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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又有情报传来：北平、上海各有两批敌机飞抵汉口。蒋介石判断，日军统帅部有打通平汉线的企图，他指示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作好应战准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据此拟定了作战指导方案并下达给第一战区长官部。
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目前的战略态势却有着不同的判断，他认为蒋委员长对日军企图打通平汉路的判断是缺乏说服力的，这次日军主力很可能是“声北击南”，他从大量的情报对比中得出判断，日军有打通粤汉线的战略意图，其目的是为将来从东南亚向中国大陆撤退作准备。因此他提醒第一战区注意豫南信阳一带的防务，切不可掉以轻心。
徐永昌显然对日军的实力和野心作了过于保守的估计，他这一思维必然影响到第一战区在平汉线上的备战部署。
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日本军队将要发动的这次进攻，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物资储备、人员及技术装备的集结，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
中国军队马上要大祸临头了。
第一章（）
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的作战室里，司令长官蒋鼎文上将正在主持军事会议，与会的有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及军长以上将官和参谋人员。
此时的中原战场，中国军队分为两大重兵集团。一是以汤恩伯为首的机动作战部队，下辖4个集团军，总兵力为30万人。汤恩伯集团名义上是军委会直辖兵团，但因配合作战的需要，仍然归一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因此汤恩伯还兼任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是蒋鼎文指挥的一战区主力——河防军，这是由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组成的大军，总兵力为40万人，其任务是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
1944年4月，中原地区70万中国军队的命运就落在蒋鼎文和汤恩伯这两位位高权重的陆军上将身上。
蒋鼎文是个老资格军人，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他已经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上校参谋，那时蒋介石还不过是个少将参谋长，军衔只比蒋鼎文高一级，合称孙中山身边的“两蒋”。这“两蒋”恰巧又都来自浙江，操一口宁波官话，所以人们总是错把他俩当成亲戚。那时颇有心计的蒋鼎文，作出了一生中最为正确的决定，他以上校之尊，甘愿屈就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的中尉区队长，军衔被降了四级也在所不惜。当年秋天，军校举行野外演习，蒋鼎文任连指挥官，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1＇
亲临现场。加伦将军见蒋鼎文小身板儿挺得笔直，一举一动都透着军人范儿，怎么看怎么顺眼，于是便即席发问了几句，蒋鼎文皆对答如流。事后加伦将军对蒋介石说：“此人可重用。”这一字千金的评语非同小可，以加伦是国民政府首席军事顾问的身份，说话自然是一言九鼎，从此蒋鼎文官运亨通，成了“黄埔八大金刚”之一。
平心而论，此公即便在内战战场上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战绩，他官场上的政治手腕倒是远远超过其军事才能。此外，这位蒋鼎文上将还有个不太好改的恶习——嗜赌如命，曾经干出过一夜间输光全师官兵三个月薪饷的事，是个一粘赌台就舍生忘死的赌徒。
此时的蒋鼎文双眼布满血丝，不住地打着哈欠——看来他昨天又是豪赌一宿，到现在还没缓过劲来。
蒋鼎文慢吞吞地说：“诸位同仁，本战区近日形势颇紧，河对岸日本人调动频繁。据情报称，日军似有较大的战略动作。本人已上报军委会及蒋委员长，军委会已派人来我战区商议军事部署问题。”
说到这里，蒋鼎文看了看身边一位中等个子、身材均匀的陆军少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来的督战官蔡继刚少将。”
年仅40岁的蔡继刚“咔嚓”一声立正，潇洒地向大家敬了个礼。
蒋鼎文继续说：“我们讨论的作战问题，诸位均可同蔡将军磋商，我们第一战区的重大决策，都可由蔡将军直接向军委会上报，获得批准。”
会议室内所有将官的目光一下都落在了这位少将身上。
蔡继刚不卑不亢地微微欠身：“晚生年轻无知，虽粗通军事，也多是纸上谈兵，各位长官长年带兵，身经百战，蔡某岂敢班门弄斧？还望各位长官多多指教！”
众将官面面相觑，都不知这位来自军令部的少将身后有何背景，自然没有人敢多嘴。
蒋鼎文继续说：“我们现在的兵力部署大致是：郑州至陕县沿黄河南岸一线，约200公里的河岸上，集中4个集团军。孙蔚如第4集团军驻守郑州；刘茂恩第14集团军驻守洛阳；李家珏第36集团军驻守新安；高树勋第39集团军驻守渑池、陕县地区。”
蒋鼎文说到这里，转向一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恩伯，给大家谈谈你那个方向的兵力部署。”
汤恩伯扫了一眼众将官，面无表情地报出一连串布防数据：“王仲谦第31集团军驻郑州以南；何柱国第15集团军及陈大庆第19集团军全部置于平汉路南段西侧；另有贺粹之第12军，刘昌义暂编第15军和豫皖边区的地方部队布防于平汉路南段东侧。我集团兵力的态势和战役决心是：在郑州东边黄泛区中牟，部署前哨守军暂编15军的27师，其他主力的任务是确保平汉铁路南段之安全。”
这时，一位中将举手要求发言，是第33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
蔡继刚因工作关系，早就认识这位中将，李家钰字其相，是川军老资格将领，抗战前就是第47军中将军长了。他1937年9月率47军出川，一直在太行山与日军作战。1939年李家钰积功升任36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才调到河南担负黄河防务。因为关系比较好，蔡继刚总是称他为“其相兄”，从来不称呼官职。蔡继刚的字为云鹤，所以李家钰称蔡继刚为“云鹤老弟”。
李家钰忧心忡忡地发言：“各位长官，目前日军正在修复黄河铁桥，此举表明日军近来要有大动作，铁桥一旦修复，后果不堪设想。愚以为，与其坐等日军来攻，不如先发制人，立刻派飞机轰炸桥南的邙山阵地，然后派小部队过河突袭日军，掩护我工兵将桥再次炸毁。”
应该说李家钰的这一建议非常可行，颇有现代战争中使用特种部队的出奇效果。
但蒋鼎文不以为然：“这类战术动作我看成功的把握不大，对岸日军重兵防守，我小股部队贸然过河，岂不是飞蛾扑火？我战区与日军隔河相峙已达三年，谅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我军沿河防线坚固，可称之为三百里血肉长城。因此，目前我战区防线没有必要调整，我军只要固守沿河防线，以不变应万变即可。”
司令长官蒋鼎文这一表态，李家钰马上闭了嘴，几个正准备发言的将领也不再吭声了。
蔡继刚是三天以前到的洛阳，这几天他一分钟也没闲着，仔细研究了蒋鼎文的兵力部署，私下里对他的指挥能力颇感担忧。这位二级陆军上将的脑子似乎不太好使，他缺乏现代化战略思维，打防守永远是线性布防，缺乏战役纵深。他把自己的全部主力都放在黄河沿线的各个据点及平汉铁路南段，而广大后方却无任何机动兵力和战役预备队，这种玩法实在太悬了。当然，如此排兵布阵是根据军令部长徐永昌的判断而形成的，徐永昌认为日军意在打通粤汉线，而黄河以北日军的种种迹象完全是一种战略佯动。
问题是，徐永昌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谁能保证他的判断不会出现失误呢？如果黄河以北的日军不是佯动，而是真的打算突破黄河天险，首先从北面发起进攻，那又将如何应对？这种一厢情愿的判断，并以此判断进行兵力部署，一旦日军突破河防快速推进穿插，分割包围国军的主力师团与各城镇点，那么几十万中国军队将陷入灭顶之灾。
想到这里蔡继刚不由打了个冷战，他忍不住站了起来：“各位长官，我能否谈谈自己的看法？”
蒋鼎文客气地说：“当然可以，你老弟是军令部派来的督战官，是握着尚方宝剑的人嘛。”
蔡继刚谨慎地发言：“我有一个担心，据现有的情报判断，日军这次肯定是要大举进攻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关键是它的进攻方向，日军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它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我军究竟了解多少？如果并不了解，仅凭笼统模糊的主观猜测，必将铸成大错。请蒋长官明察！”
蒋鼎文胸有成竹地点点头说：“蔡老弟，这些我心里有数，谢谢你的提醒。老弟还有什么建议吗？”
他这话等于封了蔡继刚的嘴，而蔡继刚若是识相些，此刻就该闭嘴了，可偏偏他并不打算结束：“还有，我认为刚才李长官的提议很重要，邙山头霸王城是大桥南岸的桥头堡，楔入我军防线已经两年多了，就目前态势而言，它早已不是什么眼中钉肉中刺的问题，而是生长在我军身上的一颗毒瘤，它早晩要化脓溃烂，我军一天不除掉这颗毒瘤，我河防部队就一天寝食难安！”
讲到这里，蔡继刚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还有，司令长官将战区司令部设在洛阳，我以为十分不妥，此地离火线太近，一旦指挥部被敌人打掉，我数十万大军分布在数百公里地域内，将如何统一协调作战？”
会议室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一半以上将官不住地点头，相互交换着眼色。
蒋鼎文笑了笑，以对待晚辈的口吻道：“老弟不必多虑，我半数以上的主力都集中在黄河沿岸，日军想突破我黄河防线怕是没那么容易，退一万步说，即使我防线被突破，但要一口吃掉我几十万人，日军怕是还没长出那么大的嘴。只要我河防部队能与日军绞杀几日，我南线平汉路重兵集团即可北上合围，围歼敌军于豫中平原！蔡老弟还有什么问题？噢，对了，至于指挥部为何设在洛阳，我在此要向诸位解释一下，指挥靠前是我一贯的作战风格，本司令官愿以行动表明，誓与一线将士安危同在，生死与共。”
司令长官这么一解释，在座的众将官自然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连蔡继刚也沉默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人微言轻，再多嘴就讨人嫌了，司令长官对自己已经够客气的了。
蒋鼎文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周，又补充一句：“现在，我要求各集团军，各军长官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尽快向后方转移。”
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发言过后，再也没有开口，他时不时将眼神移向窗外，显得心不在焉。
这时一个参谋将一封密信交给蒋鼎文，信是第40军军长马法五转来的庞炳勋的情报：
“敌人已计划4月中旬发动攻势，望早作准备！”
蒋鼎文阅后皱起眉头，随手将密信交给在座的高级军官们传看，众人看完信后都默不作声。
蔡继刚心说，是不好表态啊，这个庞炳勋于一年前投降了日本人，被汪精卫伪政府任命为暂编第24集团军总司令，成了大汉奸，而这关节他居然转来了重要情报，谁信呢？谁又敢信呢？
去年4月，日军五万余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