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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五千多个伤员就不管了。蔡继刚闻讯，伤未痊愈便赶往40师师部归建，他实在不愿再回到税警总团了。
孙立人以后就以这5000伤员为基础，于1938年重建税警总团，不久便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1941年年底，这支部队又被改编为新38师，加入远征军战斗序列，归国后编为新1军，成为国军五大王牌之一，此为后话。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最后以惨败告终，还连带着首都南京失守。蔡继刚痛定思痛，得出诸多痛苦的结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军界虽名将如云，但真正具有大战略思维的将领却属凤毛麟角。将领们缺乏战略眼光倒也罢了，即使在战役预案的制订与战役指挥层面上，也同样缺乏操作性。以淞沪会战为例，国军统帅部的长官们表现得很弱智，淞沪地区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于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在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缺乏回旋机动余地的作战地幅内，仓促展开70万大军，摆开决战的态势，此举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愚蠢的。蔡继刚百思不解，统帅部的长官们在战役布势和兵力运用上，为什么眼光总盯着淞沪这个弹丸之地？假如国军在淞沪地区打响后，趁日军大举增兵登陆，采用交替掩护、节节抵抗后退的方式，把防御纵深拉长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将日军主力引往预设战场，以现成的国防工事为依托进行正面阻击，进行大纵深防御，再灵活运用轻装部队在江南水网地带进行逆袭，这样既拉长了日军的补给线，又避免了日本海军舰炮火力的威胁，而且能使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日军飞机降低作战半径，削弱其作战效能。若真能如此，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伤亡就不会如此巨大。
淞沪会战的结局使蔡继刚感到很悲哀，没办法，自己虽早有预见，但由于人微言轻，这场大血战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蔡继刚对这场会战的结论是，在战略上，国军统帅部的将领们天才般地制订出改变战略方向的作战方案，使中国以弱势与守势竟然掌握了战略主动，创造出劣势一方引导战略主动的先例，在战略指导方面策划得近乎完美。
然而，在淞沪会战中，国军统帅部在战役布势及兵力运用方面却极为愚蠢，其作战指导思想无法适应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配置，又缺乏强大的反突击战役预备队。国军一线兵团紧贴海岸线以单薄的点线防御迎敌，在日军优势的空中火力及舰炮火力的攻击下伤亡惨重。而二线兵团在战术上又无法对前线进行有力支援，只能无所事事地采用逐次增加兵力的“添油战术”，不断将大量后备兵力输送到血肉横飞的作战地幅内，将这些有生力量逐渐碾碎于血肉磨坊中。
万幸的是，日本陆军的将领们也同样愚蠢，他们的战术呆板，缺乏灵活性，只会一味地平推硬攻，自恃火力与兵力的优势，专门攻击国军坚固阵地，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如果他们的智商再高一些，以优势的火力和机动能力进行迂回攻击，直接切断国军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那么国军在上海的阵地早就被日军分割包围，丧失战斗力。若能如此，淞沪会战无论如何坚持不了三个月，中国的70万大军完全有被聚歼的危险。可惜，历史容不得假设。
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综合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将士之士气等诸因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日军战斗力的评估是：一个日本士兵可以对抗八个中国士兵。在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也基本按照这个比例。这是个极其无奈的选择，弱势的中国军队只能以巨大的牺牲，换取优势一方的日本军队有限的伤亡。这毫无疑问是不等价的交换，但蒋介石仍然希望以中国人多地广的优势，最终将日本消耗至战败。
纵观淞沪会战，中国方面的战略指导是成功的，而战役布势及战役指挥是失败的、愚蠢的。万幸的是，中国军队以正确的战略指导为此后的长期抗战赢得了时间，同时也将东部的工业及战略资源，有序地转移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为此后的长期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凭此一点，中国就亡不了。
蔡继刚在中央军系统中因性格问题及非黄埔出身等原因，一直郁郁不得志，虽然由于不同凡响的学历背景升至上校军衔，但也只是在军一级指挥部当个作战参谋，始终没有带兵权。
1942年年底，军委会军令部需要一名往返各大战区的联络官兼督战官。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此督战官的首选条件，应该由与军内任何派系都不沾边的军官担任，于是蔡继刚理所当然被选中。考虑到经常要和将官们打交道，区区上校何以服众？军令部斟酌再三，上报何应钦特批，破格提升蔡继刚为少将军衔。其实这不过是个礼仪性的虚衔，并无实权。
光阴荏苒，转眼蔡继刚回国参战已近十三余年。此时，刚刚参加完第一战区司令部军事会议的蔡继刚心情抑郁，他呆呆地望着青翠的绿篱，本能地觉得李家钰的建议是正确的，那个黄河铁桥一旦被日军修通，战役的结局显而易见。到那时，广阔的豫中平原将无险可守，潮水般涌过黄河铁桥的日军坦克集群将在豫中平原上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至于蒋鼎文坚持将司令部设在洛阳的理由，更令蔡继刚哭笑不得。这位陆军上将完全混淆了指挥官与指挥机关的界限，高级指挥官亲临前线，与将高级指挥部设置于前线完全是两回事！
蔡继刚的目光仿佛越过洛阳城，越过黄河，伸向雾气迷蒙的黄河北岸，他心中渐渐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敌人在调兵遣将，蓄积力量，庞大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随时有可能向中国军队发出致命的一击，而我们什么也不做，几十万大军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坐等日军的进攻。悲乎！我的中国！
在古今中外的一切战争中，交战双方对战略主动权的争夺是首要问题，哪一方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就能够控制战争的进程，继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那么在1944年春季的中原战场上，中日交战双方究竟谁掌握着战略主动权呢？答案很清楚：日本。这个经过长年战争消耗、业已气息奄奄的帝国，仍然掌握战略主动权。
其实日本帝国的日子过得相当糟糕，自1944年始，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进而轰炸日本联合舰队基地特鲁克和马里亚纳、加罗林群岛。日本军务局长佐藤面见东条英机，提出从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撤退。这样，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于1942年宣布的太平洋绝对国防圈就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2月26日，美英军队在新几内亚北面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登陆，日本南洋派遣军司令部拉包尔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3月5日，英国温盖特少将的空降兵团在北缅伊洛瓦底江两岸空降。更致命的是，由于美国潜艇群的出色表现，日本帝国向南洋战区输送兵源补给的海上运输线被严重封锁。以战争的总趋势来看，日本帝国就像是拳击台上一个连遭重击、即将被打倒的拳击手，只需对手盟军方面最后一击就可结束比赛了。
可奇怪的是，这个已经鼻青脸肿的拳击手在倒下之前，却一反常态地向胜利者发出致命一击，然后他惊讶地发现，即将获胜的对手居然被打得轰然倒地，几乎丧失了比赛资格。
现代化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总体战，在1944年中日两国的战力比较上，并不是日本军队太强，而是中国军队太弱。弱在哪里？不仅仅是综合国力和武器装备上的悬殊，而且也是双方高级将领在智力层面上的悬殊。
1944年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在南京的派遣军司令部召开由各方面军、野战军及师团长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制订出一套完整的作战计划，即《一号作战计划》。
其内容是，此次作战将要达到三个战略目的：
第一，在美英海军封锁太平洋航线的情况下，打通一条北起东北，横穿中国大陆，南至越南河内的铁路交通线，从东北到朝鲜半岛与帝国相连，保持帝国与大陆的进出自由。
第二，消灭中国西南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消除其轰炸日本本土的威胁。
第三，消灭重庆军队的主力，特别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
畑俊六大将的战役布势及兵力运用是这样的：第一阶段作战，将打通郑州至信阳之间的铁路线，围歼中国第一战区防区内的重兵集团，尤其是消灭该战区的核心主力，汤恩伯的王牌第13军。
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大将为此次作战的总指挥。由华北方面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率领第37、第62、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骑兵第4旅团、坦克第3师团从郑州以**破黄河防线，向平汉铁路南段沿线发动攻势，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并确保平汉铁路南段的畅通。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以独立步兵第11旅团主力七个大队的兵力，从信阳出发北进，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第13军以一部分兵力从安徽蚌埠地区沿黄泛区南侧前进，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第5航空军司令官山下琢磨中将，以一部航空兵力量，配合地面部队进攻。此次战役，日军投入总兵力初步定为20万人。
为实施《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倾其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和物资，孤注一掷投入此行动。日军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与支援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在兵力动员上，日军大本营决定再动员51万部队，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这样就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其作战兵力已达到32000人。此外，日军大本营还抽调日本本土与关东军的部队，进一步支援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
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仅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而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
陆军方面则破天荒地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援，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并且调集了马匹67000匹，运输汽车13000辆，运输补给船艇10000艘，还调动了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援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
日军大本营为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准备得一应俱全。
箭已在弦上！日军的一号作战，很快将成为中国军队的噩梦。
现在，日军在黄河大铁桥的修复工程显然加快了速度，汉王城国军炮兵的炮火干扰索性成了应付差事的象征性行动，而对面日军的炮火却丝毫没有懈怠，只要国军敢发一炮，立刻就回敬20炮，到后来国军炮兵干脆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了。于是黄河大铁桥在中国守军的注视下，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向南岸延伸，与此同时，浮桥的铺设也在日军火力的掩护下进展迅速。
4月初，黄河大铁桥终于修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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