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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接着又问：“关于此次豫中会战失败之检讨，各位有何高见，不妨畅所欲言。”
全场沉默，足足五分钟，将领们不时抬起头相互察言观色，就是没人先开口。
陈诚略带嘲讽地问：“怎么，都哑巴了？”
蔡继刚忍不住了，他只觉得血往头上涌，多日的抑郁不吐不快，不然他真要疯了，他第一个举起手要求发言。
陈诚点点头：“蔡继刚少将，你说！”
蔡继刚站起身慷慨陈词：“我认为第一战区长官部最大的失误在于事前疏于防范。日军进犯之前，我方已获得情报，而且亲眼看到敌人修复黄河铁桥，第36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提出了很有战略眼光的建议——派出小部队奇袭北岸，再次炸毁黄河铁桥，无奈不被采纳，而且认定是日军故意发出的谣言攻势。一度封锁之河口，竟又复行开放，致使4月17日前两天就有日军小部队偷渡过河，将我南岸河防阵地侦察得一清二楚，待我军发现时为时已晚，足见防范之松懈。特别是日军工兵在我军众目睽睽之下修桥达数月之久！我军竟长期坐视，毫无动作，致使日军第3坦克师团冲过大桥，在豫中平原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现在李长官已壮烈殉国，而他的担心不幸言中，我们在座的各位，何以抚慰李长官的在天之灵？”
在座的将领们都低着头，无言以对。
“还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战前我军的兵力部署，一战区兵力虽多达40万之众，但一个师守一个县，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每一点上都是劣势，而日军往来机动，在每个点上都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我军将士再英勇顽强，也无力抵挡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耗尽拼光只是时间问题，毫无胜算把握。”
陈诚点点头问：“还有吗？”
蔡继刚回答：“暂时没有了，想起来再说。”
蔡继刚发言后，会场气氛活跃起来，长官部后勤处长李峻如站了起来，很谨慎地说：“此次战事失利，后勤也是个大问题，长官部在战前用兵站总监部的汽车到河对岸抢购敌占区的物资，致使战事发生时，兵站没有汽车对部队适时补给粮弹。”
会场上一片哗然，将领们纷纷交头接耳，皆面露愤愤之色。
李峻如见状似乎受到鼓舞，鼓起勇气继续说：“还有兵站总监部所属各仓库，平时都把军粮贷放给农民，坐收利息，更有盗卖军粮者，所以部队军粮欠发甚多。另外，所发军粮都是原粮小麦，各部队只好动用作战士兵自行磨面，战事一起，难以全员上阵。更有很多部队直接就食于民间，造成军民关系恶化。嗯，还有兵站征用民间交通工具太多，但大部用于为商人包运货物，或者为部队走私货物。”
陈诚的脸色渐渐变得铁青，他的右手下意识地敲打着桌面。
长官部办公室一个上校发言：“长官部移动时管理松懈，混乱不堪，电务人员建制混乱，责任不明，每到一新地点，总有人不能追随行动而失散。电话机丢失更多，又因密码本遗失及无线电台与各部队波长呼号错误，以致失去联络，无法指挥。而兵站总监部于转移时，科长以上职员多擅自后退，导致前方兵站业务无人负责。可以说一战区长官部的指挥管理形同瘫痪。”
一个中将站起来说：“部队普遍吃空额，实际缺额极大。以战前而论，洛阳市场上的粮食半数以上都是部队卖出去的。”
另一个中将立刻辩解道：“作战部队有作战部队的难处，今年年初以来物价飞涨，市场上粮食及商品早晚都不同价，可军饷却无增加，士兵的月饷只等于战前的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一切副食费、办公费，都同样无形减少，减少到官长若不吃空额，不仅他本人会饿死，全军全师都会饿死，这样下去，还打什么仗？”
又有个少将抢着发言：“最气人的是管弹药的后勤人员，我甚至怀疑他们是汉奸，他们拒绝与作战部队合作。兵站的弹药仓库每个县都有，可没有一个兵站仓库愿意把弹药送往前线。这些浑蛋不管战事多紧张，一律等候各部队派兵持提货单来领，要是没有兵站上级军官颁发的提货单，就算是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也休想领到一颗子弹！汤长官于4月26日在登封碰了兵站小官的钉子，5月10日又在嵩县碰了兵站的钉子。”
又有人接着发言，但声音小了许多：“将帅不和，彼此间不信任。部队仍有地方部队、中央军之别。许多北方部队装备差，兵员缺额又大，但使用起来专往风口浪尖上顶，这次会战我军打得最激烈最顽强的许昌、洛阳等守城战，都是杂牌军打的，而有些嫡系部队却一直养精蓄锐，偏安一隅，如此不公，令各友军之间无法同舟共济，相互配合作战。”
蔡继刚没有抬头，听声音就知道是暂编15军军长刘昌义。
陈诚一言不发，气恼地在地图前来回踱步。
军事检讨会因为蒋鼎文、汤恩伯二人不在场，所以开得很热烈，直到下午1点钟。
下午3点，第一战区长官部记者招待会在司令部招待所入口大厅召开。
西安市党政系统、社会贤达、各界名流、社会各团体、群众组织、商会代表、新闻媒体会聚一堂，人声嘈杂，气氛热烈。大厅北面置一讲台，上面铺着绿呢桌布，放着一支麦克风。第一战区所有高级军官按军衔高低分前后两排坐在讲台后面，蔡继刚故意在后排最靠边的位置坐好。他抬头看了一眼，见妻子赵湘竹站在媒体记者最前一排，夫妻俩对视了一眼，没有任何表示。
记者招待会刚刚开始，立刻有一位男记者抢先提问：“我是《扫荡报》记者，请问陈诚将军，关于此次豫中会战的大溃败……请原谅我用这三个字来形容，您不这样认为吗？请陈将军谈谈这次溃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诚回答：“首先，这位先生的用词我认为基本属实，此次日军的一号作战，总兵力有八个师团14。8万人之众，而我驻豫部队有七个集团军，虽然严重缺员，但加上地方部队也有40万人之众。从4月17日日军突破中牟河防，到5月25日洛阳失陷计38天，我军失守城镇38座，可谓日失一城，我军损兵折将达20万人，部队一溃千里，日军一直冲到豫西卢氏县城。另一支日军几乎闯进潼关，幸好被第八战区的五个军挡住，在灵宝、卢氏、西坪一带建立起防线。陕西方面的防务已经固若金汤，请大家安心勿忧。”
陈诚擦了擦汗继续说：“关于此次会战失败原因，我认为首先是指挥不统一，命令难以贯彻。一战区长官部与副长官部之指挥不能统一，司令长官蒋铭三与副司令汤恩伯二人各行其是，互不参商，影响作战甚大。许昌失守后日军主力迂回洛阳，逼近龙门，我统帅部命汤副长官及各军会师洛阳，均未遵行，以致日军终于得以合围洛阳，并分兵直捣我长官部所在地。一战区长官部没有判断指示的时间，以致部队各自行动，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第二点是部队战斗意志低落，日军进攻之初仅用数百人，后渐增至千人，我军均不战自溃。日军见我毫无斗志，开始集中抽调大部队，连犯我密县、泛水、新郑、许昌。此时黄河以北敌陷区及日军新占领地区防务空虚，我自孟津河防至泛水密县一带有六七个军之多，竟然都袖手旁观，不予出击，坐待敌人来各个击破，这也是我军失利的主要原因。”
赵湘竹终于抢到话筒提问：“我是《中央日报》记者，风闻此次会战我军损兵折将，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当地武装农民所缴械，请陈将军将此事予以澄清，另外也请陈将军谈谈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因为这不是个别的孤立事件，而是普遍行为。”
蔡继刚在后排一听，心想：“糟了，连上午的军事检讨会都无人敢提及此事，这里面牵涉了太多的政治原因，一时哪里说得清楚？湘竹啊，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陈诚没有马上回答，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尴尬，他显然是在斟酌词句：“我承认驻豫部队军纪废弛已极，河南民间早就有‘水旱蝗汤’和‘宁愿敌军烧杀，不愿国军驻扎’的口号，此话虽然过分，但军队纪律败坏，实在也是无容为讳的事实。汤副长官不能以身作则，又个性太强，上行下效，往往相互蒙蔽，不敢举发。伊川、嵩县、登封遭85军洗劫极惨，13军在密县、禹城，预8师在卢氏，40军在木洞沟也是如此行事。”
说到这里，陈诚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坐着的两排高级军官，有几个将官尴尬地把头低下。
陈诚继续说道：“长官部特务团随长官部行动，也是到处鸡犬不留。军民之间俨如仇敌，战事进行中，军队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自属当然。而各地身任乡镇保甲长或自卫队长等之土劣恶霸，也有趁机劫杀零星部队及予以缴械之事，加之敌人在行政下级干部阶层及各乡镇、各警所多已隐伏汉奸分子，淆惑民众，阻扰国军，无所不用其极。敌自龙门突破后，即窜大屯，开伪保甲长会议，当时民众竟然持旗欢迎。我宜阳县地方团队奉令破坏洛宜段、新洛段公路，洛阳民众竟以不敢触怒日军为辞，持械抵抗，入夜又暗暗将破坏处修复。豫中现实如此，怎能寄希望于军民配合的原则呢？”
赵湘竹仍然不依不饶，她又一次拿过话筒：“陈将军在王顾左右而言他，据我所知，劫杀国军零星部队及缴械之事，并不仅仅是各乡镇保甲长或自卫队长等之土劣恶霸，而是大批民众的自发行为。我的问题是，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我国部分民众竟然帮助敌人缴自己军队之械，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其原因涉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涉及抗战之生死大计，还请陈诚将军谈一谈对此事件的看法。”
陈诚有些不悦，但不失风度地使用起外交辞令：“这位女士，你说的这些情况我并不掌握，如果情况真如这位女士所言，我会把此事调查清楚，给各界朋友一个交代。下面还有哪位朋友提问？”
“陈将军，我是《大公报》记者，河南民间传闻驻军腐败并非只是军纪和军粮问题，还有长官部主要精力不办河防军事，倒是一门心思经商捞钱。请陈长官切勿护短，将详情告之民众，以正视听。”另一男记者又开始发难了。
陈诚坦然答道：“长官部在洛阳开设面粉厂，并利用陇海路营运煤炭图利；汤副长官为自筹经费自谋供应计，在界首成立物资调节处，后改民生公司，变相征收税款；又在漯河开设中华烟厂，界首开设三一酒精厂，嵩县开设造纸厂，镇平开设三一纺织厂，鲁山开设煤厂，其经营范围之大可以想见，原为改善军队补给，本意不能说不善，可是结果完全成了假公济私的经商行为。长官部既然如此，下级各部队即纷纷效仿，遂一发不可收拾。各级军官差不多都成了官商不分的人物，个个腰缠万贯，穷奢极欲。而普通士兵绝大部分形同饥民，严重营养不良，瘦弱不堪。官兵生活不能同甘共苦，要这样的官兵组成的部队发扬斗志，那无疑是痴人说梦。”
赵湘竹再一次抢过话筒，提出一个不但令陈诚难以回答，也令全场始料不及的问题：“刚才陈将军在回答《扫荡报》记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