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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继刚压住火问：“怎么，怕打白刃战？”
“长官，鬼子拼刺刀很厉害，我们恐怕会吃亏，所以我们在作战中尽量使用火力消灭敌人，避免拼刺刀。”
蔡继刚毫不客气地说：“我看胆小的不是士兵，是你这个团长。还没和敌人交手，你在气势上就先垮了。白刃战靠的是勇气和胆量，其次才是技术！你们217团从黄河防线一路撤到这里，居然还是个齐装满员的部队，这只说明了一点，你们从来就不敢和鬼子正经打上一仗。哼，你这个团长好意思吗？”
蔡继刚近乎羞辱的训斥使孙团长感到很难堪，但他慑于蔡继刚的少将军衔，强忍着不敢发作。孙团长涨红了脸小声说：“长官，我不怕死！战斗打响后，我第一个端着刺刀上，请长官监督，如果我临敌怯战，长官可以枪毙我！”
蔡继刚缓和了口气：“孙团长，我不怀疑你个人的勇敢，但我希望看到的是你这个指挥官的战术素养和整个217团的杀气，要是没本事带出一支虎狼之师，你不如去当个班长。我问你，150米的射击距离和50米的射击距离有什么区别？”
“当然是距离越近命中率越高。”
“这就对了，在50米距离上，一个新兵都可以成为神枪手，命中率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敌人冲到20米距离更好打，你们的*是干什么用的？几百颗*扔出去，敌人的散兵线就会变成一堆碎肉，再凶悍的敌人也经不住这样的弹幕攻击。日本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是！长官，我马上重新设置工事！”
“告诉你的士兵们，不要惧怕短兵相接，不要惧怕拼刺刀，鬼子没长着三头六臂，和你一样，也是肉长的，你越怕丢命，死的可能性就越大，不如横下一条心，刺刀上见高低！但凡优秀的部队，无一不是敢于近身肉搏的部队，我倒要看看，这一仗下来，217团是英雄还是草包！”
孙团长脚跟一碰，挺胸道：“请长官放心，这一仗要是打不好，我孙永志提头来见！”
蔡继刚把一切都安排好后，吩咐满堂把警卫班布置在最前沿，准备参加战斗。满堂对蔡继刚的命令提出异议：“长官，警卫班的任务是保护你的安全，你走到哪俺跟到哪，咋能把警卫班搁在最前沿呢？”
蔡继刚说：“我的指挥部就在最前沿，你们当然要跟着我。”
满堂一听脑袋就大了，因为刘昌义军长说过，蔡长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警卫班从班长到士兵都得枪毙。凭他对蔡继刚的了解，这个蔡长官好像对打仗很有瘾，枪一响就往前凑，一个堂堂的少将怎么总想着干连长排长干的事？
满堂带着弟兄们磨磨蹭蹭地搬石头做掩体，他希望蔡继刚能改变主意。
蔡继刚忽然想起路上遇到农民打劫的事，他心里一直很不舒服，也很不理解，这些农民为什么如此混沌，连一点起码的是非观念都没有？就算是出于愚昧、出于饥饿，也不至于帮助日本人缴自己军队的械，政府做得再不好，毕竟也是自己国家的政府，他们难道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吗？
蔡继刚叫过满堂和铁柱，他知道这兄弟俩是本地人，他们一定知道这些打劫的老百姓在想什么。
满堂和铁柱一听蔡继刚的问话心里就毛了，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一块心病。自从被抓了壮丁，满堂就不止一次偷偷叮嘱铁柱，抢劫国军的事打死也不能说，这是掉脑袋的事。不过蔡长官既然问了，满堂还是得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几句公道话。他真诚地认为，河南的老百姓实在是很倒霉，反正交战双方谁也没拿老百姓的命当回事，他们只好自己救自己。当然，自己干过的事坚决不能承认。
蔡继刚静静地听着这兄弟俩的叙述。满堂和铁柱显然不具备完整的表达能力，他们的叙述语言极度缺乏逻辑性，甚至多次颠三倒四地重复同一个问题。他们的思维似乎混沌一片，既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也没有任何简单朴素的政治诉求，甚至连一般的好恶是非观念都很模糊。
蔡继刚听了半天才弄明白，这兄弟俩喋喋不休唠叨的只有一个明确的表达，就是河南闹了两年大灾，农民粮食颗粒无收，其饥饿程度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而政府不但没有赈济灾民反而加紧横征暴敛，尤其是汤恩伯那鳖孙，他的兵最坏，把老百姓糟蹋得活不下去才豁出命去抢劫，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
蔡继刚向满堂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你认为汤恩伯的兵比日本人还坏吗？”
满堂肯定地说：“听逃难的人说，鬼子也不是啥好货，可俺村以前没来过鬼子，俺不是没见过嘛？”
铁柱马上补充道：“这回第一次见鬼子，鬼子对俺老百姓挺好，挨家发粮食，还是白米呢，俺长这么大也没吃过白米。”
蔡继刚沉默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事情是明摆着的，中国的老百姓从来都是处于自生自灭的原生状态，政府除了收税，似乎没有为他们做过什么。国家对他们而言是个很虚幻的概念，既然老百姓感受不到国家的存在，那么他们凭什么要为国家去流血牺牲呢？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只是让老百姓明白了一个道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天下都是皇家的，与老百姓没有关系，那么老百姓为什么要为与自己毫无干系的皇家去打仗去流血呢？听着满堂兄弟的叙述，蔡继刚感到震惊，感到惶惑，他意识到自己语言的苍白，他无法对满堂兄弟的混沌愚昧作出批判。此时，蔡继刚又能说些什么呢？
蔡继刚知道，中原的惨剧不仅仅始于1942年以来的水、旱、蝗灾，其实恶果在1938年就已经种下了。那年5月，日军土肥原师团由菏泽北面董口偷渡黄河成功，向陇海线西犯，目标在于占领郑州、许昌。日军的战略目的不仅为切断平汉路郑汉段的运输联络，更在于南进武汉，西迫洛阳、西安，进而窥视中国西南大后方。当时郑州危急，武汉震动。国民政府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扼制敌人的进攻势头，情急之下，蒋介石命令商震的第20集团军新8师掘开黄河花园口堤坝，以水代兵，使黄河改道南流，入贾鲁河和颍河，夺淮入海。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阻截日军西进南下的目的，使日军第14、第16师团陷入困境，但同时也给豫、皖、苏的中国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200余万亩的耕地被淹没，造成了大片的黄泛区，共计120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亡。
蔡继刚这几年一直在军委会工作，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使他接触到不少绝密资料。蔡继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讯对此事件进行过评估，应该说，国民政府在进行决策时已经充分考虑到民众的巨大伤亡和经济损失，为了防止民怨的扩大，国民政府在事后的行为很不光彩。6月11日，也就是花园口刚刚决堤，蒋介石就作出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自此中央社奠定了宣传基调，将决堤栽赃于日军，并且加强其悲剧性的引导，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对受灾惨状加以渲染，把民众的怒火引向侵略者，而逃脱政府应负的责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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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花园口事件的得失在重庆高层军政官员中间争议很大，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部分人认为，花园口决堤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据后来得到的情报表明，洪水之后日军紧急以航空兵团全力援助困于黄水中的第14、16师团，用运输机和临时改装的轰炸机给被困部队投下大量补给。6月29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据悉，仅日军第2军死于洪水的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从战略角度看，黄河决堤后形成黄泛区这一巨大地障，迫使日军于平汉路以东停止前进，从而消除了唐、白河流域及汉水中游面临的军事威胁，并守住了军事重地郑州。如此说来，国民政府的“断臂图存”之举是利大于弊。另外，民众死于洪水的人数也存在极大的争议，国民政府的宣传部门宣称：“花园口决堤后，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
对此事件执肯定态度的一部分人认为，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的意义有三点：首先是阻止日军西进，改变了进攻武汉的路线；其次是为保卫武汉赢得了准备时间；再就是造成了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局面。
蔡继刚对此说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价值仅在于给占领中牟、尉氏的日军造成困难并使其受到一定的损失。黄水夺淮造成淮河泛滥，日军不过是将原定以一部分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麓地区的作战部署，改为沿长江西进进攻武汉。与豫、皖、苏民众因黄水泛滥遭受的巨大损失相比，这点军事价值不足称道。
从后来的战局发展来看，也证实了蔡继刚的判断。其实，日军在6月9日花园口决堤之前就已经制订好进攻武汉的计划与行动，日军大本营并没有因为黄水泛滥而改变或推迟进攻武汉的时间。此外，决堤放水也并没有为中国军队保卫武汉赢得准备时间。在花园口决堤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在安庆登陆，并很快占领安庆，武汉会战正式拉开帷幕。9月6日，广济失守。29日，日军攻陷长江要塞田家镇。至10月下旬，武汉三镇全部沦于敌手，武汉会战结束。事实证明，对于中国军队保卫武汉的准备时间而言，花园口决堤与否都是一样的。
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日军为地障所阻才转入对峙，对于具有立体作战能力的日军来说，区区一片黄水地障并不能阻挡他们进攻的步伐，此次豫中会战就证明了这一点。1944年的日本帝国，虽然经过长期的战争消耗已成强弩之末，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战场上，他们仍然牢牢地掌握着战略主动权。蔡继刚认为，交战双方夹黄泛区对峙的最根本原因是日军的兵力不足所致。地形是选择两军对峙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此时的对峙，是服从于整个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总形势的需要而决定的。
身为将级军官，蔡继刚不会天真到相信中央社的宣传：“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连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日军部队都淹死了这么多人，那么以中原一带人口的密集程度，没有组织、缺乏避险手段并惊慌失措的老百姓会死多少？只有天知道！
事后国民政府的一些高官认为，民众死亡89万这个数字是无稽之谈。其实具体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黄泛区上千万民众的感受，他们会深切地感受到，几十万民众的生命在政府决策者的眼里似乎形同草芥。这个如此冷酷的政府不要也罢了，即使当了亡国奴，状况也不会比这个结果更坏。“壮士断腕”固然悲壮，关键是谁去充当这个“腕”？
想到这里，蔡继刚痛苦地用双手抱住头，他理解了那些抢劫抗日军队的民众。抗战以来，中原民众承受了如此深重的苦难，战争和洪水给平民带来巨大伤亡，天灾和苛捐杂税造成民不聊生。他们中的少数人即使有过错，也是可以原谅的。
这时远处传来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