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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想起来了，那个形象猥琐、胆小如鼠的文三儿就是“同和”车行的车夫，上次在韩家潭胡同脱险多亏了文三儿，他还欠着文三儿一份人情呢。
孙二爷这几年岁数大了，人也变懒了，每天遛鸟儿、喂蛐蛐儿、喂金鱼的事还是由文三儿代劳。干这些活儿也并不轻松，早晨遛鸟儿回来，文三儿先要喂蛐蛐儿，再给蛐蛐儿罐儿里换上新鲜的湿土，不然蛐蛐儿会生病。忙完蛐蛐儿的事又该喂金鱼，给金鱼缸换水了。喂金鱼是件麻烦事，金鱼要吃活食儿，文三儿还得去金鱼池那儿买鱼虫儿。龙须沟有个老头儿以卖鱼虫儿为生，他每天上午在金鱼池的天坛北墙根儿摆摊，文三儿得到那里去买。他拎着鱼虫儿罐儿从南横街出发，要顶着毒日头走四十分钟才能买到鱼虫儿，这滋味比拉车也强不到哪儿去，要不是看在钱的分儿上，他才不干这碎催活儿。
文三儿在金鱼池买完鱼虫儿就不想动了，他早晨没顾上吃饭，这会儿已经饿得直冒虚汗。他四下望望，发现路边有个卖烧饼馄饨的食摊儿。最近北平的市场稍微活泛了些，不少传统食品摊儿又开始恢复了，只要有钱就不一定要吃混合面。文三儿摸摸兜儿，一咬牙要了四个烧饼，一碗馄饨，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全部倒进了肚子，他心满意足地打着饱嗝儿松开裤腰带。只要是吃饱了饭，文三儿到哪儿都是这套动作，他没觉得有什么不雅。在文三儿准备结账时却遇到了怪事，摊主说：“老哥，您的账有人替您结了。”
文三儿身子一歪，差点儿从板凳上摔下去，长这么大他还没赶上过这种事儿，天上还真掉馅饼了？文三儿连忙四下看看，是哪位爷替他结了账，这一看不要紧，他的一声惊呼顿时就卡在嗓子眼儿里了，他发现上次在韩家潭遇见的刺客正大模大样地坐在他的车座上……一股凉气从文三儿的后脚跟向上直冲脑门儿，他的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眼睛也有些发直，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徐金戈微笑着和文三儿打招呼：“文三儿啊，好久没见了，我还挺想你的。”
文三儿本能地感到，这位老兄来找他绝没有什么好事，这烧饼馄饨也不会白吃，和这种人打交道实在是太悬，随时有可能捅出大娄子。真他妈邪门儿了，这辈子好事儿从来没赶上过，倒霉事儿倒是老缠着他。
文三儿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大哥，您来啦？”
徐金戈笑道：“文三儿，你紧张什么？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包你的车，你不愿意吗？”
文三儿哪敢说不愿意，他顺从地抄起车把：“大哥，您去哪儿？”
“你就叫我老徐吧，好久没来北平了，想在城里逛逛，你随便走吧，去哪儿都行。”
文三儿拉起车的时候腿还在哆嗦，他生怕这位爷又惹出什么事来，他腰里十有八九掖着家伙，要是碰见日本宪兵，这位爷随时有可能掏出家伙撂倒几个，看样子他和日本人有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姓徐的偷了驴，让文三儿拔橛子？这种傻事儿他可不想掺和，可话又说回来，不去行吗？惹恼了姓徐的，也照样是吃不了兜着走，文三儿还真是左右为难。他想起孙二爷的金鱼还没喂，他得先把鱼虫儿送回车行。徐金戈表示无所谓，他反正是闲逛，去哪儿都行，这一路上徐金戈似乎没什么正经事儿，只是和文三儿东拉西扯地闲聊。而文三儿见徐金戈不像要惹事的样子，也渐渐地放下心来。
至于文三儿的嘴，车行里的老伙计们早有评价：这小子心里搁不下事儿，嘴里藏不住话，是叫花子养兔子——人穷嘴碎。从金鱼池到南横街不过四十分钟的路，徐金戈从文三儿嘴里知道了很多他需要的东西。
徐金戈临走时扔下十块钱，文三儿没见过出手如此大方的人，他当时被一口气噎住，差点儿背过气去：“大哥……这……这是给我的？您真是太客气啦，其实用不了这么多，要不您再拿回去五块？”
徐金戈冷冷地说：“文三儿啊，你知道这钱是什么意思吗？明说吧，就是买你小子这张嘴，把钱收起来，给我把嘴闭严喽，你要记着，从今往后不管在哪儿遇见我，都要像不认识一样，除非我找你，听见没有？”
文三儿忙不迭地收起了钱，把头点得像鸡叨米：“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您放心，我不认识您，我压根儿就没见过您，我从来就没从您这儿拿过钱……”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说着说着就说秃噜了嘴，什么钱不钱的！对了，你说那个陆中庸喜欢去的茶馆是什么字号？”
“广义轩，在西珠市口大街路北，门脸儿朝南，掌柜的叫……”
“行啦，行啦，我知道了，我看你话又多了。”
陆中庸有个习惯，他喜欢在茶馆里写稿子，环境越闹他越有灵感，反之，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报社里专门给陆总编准备了一张巨大的樱桃木写字台，奇怪的是，陆中庸只要趴上去就会打瞌睡，这张写字台似乎具有催眠效果。
陆中庸近来心情不大好，他被吓着了，以至于夜里经常做噩梦。他所加入的“新民会”看起来是个亲日的民间团体，实际上被日本占领当局牢牢控制着。按日本宪兵队的要求，“新民会”的成员必须要监督举报市民中的反日言论及行动，还要定期写出书面汇报。这是件得罪人的事，陆中庸实在不愿意干，他是个胆小的文人，谁也不愿意招惹，他只想当日本人的顺民，并不想和自己的同胞过不去，可宪兵队也不是好糊弄的，若是不表示一下，日本人会怀疑你的合作诚意。事情是明摆着的，别人都在吃混合面，你陆中庸却有特殊配给，大米白面始终没断过，总不能便宜都让你占了，人家要你帮忙的时候自己却一毛不拔？这说不过去。
陆中庸在《京城晚报》时的一个同事经常在私下里议论时局，还偷听重庆方面的广播，有一次和陆中庸一起喝茶时还劝他不要为日本人做事，国民政府早晚还会打回来，到那时戴个汉奸帽子实在是不值得。陆中庸考虑很久，最后决定行使一下“新民会”会员的职责，他向日本宪兵队举报了这件事，这位同事当即被捕。陆中庸本以为此事就算过去了，谁知日本宪兵队竟通知他去审讯室和那位同事对质，因为他拒不承认自己的反日言论。当陆中庸在审讯室里见到这位老同事的时候，他被吓得差点儿昏过去。老同事的双腿已经被老虎凳压断，他浑身是血，面目血肉模糊不可辨认，一个光着膀子的日本宪兵正在专心致志地用老虎钳把他的牙一颗一颗地拔下来……这件事对陆中庸刺激极深，平心而论，他和那个同事无冤无仇，甚至还是朋友，他只是想讨好日本人，并不想要老同事的命，谁知后果竟如此严重。陆中庸本是个胆小的人，内心里从来没想过和杀人的事沾边儿，他算是明白了，日本人干事就是这么认真，谁哪怕是口头上反对他们而并无实际行动，也敢要了人的命。后来陆中庸听说这位同事被宪兵队枪毙了，他当天就发起了高烧，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星期。
如果说陆中庸以前为日本人做事是出于投机，那么通过这件事，陆中庸算是明白了，他不可能反抗日本人，他为日本人做事是出于恐惧，日本人太横了，惹不起啊。
陆中庸知道有很多人恨他，把他叫作汉奸，他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什么叫汉奸？都说吴三桂是个大汉奸，那林则徐算不算？一个汉人却做了满人的大官，怎么没人说他是汉奸？甚至还被说成是民族英雄。照陆中庸看，这两人的区别在于时间上，吴三桂投清早了些，老百姓的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自然要多担些骂名，要是晚个几十年，吴三桂兴许就是国之栋梁。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一开始当然不大习惯，自然要折腾一下，喊喊反清复明的口号，一旦天下大势已定，汉族文人还不是争先恐后地应科举，入仕做官，见了满人皇帝也照样诚惶诚恐地三叩九拜，山呼万岁。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人嘴两张皮，当然是怎么说怎么有理，陆中庸才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如今既然是日本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闹不好也像清朝入中原似的，二三百年就下来了，中日成了一家人，到那时还有汉奸一说吗？中国的老百姓啊，说到底就是眼皮子浅。再者说了，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出于嫉妒，“新民会”就这么好入？是个人就能参加？非也，日本人也要看看你的身份，是不是有头有脸儿，是不是栋梁之材。像什么拉洋车的、扛大个儿的、贩夫走卒、街头的乞丐、窑子里的“大茶壶”，想入“新民会”？门儿也没有，日本人可丢不起这个面子。
“广义轩”茶馆是陆中庸常来的地方，茶馆的楚掌柜知道陆中庸是《新民日报》的总编，日本人的红人儿，是个惹不起的主儿，于是一心想巴结他，便把靠窗户的那张桌子定为陆总编的专座儿，不管有多少客人，只要陆总编不在，那座儿永远空着。
陆中庸这两天正为写一篇文章而苦恼，听说在日本的北海道最近挖掘出一座古墓，出土了几个中国南宋时期的蛐蛐儿罐儿，上面还有彩绘的春宫图。陆中庸灵感忽至，打算写一篇关于中日两国友谊的文章，题目也起好了，叫作《逝去的战争》，听起来很刺激，其实他所说的战争是指远在唐宋时期中国诗人和日本和尚之间的蟋蟀之战，陆中庸以此来论证中日两国的友谊交往源远流长。
陆总编最近脑子不大好使，总像是一盆儿糨子，才写了几行字就卡壳了，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来，正在抓耳搔腮，忽然听见身后有人问：“对不起，敢问这位可是陆中庸先生？”
陆中庸转过身来，见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中等个子，穿着一身做工考究、剪裁得体的藏青色三件套西装，系银灰色领带，头戴蓝色呢制礼帽，此人看打扮就是个有身份的人，陆中庸连忙站起来，双手抱拳道：“在下陆中庸，先生是……”
那男人自我介绍：“鄙人徐东平，在南京政府财政部供职，此次来北平是因为公事。”
陆中庸打量着对方：“南京财政部，您是汪先生的人？”
“在汪先生手下混碗饭吃，惭愧了。”化名为徐东平的徐金戈恭敬地鞠了个躬。
“哪里，哪里，徐先生过谦了，汪兆铭先生是当今伟人，是中国的一面旗帜，没有汪先生的努力，就没有今天中日亲善的局面，鄙人对汪先生是仰慕已久啊。”
徐金戈做了个手势道：“陆先生请坐，恕我冒昧，刚才我听到茶房称您为陆总编，便猜到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陆中庸先生，我经常读您的文章，和您神交已久，很佩服先生的学问和文采，希望和您交个朋友，所以就忍不住贸然打扰了。”
陆中庸听得心里很是受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徐先生，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嘛，如有用得着陆某的地方，徐先生尽管吩咐。”
徐金戈招呼茶房撤去陆中庸的旧茶，换上最昂贵的武夷山“大红袍”，陆中庸道：“真不好意思，让徐先生破费了，改日我请您去‘全聚德’吃烤鸭。”
徐金戈说：“如今这年月，能享受一天是一天，以后怕是享受不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