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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尽管如此，处境艰难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还是给这支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最大限度地在福建、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在闽浙皖赣建立新的根据地；开展反日运动；深入敌人远后方去消灭敌人单干部队，破坏杭州至江山的铁路与公路运输线，吸引“围剿”中央苏区的一部分敌军回援其后方。
为了执行新的艰巨任务，红七军团在瑞金经过短暂的休整，突击补充两千多名新战士之后，就携带五百多担抗日宣传品以及一些炊事用具。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搬家大军”挥师北上。挺进闽浙皖赣边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抗日先遣队的这次行动，也是对几个月后主力红军西征的一次预演。
于是。中央红军主力日后在长征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麻烦，被“投石问路”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几乎是一个不落地统统提前体验了一遍，而且实际形势还要更加的恶劣和严峻！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反革命势力的社会基础雄厚，保安团的数量众多，保甲制度也较为严密，交通与通讯又很捷便，所以敌人在浙江总是能及时掌握红军的行动情况，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红军。抗日先遣队却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仗、遭遇仗。虽然因为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极差，红军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
而且，对于红军指战员来说，因为在浙江战场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有时即使有了战机，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浙江省到处是反动统治势力，几乎没有群众基础，一仗打下来，出现的伤员根本无法就地安置。而抬着伤员行军打仗，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伤员要两个战士抬，还要一个战士替换，长距离抬下去，就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伤病员丢了，那是革命军队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尽管处境十分不利，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广大指战员们，依然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排除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在浙江战场上连续行军作战，不断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追击和“围剿”，打了一些胜仗，粉碎了敌人消灭这支红军的企图。
除此之外，他们在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在崖石上、墙壁上、电线杆上刷写“抗日反蒋”、“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等标语，散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宣传品，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从政治上呼应中央红军长征，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部队虽然战斗和非战斗减员较大，但沿途陆续给各游击区留下了一千多名军事骨干力量，作为发展红色政权的种子
就这样。寻淮洲和粟裕带着这支仅有几千人的小部队，前后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拖着十多万国民党围剿部队到处兜圈子，历时近四个月，行程一千六百多公里，最后终于甩掉了追兵，突破了封锁线，胜利抵达江西东北部的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同志领导的地方红军会合。
接下来，鉴于红七军团已经打得只剩下了三千多人。无法再维持军团的建制，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跟方志敏的部队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红七军团改编为红十九师。寻淮洲任师长，粟裕任军团参谋长。
同时，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西渡湘江，中革军委又命令红十军团立即再次出击敌后，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皖浙边苏区。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嫡系兵力。并且特意强调：“行动须迅速，不宜再迟延。”
因此，红十九师只得不顾长途跋涉的疲惫，于十一月十八日再次踏上征途。先是在浙江边境击溃了国民党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的两个团，打得蒋志英负伤败退常山，红十九师因此缴获颇多。
接着，红十九师利用强行军甩开追兵，途径衢县上方镇，北渡新安江，进抵桐庐地区，并且在转山浦设伏。击溃了国民党补充一旅王耀武部的一支小分队。但也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师长寻淮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挥师逼近昌化、临安，打到距离杭州不过一百公里的地方。深深震动了浙江省会杭州。
但是，不管是实际指挥这支英雄部队的寻淮洲师长，还是刚刚脱离了红十军团总部，赶来前线督战的粟裕参谋长，都明白他们的部队已经打到极限了，实在是没有余力继续向杭州挺进——因为省城杭州遭到威胁，国民党四十九师、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以及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主力，正仿佛被狠狠抽了一鞭子似的，拼命从几个方向加紧对红十九师的追击和围剿，企图切断红军的前进道路，进行包围和歼灭。
对于势单力薄的红十军团来说，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杭州，看似近在咫尺，其实却远在天边。如果不顾一切地继续进军，即使能够侥幸地杀到杭州城下，接下来也肯定会被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歼。
偏偏远在千里之外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一方面在电报中措辞强硬，完全不顾红十军团的艰难处境，不断下达各种硬性指示，容不得半点打折扣；一方面却又朝令夕改，一会儿一个主意——有时候要求红十军团打大仗，向大城市进军，调动敌人，给中央红军减轻压力；有时候却命令红十军团保存实力，尽量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地方建立稳固根据地弄得红十军团一时间无所适从，连下一步该如何走都是吵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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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有多大的胃口，吃多少饭！我们红十九师号称是一个师，实际上才三千人，甚至还不如王耀武的一个旅！整个军团也才一万人。中央竟然想要我们凭着这点兵力去打杭州，简直是异想天开！”
昌化县远郊山区，突起在蜿蜒山路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粟裕参谋长展开了一张从保安团那边缴获的浙江地图，跟寻淮洲师长商量着下一步的作战方略，同时也发泄着对于中央某些不合理指示的牢骚。
“现在因为我们身处于交通不便的浙西北山区，敌人难以利用公路和铁路运动部队，兵力调度较为迟缓，这才让我们进逼到了距离杭州不远的地方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随意跳出山区，到杭嘉湖平原上跟国民党反动派硬碰硬！就算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再差，蚊子多了也能咬死大象！更何况，国民党如今派来对付咱们的围剿部队，可不仅仅是那些废物保安团，还有四十九师和补充第一旅这样的硬骨头！”
说到这里，粟裕忍不住就是摇头一阵哀叹，“以红十军团眼下总计不过一万多人的兵力，充其量也就能陪着他们在山沟沟里玩捉迷藏而已。真要是打一场正面作战，这两根硬骨头不管哪一根都很难啃啊！”
“是啊！粟裕同志，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蒋介石的老巢，反动势力十分强大。虽然在几年前曾经有过一波红色浪潮，但目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都已经被破坏，更没有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作为我们的依托不过，我们也不能只从悲观的角度看问题，浙江的工农劳苦大众同样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大革命时期就受过不少影响。浙江有些地域的地形条件。对我军作战也很有利。而且这一地区相对富庶，我军筹集军粮、军饷和服被比较容易。总之，我们并不是一定无法在浙江省立脚生根”
寻淮洲则是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浙江战场的特殊性，“从全局来看。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虽已丧失，但是国民党的主力正被我主力红军吸引于湖南地区，那里是目前的全国主战场，相对地说来，浙江的敌人比较空虚，而且。如果在浙西立足，我们可以同坚持在南方的几个老苏区互相配合，互相支援”
“但这需要我们把队伍分散开来打游击，把正规红军重新变成游击队！”粟裕烦躁地脱下了自己的军帽。狠狠地摔在军事地图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和决心，不能来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把正规战变成游击战，我们根本不可能在浙江立脚生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话虽这么说，但两人似乎都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么搞的话。很容易会被上纲上线到“政治错误”的！
当然。鉴于如今面临严重敌情，红军貌似节节胜利、威震敌胆，其实却是处境危殆。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之祸。他们之前也早已决定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责令，放弃继续挺进沪宁杭的军事冒险，掉头转回皖南山区至少在“昌化暴乱”的消息传来，王耀武的追击部队从身后消失之前，他们还是这样想的。
因此，即使在得到了“昌化暴乱”的模糊情报，并且发现追在身后的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已经被引走，暂时脱离了危险之后，自知势单力孤、打不起消耗战的粟裕和寻淮洲，也没有冒冒失失地带着红十九师赶过去跟“昌化县城的同志们”会合，而是在县城西南方三十多公里外的瑶山乡一带休整和观望。
——以红十九师的单薄兵力，是没办法离开崇山峻岭的遮蔽，在平地上正面硬撼王耀武的补充一旅的。
所以，对于昌化县城里那些即将被王耀武剿杀的“暴动群众”，如今处境同样危如累卵的粟裕和寻淮洲，除了对他们报以同情之外，也只能派出少量哨兵去打探消息，看看能不能救一些人出来。
“说起来，在昌化那边搞暴动的同志，到底是怎么弄的？居然把声势搞得那么夸张？”
提起这事，寻淮洲的嘴角就忍不住流露出一丝笑意，“以讹传讹地到了我们的耳朵里，居然变成苏联人派出铁甲车队和飞机来中国闹革命了！这样的荒唐事，我简直都不敢往中央上报，免得挨批！”
“谁晓得呢？乡下传言总是不怎么可信的。”粟裕无奈地耸了耸肩，“听说当年张勋复辟的时候，乡下也有人说什么‘张大帅派十万天兵天将，扶起皇上坐龙庭了’，一些人甚至被吓得重新留起了辫子更别提咱们苏区的那些领导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上都被‘击毙’多少次了？毛。主席还开玩笑说，他若是每在报纸上被‘击毙’一次，就办一回活丧的话，光是靠收白包就能变成大富翁了！”
“呵呵呵，粟裕同志，你这张嘴还真是谁都敢拿来开玩笑啊！以后只怕是要吃亏在这上面！”
寻淮洲笑着摇了摇头，“还是等侦察员回来再说这事吧！我们先去吃晚饭！今天有蘑菇、竹笋和咸菜煮的汤，还有香喷喷的大米饭管够！要是炊事员还能买几口猪回来，咱们就可以好好打一顿牙祭了！”
“是么？那可就太好了！哎，浙江这里的敌情确实严峻，但毕竟是比较容易吃上饱饭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处境困难，但是官兵在待遇上同甘共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每人每天一律只有5分钱的油盐菜柴钱，党政人员也和部队一起吃大锅饭。可即便如此，由于常年遭到围剿，中央苏区的粮食供应依然很困难。红军经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