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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大陆新村九号，一座三层的红砖小楼内，鲁迅和许广平就正在端详着一套刚刚发行的新货币。
“这就是红军发行的沪票么？啧啧，果然是清一色的红票子呢！看着好革命哦！”
望着掌心里这一叠红彤彤的小票子，许广平不由得娇笑着啧啧称奇，“可惜就是个头太小了点儿，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钞票。而且材质也挺奇怪，非纸非木，更非金属，真不知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上海公社发行的钞票。正式名称是上海苏维埃银行币，但按照民国的习惯，一边被简称为“沪票”。
为了彻底斩断一切伪钞制造者的妄想，穿越者们在一番讨论之后，索性不用纸张，而是用光滑挺括、不怕水浸的塑料薄片来制造沪票的“纸币”——二战之前的塑料工业还很原始，连无色塑料都还只是刚刚发明。至于能够用来印刷图文、制造票证的塑料，要到二战之后才会被发明和广泛应用由于一个世纪的技术差异，这种现代社会在校办小作坊里就能生产的货币，到了民国却成了不可思议的科幻产品。
所以，上海公社在1934年的此时，就使用塑料货币这种“黑科技”，对于伪钞制造者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你们不是很有能耐吗？若是当真那么有本事的话，倒是提前把这种塑料给我发明出来看看？
就算有人勉强用硬纸板造出了伪钞，一般人检验伪钞的办法也很简单——丢到水里泡一泡就行了！
为了节省材料和凸显差异，这种塑料钞票比正常的钞票要小得多，基本只能跟塑料菜票看齐，每张只有约摸两张半的标准邮票大小，正面是币值数字和图案，背面则印着“每元钞票可兑换精盐一斤（500克）”。
为了彰显我党我军无产阶级红色革命的基调，这种塑料钞票的基础底色，一律采用深浅不一的大红、紫红、粉红、玫瑰红等等。然后，考虑到当前国内的残酷战争环境，还有即将迎来的帝国主义列强干涉和入侵，为了激励国民的勇武之风，钞票图案一律以充满科幻色彩的先进兵器作为主题。
具体来说，在这种塑料沪票里面，一元纸币上的图案是一杆ak47突击步枪；两元纸币上的图案是一门107多管火箭炮；五元纸币上的图案是一架翱翔蓝天的武装直升机；十元纸币上的图案是一辆双联装炮塔的天启坦克；二十元纸币上的图案是一架威风凛凛的机动战士高达；五十元纸币上的图案是一艘使用鲨鱼外观涂装，显得异常狰狞恐怖的基洛夫飞艇；一百元纸币上的图案则是一朵冉冉升起的核爆蘑菇云
总之，让不明就里的现代人乍一看去，恐怕还以为这是什么红色警戒游戏爱好者俱乐部的餐票。
在这些用红色塑料做成的“纸币”下面，还有用硬质红色塑料制成的上海苏维埃政府硬币，体积则跟现代的游戏币相当。其中，五角硬币的图案是“铁拳爆菊大出血”； 两角硬币的图案是镰刀锤子党徽；一角硬币的图案是一颗五角星事实上，在最初的时候，王秋还打算按照民国时代的习俗，用方志敏、粟裕、金奇娜等人的头像作为硬币图案，弄一堆“方大头”、“粟大头”和“金大头”出来。
谁知方志敏和粟裕一听此时，当真是吓得魂不附体，赶忙连声推辞——于是，硬币图案便被换成了体现工农政权特征的镰刀、锤子、齿轮、铁拳、五角星等抽象符号。
后来，穿越者们才知道，在瑞金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中央苏区政府也曾经发行过纸币，并且原想在纸币上绘制*头像，被*坚决拒绝，后来才改为列宁头像。
很显然，既然连主席同志都不敢或不愿往纸币上刊印头像，方志敏他们这帮人就更没这个胆量了。
由于“沪票”的一元币值仅仅相当于一斤精盐的市价，实际购买力要比银元低得多，所以上海公社没有发行面值更低的分币，被一般市民颇为形象地统称为“红角子”。
刚刚换上了“上海苏维埃银行”牌匾的原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坐在自己那间熟悉而又陌生的办公室里，看着陆续有上海市民用大麻袋扛着精盐从楼下的大门里出来，中国第一位女银行家张幼仪忍不住苦笑起来。
“为了发行你们的这些‘红票子’和‘红角子’，我的银行都要变成盐行了”
她叹了口气，对坐在小沙发上喝茶休息的王秋同学有些抱怨地说，“你们的准备物资够用吗？”
“放心，我们已经运来了六百吨的精盐，足够应付任何挤兑，并且给广大市民建立起信心。实在有需要的话，就是再调拨一千吨精盐过来也没什么问题。”王秋放下茶杯，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能换到东西的钞票就是好钞票，就是有信用的货币。只要货币能流动，商品就能流动，市场自然会繁荣。”
“但问题是，这种纸币的信用一时还是建立不起来，就我所知，很多商铺都在坚持拒收这些看起来实在不像钱的沪票你们到底是为啥要把钞票弄得这么奇怪啊！”
张幼仪苦恼地挠了挠头发，“用食盐当准备金，把银行弄成盐行古今中外有哪个银行家这么玩过？再这样搞下去，以后大家打招呼都要说‘你们家好有盐哦，有盐人家果然不一样’呵呵呵呵”
一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完，这位女银行家就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而王秋则是怜悯地望了她一眼——没见识就是没见识，事实上，古往今来搞“盐本位”钞票的人多了去了。比如说，我国北宋时期就曾经发行过“盐引”，或者说盐钞虽然这玩意儿最后被弄成了原始版本的期货和股票；而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山东根据地，也以海盐为资本发行过“北海币”，并且币值相当坚挺。
更何况，不管是金本位也好，盐本位也罢，其中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枪本位”！也是在暴力基础之上建立的货币信心。要是老百姓对某个政权的生存缺乏信心，那么任凭你搞什么本位，有多少黄金储备都是白搭。而只要红军能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那么就是空头钞票都有人肯收
而红十军团即将面对的下一个敌人，也已经在上海公社诞生的这一天，悄然地出现在了远方的海面上。
——当天中午，上海公社就接到了外敌来袭的第一条警讯：“祝桥镇方向发现日本军舰！”
九十三、帝国主义干涉的前奏（）
上海，浦东，祝桥镇郊外
在遥远的未来，这片邻近长江出海口的低洼湿地，将会耸立起一座规模宏伟，技术先进的现代化航空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还有全中国第一条试验性的磁悬浮列车轨道，到处洋溢着高科技的奇妙氛围。
但在1934年岁末最后一天的此时此刻，这里依然只有一片广袤的稻田和荒芜的芦苇荡。
“啧啧，这就是大海吗？怎么不是蓝色的？看着比咱们老家的山溪浑浊多啦！”
凛冽的寒风中，董小山排长背着榴弹弹射器，挎着56半自动步枪，腰里别着手枪和战术匕首，眯眼打量着前方一望无际的江面——或者说海面。在这位江西汉子的眼中，冬天的长江口虽然阳光灿烂、波光粼粼，但是寒冷的天气、光秃秃的原野和浑黄的江水，带给他的印象并不是太好。
——红十军团从苏州一路向东的征途，在这片江南大地的边缘，终于走到了最后的尽头。
再往东，就是波澜壮阔的大海。侵犯中华的帝国主义列强舰队，就是从那里劈波斩浪而来。
于是，董小山排长奉命带着他的那个排，在这里驻扎了下来，开始动工修建上海公社的海防观察哨。
如今，海防观察哨的修建工程还只是刚刚起了个头。而董小山排长此时之所以不在施工队伍里，则是因为他刚刚去了一趟设置在祝桥镇的营部。领了这个月的军饷和海防哨卡的工程款回来。
——嗯，严格来说，在抗战之前的工农红军内部，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饷的。
由于当时红军所处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大都经济落后、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并均处于被敌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十分缺乏，往往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所以，大部分红军都废除了薪饷制度，采用供给制，只是偶尔发一些零用钱，并且账目公开，官兵待遇绝对平等——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的时候。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从来没有军官吃香的喝辣的，士兵却饥寒交迫衣食无着的情况。因此即使很久没发钱，士兵也不怨恨什么。几乎没有闹饷的事。
正是这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精神，使红军战士在任何艰难困苦条件下都能保持高度的团结。
所以，董小山排长这回领到的军饷，其实应该算是本月的零用钱和庆祝上海公社成立的红包——为了让战士们对新货币加深印象，红十军团上下在今天每个人都发了完整的塑料“沪票”一套，从一百元的纸币到一角硬币样样都有，合计一百八十八元八角，实在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
按照换算成盐价之后的实际购买力，这笔钱在上海滩约合六块大洋，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除了全排官兵的红包之外。董小山排长还领到了海防观察哨的修筑经费——原本是可以让战士们自己动手的，但由于上面赶工期催得急，所以不得不钱就地招募雇工，以便于加快建筑进度就在他返回工地的一路上，董小山排长还操着紧急特训的上海话，对着每一个经过的村子高喊：
“招短工！招短工！给红军挖土修房子，管早晚两顿饭，每天再发两元沪票！”
眼下正值江南的冬季农闲时节，距离热闹的春节又还挺远，上海郊外各处乡村里，都有不少整天无所事事晒太阳的闲人。虽然对初来乍到的红军颇有些疑虑，但还是陆陆续续有几个人试着跟了上来。
于是，当董小山回到海边驻地的时候，身后又跟来了五六个本地青壮。
董小山他们那个排的驻地，就在日后上海国际机场的位置上。此时，在一面飘扬的红旗下，全排战士正和雇佣来的十几个民工一起，热火朝天地喊着号子，在这寒冬腊月里挥洒汗水，努力抢修着海防观察哨。
所谓的海防观察哨，其实相当简陋，就是在距离海岸线很近的位置，选择一块比较结实的土地，在这里用泥土和石块设法堆砌起一个小土墩，然后在土墩上搭建一个岗楼——上海位于地势低平的长江三角洲尽头，海岸线上几乎没有山峰，想要让哨兵的视野更远一些，就只能依靠人工堆土来制造高地。
像这样的观察哨，红十军团预备在沿海地区修筑起二十个到五十个，再配合上穿越者们正在架设的预警雷达，就能对东方的海面进行全方位的警戒，以防帝国主义列强的舰队突然来袭。
当然，对于被雇佣来挖土方和垒砖头的上海民工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预先说好的报酬。
“老总啊，咱们怎么说也给你们干了一天的活，手都累得抽筋了！你们怎么能随便给几张稀奇古怪的红票子来讹人呢？我这半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钞票！就是中央银行的钞票也不是这副模样啊！”
一位黝黑干瘦的年轻人，捏着一张