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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而陕西省自古就是个缺粮的贫瘠省份，在粮食问题上自顾不暇，岂有余粮支援河南的几十万驻军和数千万庞大人口？
算来算去，河南的军粮也只能在河南就地解决。战争时期，军人不能饿肚子。至于老百姓，只好委屈一下了。这一年，中央政府给河南省的征粮指标一点没减少，这对赤地千里、嗷嗷待哺的灾区民众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还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一些政府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大发横财。来自西安、郑州的奸商，地方政府的小官吏、低级军官，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记者张高峰的报道《豫灾实录》，披露了灾区哀鸿遍野、饥民相食的惨状。2日，《大公报》刊发主笔王芸生先生根据这篇实录激情写作的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一石激起千重浪，大后方民众舆论鼎沸，悲愤莫名。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
这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大员们有着超稳定的心理素质，任你舆论闹翻了天，人家就是打死也不作为，看你有什么办法。
对于政府的不作为，中国的报人们闹腾一阵子也只好无奈地闭了嘴，可洋人们不大了解中国政治，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
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就是这样一个“轴人”＇1＇
。
这位白修德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大学毕业后，他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于1939年来到重庆，任《时代》周刊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是继斯诺之后，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1943年2月，白修德从重庆飞抵宝鸡，又乘火车走陇海线到西安，经潼关进入河南洛阳，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我们所看到的，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首先是尸体，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躺在雪堆里，死去一两天的一具尸体。她的脸已经萎缩，可以看见头盖骨。她一定还很年轻。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我停下来拍摄了一条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还没有调整好相机，狗已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
这次灾区之行使白修德先生受到极大刺激，中国官员们习以为常的事，在白修德看来简直不可容忍，这不能不承认，东西方的价值观是存在极大差异的。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应该说，白修德的采访稿件是很犯忌的，因为重庆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相当严格。按规定，当时从中国各省发往海外的所有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经新闻检查机构审查后方可发出。但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洛阳电报局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时代》总部。
这篇来自河南的灾荒真相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时间是1943年3月22日。这件事惹恼了蒋夫人宋美龄，因为仅仅就在21天前的3月1日，宋美龄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这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蒋夫人这年2月刚刚在美国风光了一回，她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支持中国抗战的精彩演讲，她的魅力一时间几乎征服了整个美国。正在这节骨眼上，白修德的文章极大地败坏了蒋氏夫妇的国际形象，这不是毁人吗？
蒋夫人看到报道后大怒，她气急败坏地给《时代》周刊老板卢斯写信，要求卢斯解雇白修德，但卢斯拒绝了她的要求。
事后白修德分析，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驱使，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真相，哪怕这样做事后可能会受到迫害。
白修德回到重庆就像鬼魂附了体，他发了疯似的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找了宋庆龄、孔祥熙、何应钦等人。在与何应钦面谈时，两人还大吵起来，何应钦不承认军队抢了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认为这是共产党制造的谣言。白修德坚持说他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的汇报都是假的。
两人就此闹得不欢而散。
最后白修德终于见到了蒋介石。他在一封信中，以极不恭的口吻描述了他与蒋介石的会面：“这个老家伙给我20分钟时间。他像通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好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发赈灾财的人该倒霉了。他们大多数是CC系和财政部的人。委员长对那些贪污犯，只要让他知道，那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惩治办法——把他们枪毙。”
就这样，一场迟到而无奈的赈灾行动才开始实施。
不过蒋委员长的赈灾行为着实令人费解：他一方面心急火燎地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省的总征粮数减为250万石，由国库拨款两亿元用于河南赈灾，同时命令征用所有的交通工具，火速将陕西的贮粮运往河南；另一方面，这位蒋委员长又同时强调今年河南省的军粮征收不能减免。
蒋委员长的这一举动使日后的历史学家们感到一头雾水，一边是火急火燎的“赈灾”，一边是不由分说的“纳粮”，这两件南辕北辙的事居然搅到了一起。
有人这样分析，蒋委员长“赈灾”是假，“征粮”是真，三面临敌的河南驻军不可一日无粮，老先生从战略角度考虑，无奈地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
白修德写完那篇灾情报道后，又采访了一位中国军官，当他义愤填膺地指责国民政府横征暴敛造成的惨剧时，这位军官却振振有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这话应该很对蒋委员长的心思，他嘴上不说，心里却很希望老百姓应有这种觉悟，宁可饿死也绝不当亡国奴！
可问题是，奄奄一息的数百万河南灾民们，此刻他们该如何选择？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当有饭吃的亡国奴？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悖论！似乎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若干年后，白修德对中国民众作出这样的评价：“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两辆美制军用敞篷吉普车在叶县通往洛阳的公路上艰难地爬行着。这段公路由于年久失修已变得凹凸不平，再加上日军的空袭，使原本已经很糟糕的路面上布满了大小不等的弹坑，车子颠簸得很厉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上将和幕僚、卫士们被颠得七荤八素。汤恩伯的帽子歪斜着，落满了灰尘的黄呢军服敞着领口，满脸的汗水混合着灰尘在他的圆脸上留下一条条污痕。
汤恩伯的心情很恶劣。大战爆发的第一天，国军重兵防守的黄河防线就被撕开了两个巨大的口子，日军三面包围郑州，只在城西方向留出通道。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与其在攻城上多耗时间，不如迅速夺取交通枢纽，主力尽快南下控制平汉铁路。至于郑州的中国守军，日军干脆放开一条通道，使其主动撤退，避免守军做困兽之斗，增加日军攻城部队的伤亡。
据中美空军混合团的侦察机飞行员报告，日军另有一股强大的兵力正向西南方向涌动。这一态势使蒋鼎文心里一惊，此时他就算再傻也看出了日军的路数，那是日军统帅畑俊六大将朝思暮想的心病：在豫中围歼汤恩伯集团的精锐主力——石觉的第13军。
蒋鼎文为此惊得张皇失措，他知道13军是汤恩伯的心肝宝贝，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于是急令汤恩伯火速赶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这就是蒋鼎文的愚蠢之处，都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他还要正儿八经地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
汤恩伯为了赶时间便轻车简从，只带了副官、参谋及四个卫士就匆匆上路了。
汤恩伯本不是等闲之辈，他是蒋委员长的同乡，早年毕业于浙江讲武学堂，后来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炮兵科。回国后先任孙传芳部少校，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黄埔六期军训区队长，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军长。
汤恩伯的威望随着13军的赫赫战功渐渐声名鹊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汤恩伯率13军在南口居庸关一带和日军血战14天，直到张家口被突破，才不得不下令突围。
在1938年台儿庄会战中，汤恩伯才真正显露杰出的指挥才能，他率领第20军团猛攻枣庄、峄县。日军以一个旅团进援台儿庄，汤恩伯一个反手将日军第10师团圈入包围圈内，第20军团的骑兵团随即沿台枣公路展开攻击，上千名手持马刀的轻骑兵组成数道凶猛的攻击波，在日军猛烈的火力下前仆后继，连续攻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楔入日军防线纵深达四公里，数百名日军士兵横尸骑兵团刀下……
一个随军的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烈的搏杀，他是这样报道的：“凶猛的中国骑兵展开战斗队形，旋风般冲进我们的防御阵地，随着战马冲击速度的加快，他们手中令人生畏的马刀犹如割草机，霎时造成我军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