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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儿坦然解释道：“我们街坊家二小子是什么造反团的头儿，这种‘红箍儿’有的是，那天这小子往家扛了一麻袋，我说，老二呀，把你那红箍儿给我几个，老二往麻袋里抓了一把给我，我一数有二十多个，好好的布料挂胳膊上多可惜？咱得派上用场，我求对门老胡头的儿媳妇做了几条裤衩，你还别说，除了颜色花点儿，穿着还挺舒坦。”
梁宝才说：“这叫紧跟形势，如今讲究‘红海洋’，您瞅瞅大街上，院墙上，电线杆子上都拿红油漆写上标语了，我还琢磨呢，赶明儿咱们都得穿红大褂儿，这不，还是文三儿觉悟高，连裤衩都成‘红海洋’啦。”
文三儿边穿裤子边得意地问：“哥儿几个，知道什么叫‘四红’吗？告诉你们，叫庙里门儿，火烧云儿，宰猪的刀子，语录皮儿。”
学习组长郑振亭说：“哟嗬，咱文三儿有学问啊，还知道‘四红’呢？要说论‘四’，你文三儿可差着行市呢，我得教教你，知道‘四绿’吗？是青草地，西瓜皮，王八盖子邮电局。怎么样？还有‘四白’，洋白面，雪花糖，妞儿的屁股大白羊。”
文三儿笑道：“要说背‘老三篇’，文爷我承认不行，要论说片儿汤话，文爷我是状元，我教教你们，先说‘四硬’吧，顶门的闩，城墙的砖，光棍的*，在职的官。都够硬吧？再说‘四软’，新翻的地，刚添的坟，妞儿的肚子发面盆。还有‘四欢实’，河里的鱼，顺风骑，十八九的姑娘大叫驴……”
文三儿说得正起劲，没想到街道办事处分管联社的干部老于推门进来，他已经在门外听一会儿了，心里很气愤，这些乌七八糟的老家伙居然把“天天读”开成这样，简直是反动透顶，老于憋了一肚子气。
一见老于进来，一屋子人都不吭声了，文三儿更是傻了眼，他讪讪地坐下，又拿出一根烟讨好地递给老于。
老于一摆手拒绝了文三儿的烟，开门见山地问：“老文啊，‘老三篇’背得怎么样？”
“还……还行吧。”文三儿回答得很没底气。
“那你给我说说，白求恩是谁呀？”
“烧木炭的……是吧？”文三儿也不十分肯定。
“那张思德是谁？”
“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每天挖山不止……”
老于讽刺地说：“学得不错嘛，文三儿，您可真受累了。”
“哎哟，您客气了，领导才辛苦……”文三儿真诚地认为老于在表扬自己，赶紧谦虚几句。
“文三儿啊，你在旧社会也算是个穷苦人吧？那你就谈谈新旧社会有什么不同，再谈谈自己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认识。”老于和颜悦色地问。
文三儿挠挠头皮，迟疑地说：“要说……要说有什么不一样，也就是……旧社会我拉车用两条腿儿跑着，到了新社会……我蹬上三轮啦，不用跑了，可话又说回来，不是还得用两条腿儿蹬吗？三轮车总不能自个儿走吧？能自个儿走的那是摩托……旧社会咱拉车挣钱没准谱儿，有时一天能挣好几块，有时挣不着钱就得扛着。新社会呢……大伙儿吃大锅饭，都是四十二块钱，撑不着也饿不死，就是得算计着过日子，要不然顶不到月底……”
老于打断文三儿的唠叨：“我问你对毛主席、共产党的认识，你说说。”
“毛主席？毛主席好啊，那是大救星，要不是他老人家……我还拿不上这四十二块钱呢，可就是有一样……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你说嘛，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这是毛主席说的。”老于热情地鼓励道。
“我那辆洋车……可是我自个儿的，当年在虎坊桥‘西福星’车行花一百九十五块大洋买的，可……公私合营那年咋稀里糊涂就成了公家的啦？好嘛，那辆车本来姓文，才过了一宿，就他妈的改姓啦，不姓文了，改姓毛啦……”
老于突然翻了脸，他声色俱厉道：“文三儿，你不要再说了，这样吧，把你的车钥匙交出来，从今天起，你停职反省，等候组织上的处理。”
文三儿一时没闹明白“停职反省”的含意，他只当是老于给他派了新任务，不用干活儿了，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于同志，您的意思是……我不用出车了？那开支时扣不扣我工资？”
老于懒得和他扯淡，转身走了，文三儿再看看周围，伙计们早都溜得没影儿了。
文三儿还没来得及深刻“反省”，第二天就被拉去参加批斗会了。这类批斗会他参加过很多次，可这回不一样，文三儿被勒令站在台上，弯腰低头，身体必须弯到九十度或小于九十度，和他同时上台的还有三个人，都保持着这种奇异的姿势。文三儿用余光扫了一下两侧，突然惊奇地睁大眼睛，他发现左边站着的竟是京剧名角儿杨易臣。杨老板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他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灰布中山装，和当年穿着光鲜戏装，扎着背靠的那位名角儿判若两人。这时台下开始呼口号，按照姓名排列把被批斗的人“打倒”了一遍，文三儿这才听清楚，自己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革命群众对他的态度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文三儿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文三儿心说了，那我要是投降呢，这事儿是不是就算过去了？
按照程序，口号过后是各界代表上台发言，内容无非是揭发批判台上的人，至于文三儿的具体罪行他没顾得上听，倒是竖起耳朵仔细听了杨易臣的“罪状”，大致是些“散布封资修流毒，到处种植大毒草，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等。文三儿感到很激动，他甚至觉得能和杨老板站在同一个台上完全是自己的造化。杨老板是谁？名角儿啊！当年杨老板一出《挑滑车》，平津两地无数戏迷为之倾倒，平津有名的大饭庄都设有杨老板的专座，杨老板不到，座位永远空着，别人想坐坐，门儿也没有，甭管你多高的身份，如今文三儿能和杨老板肩并肩地站在台上，实在是高攀了。
此时台下的口号声如火山爆发，此起彼伏，大有山呼海啸之势，而文三儿却充耳不闻，只当是放屁，他密切观察着杨老板的一举一动，杨易臣低着头，眼睛半合，仿佛老僧入定一般。
文三儿不禁大为感慨，名角儿就是名角儿，那张脸生来就是为万人瞻仰的，杨老板才不管台下有多少人，多大的嗓门儿，人家早习惯了。当年杨老板扮《六五花洞》中的大法官，戏中一声：“领法旨呀！”台下顿时炸了窝，喝彩声震动全场，久久不息……今天台下虽说也挺热闹，但比起当年来可差远了。文三儿为杨老板感到很自豪，他甚至庆幸自己在“天天读”时胡说八道，继而感谢街道干部老于，若不是他帮忙，自己这辈子恐怕也没机会和杨老板站在同一个台上，总有一天，杨老板会回忆起今天，他遭难的时候是谁陪着呢？文三儿啊。想到这儿，文三儿不由得兴奋起来，他抬起头，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台下的人群，感觉自己也成了名角儿，正在登台献艺……
“啪”的一声，文三儿的后脑勺挨了重重一巴掌，有人呵斥道：“老实点儿，低头！”台下又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文三儿不低头就叫他灭亡！”文三儿哆嗦了一下，低下头去……
那段时间文三儿算是露了脸，参加过几次陪斗，成了全脱产人员，和专职干部的待遇没什么两样，可能是由于街道办事处劳资科的疏忽，他的工资发放居然没有受影响。按理说，凡属“牛鬼蛇神”都应该只发十二块钱生活费，为此文三儿总是偷着乐，觉得占了很大的便宜，他不觉得陪斗有什么丢脸的，无所谓嘛，反正他平时也没什么“脸面”，所以也没什么可“丢”的，这回稀里糊涂就成了“脱产人员”，不用干活儿还白拿着工资，这种好事可不常有。
倒是街道干部老于先明白过来，他发现文三儿总是主动请示：“今天去哪儿接受批判？”看他这意思好像不是去陪斗，而是去参加旅游，脸上没有半点儿沮丧的表情，倒是很有些亢奋，这使老于感到特别扭。领袖说过：“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文三儿这狗东西不但没有一点儿难受的样子，怎么反而像吃了蜜蜂屎似的，比过年还兴奋？老于琢磨了很久才悟出点儿名堂，这小子本来就属于最底层的小人物，按北京话说，叫人嫌狗不待见。他什么都没有，因此也不可能失去什么，马克思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老于终于明白了，照这么说，这狗东西恶毒攻击了党和领袖之后，居然什么都没失去，还他妈的“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简直美死他啦。
老于想明白了之后，文三儿又蹬上了三轮车，“脱产人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徐金戈和文三儿的交往中断了二十五年后，又恢复了联系。比起二十五年前，文三儿的变化不大，除了面相上的衰老，他个人的生活、习性还是老样子，唯一不同的是文三儿有了一间自己的住房。1950年孙二爷被镇压后，“同和”车行的房产被充公，文三儿等几个常年住车行的车夫都被政府分配了住房，那时住房资源还不算紧张，文三儿也没觉得有间住房是多么了不起，可到了七十年代，住房紧张的问题就显露出来，文三儿的房子简直成了香饽饽，左邻右舍都盯着这间房，邻居们都认为文三儿简直太奢侈了，居然一个人住一间房，他凭什么？
文三儿的家徐金戈去过一次，那是间只有九平方米的破烂平房，睡觉的铺板是用四摞旧砖垫起来的，屋子的角落里有个破旧的衣柜，上面竟然缺了一扇门，文三儿四季的衣服都放在里面，还有一张桌子和一个长板凳，看破旧程度可能是从哪儿捡来的。
徐金戈问文三儿为什么不娶个媳妇。
文三儿回答：“我他妈连养自个儿都费劲，哪儿还养得起娘们儿？算了吧，还是一个人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978年的一天，徐金戈接到通知，他被告知自己被选为区政协委员。他很奇怪，自己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在政治上是个“贱民”，怎么突然成了区政协委员？要说是被“选上”的，自己除了认识个文三儿，谁会认识自己？既然谁都不认识，又如何被“选上”？谁选的？
徐金戈自从当上政协委员后，开会的时间多了，工作也比以前忙了许多，他有很久都没见过文三儿。一日徐金戈路过果子巷，忽听见有人叫徐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