，而现在你倒是有些谋略了，表面上和颜悦色，其实心里很想揍我一顿，是不是这样？”
武原正树淡淡一笑：“跃民，你是军人出身，我是学生出身，我今天是秀才遇见兵了。也难怪，你我毕竟二十多年没见，彼此还不是很了解，你的戒心我可以理解。你看这样好不好，关于合作的事你再考虑一下，咱们找个时间再谈。”
“好吧，我会考虑的。”
“那我先走了，再见！”武原正树走了几步又停住转身道，“哦，我忘了告诉你，我有个朋友开了个武馆，教什么空手道，我有时也去玩玩，你有兴趣吗？”
钟跃民笑道：“我说你心眼儿多吧，想过过招儿就明说，干吗这么客气？行呀，哪天咱们去玩玩。”
宁伟这些日子忙得团团转，他把饭馆低价转让给别人，又在一个写字楼里租了两间办公室，还购置了电脑和传真机等办公用品，只等着拿到公司的营业执照开张营业了。对于办公司搞商业经营，对于自己能有多大本事，宁伟还是很清醒的。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在社会上没有任何背景，他发现眼前的社会是很让他陌生的。改革开放以后，生活变得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社会也日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复杂性。由于个人阅历关系，宁伟除了认识几个北京籍的战友，就再没有任何社会资源了，这对于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是极为不利的。他之所以打算办公司，其实还是指望靠在钟跃民这棵大树上，他深知这个老连长的活动能量，很多在宁伟看来遥不可及的事，钟跃民也许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他在钟跃民手下当了这么多年的兵，竟不了解这个连长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宁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多年来也没有养成读书学习的习惯，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李援朝和钟跃民这类人，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他们属于一个特殊的圈子，这个圈子看似无形，却很严密，外人是无法融入的，即使你很有钱，也别想让他们接纳你。
宁伟对生活的要求不是很高，能过上小康的日子就可以了，像钟跃民那种大公司经理的职位，他连想都不敢想，也知道自己没那个能耐。他指望自己的公司营业以后，钟跃民随便给他几宗生意，他就能发起来。他相信老连长不会不管他这小兄弟，吴满囤就是个例子，钟跃民和张海洋这些年来不是一直给吴满囤的父母寄钱吗？他们和自己虽然不属于一个圈子，但毕竟是经过生死考验的战友，宁伟相信他们都是重感情的人。
宁伟申办营业执照的注册资金已经通过验资审核，接下来马上可以领到营业执照了，他打算今天晚上去钟跃民家，把50万元的借款还给钟跃民，虽然还不到还款日期，但早还总比晚还好，这是信誉，第一次求钟大哥，应该给他一个守信誉的印象。
宁伟从工商局的大门出来，他戴上头盔，开始发动摩托车。
一个骑铃木125型摩托车的人把车停在他身边，摘下头盔说：“是宁伟吧？”
宁伟马上就想起来这人是他中学同学胡大鹏，外号“锤子”。当年胡大鹏的家境很穷困，他放学以后还要去拣煤核儿、捡烂纸。宁伟还见过他推着一辆用轴承做车轮的平板车，上面放着盛烂纸的筐，这类似今天时髦少年们玩的滑板，只不过滑动起来噪声大了些。他总是瞄着人家刚贴上的大字报，只要没人注意，就手急眼快地把大字报撕下来去卖废纸，有时还偷几块临街人家码放在门口的蜂窝煤。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很多有身份的人倒了霉，但是对于锤子这类人来说，也许还是个福音。很少有人想到，那些写满废话的大字报居然还养活了不少人，至少锤子靠放学后捡烂纸就能使穷日子得到一定的改善。
宁伟笑着和他握手：“哟，锤子，咱们可是有些年没见了，你还好吗？”
锤子五短身材，个子在1。65米左右，以前很瘦，这么多年没见，他明显地发福了，看样子他早已摆脱了贫困，日子过得蛮不错，只是个子矮的人发胖显得很滑稽，身体成了橄榄状。锤子大声道：“还行，我活得还算结实。宁伟，你小子不是当兵了吗？”
“我早复员了。”
锤子说：“真没劲，当年在学校，你们戴着大红花，穿着新军装，牛逼得不行，哥们儿当时还挺羡慕你们，觉得你们个个都是当将军的料。怎么着，当了几年大头兵，还是复员啦？”
宁伟说：“扯淡，有几个人能当将军。”
锤子扬起手腕看看表，然后提议道：“咱们老同学有多少年没见了？找个地方坐坐去，叙叙旧嘛。”
“行啊，坐坐就坐坐。”
锤子把宁伟带进了一家咖啡厅，两人坐下后，锤子跷起了二郎腿，唤过服务员，大模大样地打了个响指：“两杯意大利黑咖啡，再来点儿甜味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