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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儿走不动路了，他的两条腿现在还在哆嗦，而且浑身软得像是没了骨头，冷汗不停地顺着后脊梁流进屁股沟。使文三儿感到难堪的是，他竟尿了裤子，在刺刀接近他鼻子的一刹那，文三儿的尿道括约肌竟然很不争气地失灵了。看来罗教授说得有道理，日本人的坏，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
徐金戈已经通过了关卡向文三儿走过来，文三儿一见徐金戈就不由自主地跪下，流出了眼泪：“谢大哥救命之恩……”
若按一般人的行为，见有人跪在自己面前，总要上前扶一把，嘴里还要客气一下，可徐金戈很怪，他站在那儿动也不动，只是鄙夷地说了句：“你的膝盖有毛病吗，怎么动不动就打弯儿？”
文三儿可听不出他话里的意思：“大哥，我是拉车的，腿没毛病，有毛病吃不了这行饭……”
徐金戈终于火了，他低声咆哮起来：“你他妈给我站起来，软骨头的东西，你除了下跪还会什么？”
文三儿慌忙站了起来，惊恐地望着徐金戈，他实在闹不清这个人为什么发火。
徐金戈的口气缓和了些：“兄弟，咱是个爷们儿，是爷们儿就该有点儿血性，膝盖不能打软，尤其是对日本人，就是死也得站着死，不能丢了咱中国爷们儿的脸。不错，刚才我过关卡时也向日本人鞠躬了，可我不白给，往后他们得用命来还。兄弟，你叫什么？”
“大哥，我叫文三儿。”
“好吧文三儿，咱们后会有期。”
“大哥，您怎么称呼？”
“你就叫我老徐吧，文三儿，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膝盖不能软，再见！”徐金戈转眼就消失在人流中。
陆中庸和很多文人一样，有着夜里不睡，早上不起的习惯。当小报记者时，不需要到报社坐班，只要按时交稿就行，因此他养成了上午睡懒觉的习性，这习性很怪，必须要自然醒，一旦有人叫醒他，便一天都没精神。
陆中庸进入新民会并没有人强迫，是他自己争取来的。新民会是北平沦陷初期，由日本占领军策划成立的亲日组织。这个组织吸收成员也是有规矩的，最好是社会名流，名气越大越好。本来以陆中庸战前的身份加入新民会并出任副会长是不可能的，一个小报记者无论如何不能算作“名流”，但陆中庸有自己的办法。他知道，若指望同是中国人的新民会核心层接纳他无异于与虎谋皮。国人内斗的传统在新民会里表现得尤为激烈，连当汉奸都要争出个高低来。会长王克敏和几个副会长之间谁也不服谁，都把战前的身份亮出来加以比较，争论着谁的身份更为尊贵，经常吵得不可开交。新民会成立之初，谁也没想起来请陆中庸出山，这使他很有些失落感，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并不奇怪，谁会把一个有本事、有才华，甚至有可能取代自己的人放在身边？新民会的那些骨干成员当然懂得这些，陆中庸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换了自己也一样，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问题是，好事是需要自己去努力的，被动地听凭命运的安排，这不是陆中庸的风格，他要主动出击，与其和奴才商量不如直接去找主子，主子倒是往往比较好说话。他直接找到日本驻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毛遂自荐，理由是新民会的几个负责人中还缺个擅长宣传工作的干部，那些成员或是商人，或是旧官僚，唯独缺个笔杆子，况且他对“中日亲善”有着独特的理解，新民会如果对陆中庸这样的人才都视而不见的话，那是新民会的巨大损失。
喜多诚一琢磨了一会儿，觉得陆中庸的话有几分道理，新民会刚刚成立，宣传工作的确很重要，再多安排一个副会长的职务也无所谓，反正上峰也没有规定新民会的具体编制，于是陆中庸便如愿以偿地成了副会长。
陆中庸发迹后在西四劈柴胡同买了个四合院，也雇了管家和用人。日子是好过多了，一开始他还不大习惯，长这么大还没让人伺候过，有时用人给他端茶，他还下意识地说句“您受累”一类的客气话，倒把用人吓了一跳。其实陆中庸并不是真过意不去，而是小人物当久了产生的惯性。
昨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去鸿宾楼吃饭，陆中庸喝高了，被送回家时已不省人事，今天起床时他还感到头重脚轻，太阳穴隐隐作痛。管家进来通报，说有位姓杨的小姐登门求见，说是杨易臣的女儿。陆中庸吩咐管家，请客人在客厅里等候。
他更衣时心情很愉快，既然杨易臣的女儿上门求见，那肯定是杨易臣同意演出了。这就对了，日本人未必在乎杨易臣唱一两出戏，人家要的是你合作的态度。平心而论，陆中庸最烦的就是杨易臣所谓的“气节”。你一个戏子，吃的就是开口饭，给谁唱戏都是唱，干吗要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是史可法还是文天祥？你若是自比忠臣，那我和新民会成什么了？其实陆中庸也没想把杨易臣怎么样，以杨易臣的母亲做人质的主意虽然是他出的，但这不过是给杨易臣施加点儿压力而已，只要杨易臣同意演出，谁也不会把老太太怎么样，陆中庸认为自己还是很够朋友的。
陆中庸走进客厅时，坐在沙发上等候的杨秋萍马上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向他鞠躬：“陆伯伯，您好！”
陆中庸满面笑容地将杨秋萍按坐在沙发上：“秋萍啊，你坐，你坐，让陆伯伯好好看看，真是长成大姑娘了，越长越漂亮，听说你考上燕京大学了？”
“去年考上的，现在是二年级了。”
“有出息，有出息啊，将来准比你爸有出息。秋萍啊，你来找我有事吗？”
杨秋萍似乎很拘谨，吞吞吐吐地说：“陆伯伯，我……我是为我爸的事来的……”
“哦，你爸想通了没有？其实这完全是件小事，你爸这个人哪，就是一根筋，艺术是不分国界的，这和是否爱国没有关系，你说是不是？”
“陆伯伯，我只想问问您，是不是只要您说一句话，我奶奶就能回家？”
陆中庸笑了笑，口气有些自得：“这应该没有问题，大侄女，不瞒你说，你陆伯伯在日本人那里还是有些面子的，不过，你爸爸也不能由着性子来，他若是不答应演出，我在日本人那里也实在不好交代，所以嘛，咱们还得劝劝你爸，爱国不爱国的先放在一边，权当是给我陆某一个面子，只要他同意演出，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杨秋萍恳求道：“这恐怕不行，我爸的主我做不了，我只要奶奶回家，陆伯伯，这个忙您一定要帮，您刚才说了，这件事您能做主的。”
陆中庸摇摇头说：“大侄女，你这就让我为难了，你爸爸不合作，我和日本人没法开口啊。”
“我求您了，请您帮帮我……”
“不行，我说大侄女，真的不行，这件事没有商量。”
“陆伯伯，您真的不管吗？”杨秋萍的眼睛里射出两道冷光。
陆中庸没注意杨秋萍脸色的变化，他自顾自地说：“秋萍，我们得承认现实，现在北平是日本人的天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总是事实吧，你爸爸……唉，说句不好听的，叫不识时务……”陆中庸突然不吭声了，他发现一支手枪正顶在自己脑门上，他的冷汗一下子顺着脑门流了下来：“大侄女，你这是干什么？快把枪收起来……”
杨秋萍的食指紧紧地扣着手枪扳机，子弹随时有出膛的可能。她冷冷地将枪口在陆中庸脑门上晃动了一下道：“姓陆的，你给我听好了，我今天不是来求你的，只是想考查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服务，看来你真是个汉奸。”
“秋萍啊，你先把枪收起来，有事好商量嘛。”
“陆中庸，我没时间听你闲扯，今天我不杀你，条件是必须放我奶奶回家，不然你就活不过今天夜里。”
“秋萍，这样干不行……你就不怕日本人抓你？”
“这我不担心，只要我有什么不测，自然有人来取你的狗命，你以为我会是一个人吗？”
“秋萍，要是我不合作呢，你能把我怎么样？”陆中庸软中带硬地试探道，他不大相信这个姑娘真敢开枪。
杨秋萍干脆地回答：“那我现在就打死你，你考虑一下，我数到三就开枪，一……”
“别别别……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马上去宪兵队找黑田中佐，你千万别开枪……”陆中庸的意志终于崩溃了。
杨秋萍垂下枪口：“你要记好两件事，第一，我奶奶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回家；第二，今后我和我的家人如有什么麻烦，那就是你告发的，我们会让你的脑袋开花，明白吗？”
“明白，明白，一切照你说的办……大侄女，我能问问你们是哪条道儿上的人吗？”
“闭嘴！照我说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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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妓院里为妓女服务的男性杂役，京城人鄙称为“大茶壶”，属于侮辱性称呼。此类人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甚至不如乞丐，一旦从事此行，连子女都抬不起头来。
第七章（）
文三儿自从“聚宝阁”倒闭后，陈掌柜家是住不成了，他只好回“同和”车行去睡大通铺，也拉起了散座儿。他可是有日子没吃这份苦了，干这活儿你得拉着车满大街转，有时为抢生意还免不了和同行打一架，一天下来没挣着钱也得交车行老板车份儿钱，想赊着连门儿也没有。“同和”车行位于南城南横街的黑窑厂，老板孙金发早年是天津卫“混混儿”，不是土生土长的北平人。
天津卫的“混混儿”是有了名的，和北平的流氓地痞、泼皮无赖不是一个路数。北平的黑道儿人物之间进行火并往往搞得轰轰烈烈，双方约好个场子开打，一般都是人迹罕至的角落，比如北海夹道、天坛的南墙根儿等地。这种火并有点儿像古代打仗，双方人马各占一边，各出一员大将“单挑”，是比试拳脚还是动刀子玩命全凭事先的约定，双方都会遵守规则，这和欧洲中世纪的决斗颇为相像。当然，也有打群架的时候，双方数十人各执器械一拥而上，真刀真枪真往死里招呼，打死个一两口子是常有的事，当一方“认栽”了，另一方则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大度，主动出钱给死伤者以抚恤，双方握手言和，从此败的一方不再“乍刺儿”，胜的一方也绝不挟胜欺负人。
天津卫的“混混儿”可不是这样，他们也是有帮有派，同样也是打架不要命，但表现形式比较独特，这和天津卫的民风有关，为此史书有明载，方志有专述。
明《天津整饬副使毛公德政去思碑》上说，天津三卫（按明代分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风俗不甚纯一，心性少淳朴，官不读书，皆武流；且万灶沿河（南运河而居）日以戈矛弓矢为事”。足见舞刀弄枪，渊源有自。天津且为水陆码头、商业城市，接官迎差，负贩走卒，互相割据，各霸一方。同时，“有等市井无赖游民，同居伙食，称为锅伙。自谓混混，又名混星子”。他们“把持行市，扰害商民，结党成群，借端肇衅”。讲打讲闹的风气，从天津城市发展最快的清代乾隆末年到光绪初年最烈。津门乾嘉时人杨无怪所写的《天津论》上描绘：“小帽歪，衣襟敞，提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