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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藤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中被弹片击碎了膝盖骨，变成了瘸子。要不是因为战争扩大，军队极缺兵员，这类伤残军人早该退伍了。承蒙长官照顾，野藤伤愈后被调到第一军司令部当了个坐机关的作战参谋。事已至此，渡边和野藤的愿望这辈子都不可能实现了。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军队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现代化军队，从战略战术到兵器装备不断地与西方军队缩短差距，而日本军人的思想却未必进入了现代化，这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
日本16世纪的战国时代是个没有权威的时代，那时的日本列岛群雄四起，整个国家乱了套。传统的贵族政治土崩瓦解，土豪、平民甚至浪人都开始不满意自己卑贱的身份而准备闹事。西方基督教和火枪的引进改变了社会和战争形态，使日本逐渐摆脱以往的兵农合一制度，转变为以现金雇佣浪人为职业军人，早期各诸侯的国人土豪联合体制也逐渐转型成集权独裁的军国政体。于是日本列岛上大规模的会战成为常态，统一的幕府也自战火中历练诞生……这时候的武士们才算有了正式饭碗，他们终于可以像贵族一样领取俸禄了，当然是谁给钱就为谁打仗，他们只忠实于自己的领主，而不听命于任何权威。不管攻击对象有多么显赫的家世和头衔，领主一句话就可以灭了他全家。因此，日本战国时代的诸侯们没有哪个活得太长久，总是屁股还没坐稳，就让别人给灭了。后世日本军队中奉行的“下克上”行动从那时起就有了理论依据。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军队虽然发展成为现代军队，而军人们的思想及行为方式却出现了两极分化，作为军队主体的士兵阶层只强调忍耐与服从，而军官们，尤其是中下级军官们却桀骜不驯，有抗上之风气，稍不满意便实行“下克上”，一旦出手便凶狠异常，哪怕是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1936年的“二二六政变”＇1＇
就是最好的例子。
渡边和野藤也属于这类军官，他们天生不喜欢受人管束，总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他们好勇斗狠，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皆如草芥；他们激进偏执，一旦认为自己正确便死不悔改；他们藐视权威，对高级军官嗤之以鼻。用渡边的话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赶上“二二六政变”，如果当时他在东京的近卫军服役，他一定会把那些统制派的元老们杀个片甲不留。他很羡慕那些在“二二六政变”失败后被判死刑的军官们，干出这等漂亮的事，就是走上刑场也值了，这该是件多么荣耀的事。
渡边和野藤一致认为，虽然战争中的伤残使他们过早地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制造一些有刺激的故事，否则他们的军旅生涯会变得非常乏味，他们不喜欢乏味的人生。
这时渡边坐在办公桌前仔细翻阅着野藤带来的文字材料。这是两个军曹的服役简历，其中一个叫松月正雄，年龄28岁，已经服役10年，修习剑道及铳剑道＇2＇
近20年。按简历上记载，松月正雄参加过南京、武汉、南昌等大型战役，他的战绩是在23次白刃战中用军刀或刺刀斩杀过78个敌人，而自己竟安然无恙。
另一个军曹叫柳川信哲，27岁，此人10岁便开始修习剑道及铳剑道，服役期内参加过三十多次白刃战，战绩是斩杀81人，自己毫发未损。
渡边抬起头问道：“野藤君，从技术角度看，这两位军曹应该没有任何问题，都是冷兵器高手，关键是他们对比赛的后果有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野藤腰板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习惯性地叉开双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副标准的士官生坐姿。他声音低沉地回答：“这两个军曹和你我一样，都是狂热的‘剑术派’，厌恶现代战争，怀念冷兵器时代。据我所知，这两个人都多次参加过私下决斗，他们成功地瞒过了宪兵的眼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野藤君，你想过没有？决斗的结果只有两个，如果这两位军曹获胜，自然皆大欢喜，没有人会关心那****战俘的性命。但是还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我们的人，哪怕只有一人丧命，你我也要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也许还会判死刑。这个问题……野藤君考虑过吗？”
野藤耸了耸肩，显出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态：“司令部里的空气令人窒息，我巴不得换个地方，坐牢的感觉不会比坐办公室的感觉更糟。渡边君，昨天我还遇到松月正雄，他一个劲给我鞠躬，嘴里不停地说，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问他，为什么要谢我？他说，感谢长官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说别高兴得太早，此事还不一定能成呢。松月正雄说，拜托长官了，一定要办成，这两天我的肾上腺素像井喷一样往上涌，怎么压也压不住，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瞳孔放大……医生说，这叫‘战斗反应’，要是这件事被取消了，我肯定会发疯的……”
两人放声大笑。
渡边笑道：“这个世界上总要有这么一些人，把血腥搏杀当成一种娱乐。这个松月正雄是个好军人，你我也是好军人，一个军人要是没有进行冷兵器格斗的胆量，那他最好再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只当没来过这个世界，让他再重新出生一次。”
“渡边君，我憎恨20世纪，憎恨那些该死的机枪大炮、近距离空中支持……这哪里是打仗呀？这是绞肉机，英雄和懦夫简直没有区别，一颗炮弹就可以把他们一起送上天，再勇敢的武士也抵挡不住懦夫手中的火器。这不是武士的过错，是时代的悲剧。说来令人沮丧，武汉战役时，我还没有面对面见到敌人，我的军刀还没来得及溅血，就被糊里糊涂送进了医院，这种战争实在令人厌恶。”野藤捶打着自己受伤的左腿痛心疾首地说。
渡边叹道：“是啊，我们要是能早出生200年，还可以赶上江户时代，那时候的武士多令人羡慕，一把***就可以走遍天下。哪像现在，一个农夫出身的人都可以当将军，真是生不逢时啊。”
“渡边君，那****战俘真是武术高手吗？他们受过器械搏击方面的训练吗？我之所以尽力促成此事，那是真想看到一场高水平的、比较公平的决斗，否则我们还不如枪毙了那两个战俘，何必费这么大劲呢？”
“野藤君，请相信我，这点眼力我还有，他们一出手就不一般，从步法、身形和速度、爆发力上看，没有多年的训练和名家指点不可能有这种身手。你放心吧老朋友，中国武术家没有不会使用器械的，依我看，中国武术中的棍术和刺枪术比我们的‘铳剑道’要更实战些。”
野藤站了起来，似乎下了决心：“好吧，这件事就算说定了，三天以后我会带着松月正雄和柳川信哲来，其余的事由你来打理。顺便问一句，宪兵们常来战俘营吗？”
渡边笑道：“野藤君，在这个山沟里，我就是上帝，而上帝会惧怕宪兵吗？”
薛占魁坐在宿舍里的铺板上发愣，他面前摆着几个白面馍和一碗炖羊杂碎，这是伙房根据战俘营最高长官渡边少佐的命令为他加的餐。薛占魁的心情很恶劣，几乎没有食欲。在他看来，这些平时见不到的食物无非是猪饲料，其目的是把猪养肥后再行宰杀。薛占魁非常后悔，真不该为个窝头就惹出这么大事来，和张宝旺的交手不但使自己当众丢了脸，还招来杀身之祸。当渡边把决斗的事通知他时，薛占魁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参加这种毫无意义的决斗，而渡边根本没打算征得他的同意，只提供了两种死亡的方式供他选择，要么被枪毙，要么死在决斗场上，前者是必死无疑，后者还有百分之五十生还的希望。
实际上这是没有选择的，薛占魁不干也得干。听说他的对手是个剑道和铳剑道高手，薛占魁以前只听说过日本剑道，至于铳剑道他还闻所未闻。渡边的解释很简单：“按你们中国人的说法叫拼刺刀，你是个老兵了，应该很熟悉吧？至于用剑还是用刺刀你可以自选，不过我个人建议，你最好选择刺刀，否则你一点获胜的可能都没有。”
薛占魁心说，这两种方式他都没有把握，剑道就别提了，日本人那种双手使用的***他连摸也没摸过。至于拼刺刀，薛占魁倒还算熟悉，在中条山战役中，薛占魁所在的部队和日军进行过营级规模的白刃战，作战效果非常糟糕，在他的记忆中，那一战虽然自己毫发未损地刺倒了四个鬼子，但战后统计，全营每个连队都达到三分之二的伤亡，以至于弟兄们一提起拼刺刀就谈虎色变，士气低落。
国军在战前不是很注重刺杀训练，尽管不少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有着日本军校教育的背景，但并没有因此对部队刺杀训练产生过什么积极的影响。而黄埔军校自建立之初，就将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军事训练倒是第二位，这个军校之所以闻名遐迩，是由于时代背景和政治因素所决定的。它的前几期学员受训期平均不过是几个月时间，譬如一期生全部在校时间是6个月，二期生11个月，三期生时间稍长，也只有15个月，四期生又变成7个月，这分明只是个速成班，在这么短时间里很难培养出合格的军官。平心而论，黄埔军校初期培养的军官在战术素养方面还不如北洋系的保定军校，在冷兵器方面的训练就更不用说了，几乎为零。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德军事合作进入蜜月期，国民党军队特别是中央军，受德国军事思想的影响颇深。由于德国陆军在传统上更重视步兵火力的持续性和射速，在训练科目上也同样不重视刺杀格斗，只有在巷战或堑壕突击战等个别情况下，德国步兵才会使用刺刀、匕首和工兵锹进行肉搏战。这一点并不符合当时中国军队以日本为假想敌作战的实际情况。这一训练方面的失误，使中国军队在战争中付出高昂的代价。
薛占魁在中央军当了八年兵，虽然成了兵油子，但同样没有受过刺杀训练。此时薛占魁茫然地看着西边的落霞，心情愈发沉重，他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自己。
薛占魁练习过武术，他少年时练武的原因很简单，就在他的家乡，河北深县魏家林村，19世纪末出现了一位武术大家王芗斋。王芗斋先生少年习武，年轻时游历甚广，曾遍访名山大川，与众多武林名家切磋技艺，后来在形意拳基础上，汲取众家之长，自成一派创立了“意拳”。
“意拳”无套路及固定的招式招法，名之“意拳”，以强调“意”在拳术训练中的重要作用。“意拳”的创立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次重大革命，曾在当时的武术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后来北平名宿张玉衡、齐振林两位老先生赠“意拳”名“大成拳”，于是“大成拳”遂由此传开。
“大成拳”以意念控制肢体，强调精神集中，呼吸自然，周身放松，让肢体各部连成一个整体，使精神和肢体、肢体和外界达到高度协调统一，从而充分发挥精神和身体的能量。
薛占魁作为王芗斋的小同乡，少年时便和同村的一些孩子跟随王先生练习“大成拳”，他坚持练习了十几年，当兵以后也没有放弃。以他的技击能力，若是和一般的武术家交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